《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博大精深的编年史钜制，自问世以来，即为历代学人所称誉，对宋代以后包括方志在内的史部典籍有很大影响，至今仍是史家治史必须依靠的重要文献。
    既得益於集体修书之力，又收个人裁断考索之功，这是《通鉴》成功的两个重要原因。清代潘耒论修史之要说：“搜访欲博，考证欲精，职任欲分，义例欲一，秉笔欲直，持论欲平，岁月欲宽，卷帙欲简“（《遂初堂文集·修明史议》）；可以说《通鉴》都做到了。《通鉴》虽编成于过去，其意义却指向将来，一如任何文本在与当前的关联中，都可以产生新的诠释学意义一样，作为中国古代唯一一部集体编书成功的典型范例，它至少在以下六个方面为当代方志的修纂提供了有益的诠释学启示。
    一、妙选人才是保证志书质量的关键
    地方志多数是众手修成，故如何挑选人才，乃是质量保证的关键。唐代史家刘知几认为史家必须兼备才、学、识三长，“苟非其才，则不可叨居史任”（《史通·核才》）。清代史家章学诚亦认为“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文史通义·史德》）。而历代史馆修史失败的一个原因，就是引进者多非其才，以致恩倖贵臣，凡庸贱品，终日饱食安步，毫无作为。《通鉴》的修撰成功，首先是妙得人才的结果，总结其经验，对新修志书当是有益的。
    司马光先后荐召刘恕、刘攽、范祖禹三人协修，他们是否都为当时天下之选呢？
    先看刘恕，时人称他“为人强记，经传之外，闾里小说，下至稗官杂说，无所不览，其谈数千载间事，如指诸掌，终身不治他事，故独以史学高一时”（《范太史集·秘书丞刘君墓碣》）。刘氏曾撰《五代十国纪年》，以拟北魏崔鸿之《十六国春秋》，又撰《通鉴外记》，以记周威烈王以前事，多《史记》、《左传》所不载者。如此难得人才，故凡遇纷错难治之史事，司马光都慎重委之于他，甚至谦谓自己担任主编，实际只是蒙成而已。
    次说刘攽，亦邃於史学，博记能文章，曾著书百卷，其中《东汉刊误》，尤为人称颂。王安石从不轻易赞扬人，却有诗赠他：“刘郎高论坐嘘枯，幕府调腼用绪余，笔下能当万人敌，腹中尝记五车书，闻多望士登天禄，知有名臣荐子虚，且复弦歌穷塞上，只应非晚召相知。”（《王荆公诗集·送刘贡父赴秦州清水》）倾挹如此，可见其才高当时。
    再论范祖禹，在司马光的编书集体中，他年纪最轻，即知识明敏，好学能文，著作有《唐鉴》十二卷、《帝说》八卷、《二皇政典》六卷。而《唐鉴》专详李唐一朝，深明三百年治乱，学者极为尊崇，以致称他为“唐鉴公”。
    司马光慧眼识人，朝廷馆阁之士一个不取，却精选天下人才而得此三人。他的这个编书集体，年龄参差，老少结合，他们道相合而情相笃，各具学术专长，都是当时第一流学者，难怪晁说之称：“《通鉴》之为书，有贤杰辅相相攻坚析微，如此安得不善邪。”（《嵩山文集》卷十八）而刘恕等三人之遇司马光，司马光之遇英宗、神宗，亦可谓时也。顾炎武认为修志必其人有学识，且要有逢时之机缘（《亭林文集·营平二州史事序》）；章学诚亦主张应立志科以广搜资料，“积数十年之久，则访能文学而通史裁者，笔削以为成，所谓待其人而后行也”（《文史通义·方志略例一》）；瞿宣颖更慨叹：“不得真史家，则无宁但保存史料”（《志例丛话·通诠》）。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列举七十馀种名志，无一不是名儒精心结撰或参与商榷的结果。他们或“手定议例，妙选人才，分任而自总其成，故成绩斐然也；或既物色得人，则隆以礼貌，专其委任，拱手有成，不予牵掣”；都可见无论良史或佳志的修撰，必以先得人才为前提，揆之今古及未来，绳以志乘及他书，当无一有例外，所谓事在人为也。反之，历代府州县志，凡“浅俗不典，迂谬可怪，油俚不根，猥劣可憎者”（《章氏遗书》卷十三，《论修史籍考要略》），一般都是因为操觚者不学无术，肆意漫笔。著述无主，必然猥滥，所以顾千里批评说：“事既归官，成于借手，府县具文，撰修类皆不学，虽云但縻餐钱，虚陪礼帊，犹复俗语丹青，后生疑谈。”（《广陵通典》序）
    二、明确分工才能发挥专长
    集体修志，个人专长固然重要，如何相互配合，尽展其能，亦值得重视。刘知几指出：“设官分职，伫勣课能，欲使上无虚授，下无虚受，其难矣哉！”（《史通·辨职》）章学诚亦云：“提调专主决断是非，总裁专主笔削文辞，投牒者叙而不议，参阅者议而不断，庶各不相侵，事有专责。”（《章氏遗书》卷十五《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都强调明确分工，各有专职的重要。而司马光的具体做法，也颇值得志家借鉴。
    《通鉴》分工进行编修，是根据各人的专长。刘恕“于魏晋以后事尤精详，考证前史差谬，司马公委而取决焉”（《范太史集·秘书丞刘君墓碣》），刘攽是汉史专家，则负责汉纪部分，范祖禹稔熟唐事，故分职唐史，以后又兼及五代。最后成书，则“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通鉴问疑》）。
    助修诸人，分工明确，各尽所长，又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范祖禹入志局较晚，司马光曾告诉他：“请从高祖起兵修长编，至哀帝禅让而止，其起兵以前、禅位以后事，于今来所看书中见者，亦请令书吏别用草纸录出，每一事中间空一行素纸（以备剪开粘缀故也），隋以前与贡父，梁以后者与道原，令各修入长编中，盖缘二君不看此书，若足下只修武德以后天祜以前，则此等事尽成遗弃也。二君所看书中有唐事亦当纳足下处，修入长编”（《司马文正公传家集·答范梦得》）可见各有专门，担负责任，又互为录致，铨配合理，增上之缘，彼此补益。而刘恕因风挛早卒，五代部分初稿未成，最后也是由范祖禹继续补完的。
    除助修诸人互相配合默契外，主修司马光也主动与助手讨论义例方法。特别是刘恕，素为司马光服膺，商榷尤频。《通鉴问疑》集二人往复相难之语，涉及书法、正统等体例及有关史实问题，发明深广，启发宏富，以致刘恕之子羲仲说：“君实寓局秘阁，先人实预讨论，君实与先人皆以史自负，同心协力，共成此书，曰光之得原，犹瞽师之得相者也。”（《通鉴问疑》）
    刘知几曾激烈批评史馆科条不立，铨配无人的弊病，认为其直接结果就是丧失史家职守，“用使争学苟且，务相推避，坐变炎凉，徒延岁月”（《史通·忤时》）。历代修志，职守不专，相互推诿，彼此牵制，坐啸无事，累年难就的情况也很多。《通鉴》的成功，说明能否研讨互助，激发灵思，配合有效，富于创意，即既重视激励切合每一个体的个人学术专长，又注意发挥集多数人为整体的结构性优势，也是关系到志书质量高低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