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众手修书必须统一方法
    众手修书，明确程序，规定步骤，统一方法，最为重要。否则人多庸杂，如散钱无串，例既不精，稿何能善？又“譬为巨室，千门万户，各执斧斤，任其目巧，而无规矩绳墨以一之，可乎？”（方苞《望溪先生文集·与一统志馆诸翰林书》）《史通·忤时篇》有云：“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杨令公则云必须直词，宗尚书则云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可在？”痛哉刘氏斯言，可永为鉴戒矣。
    司马光统一撰史方法，首先明确三个步骤。一是作丛目，即按年月采摭异闻，排比史料，标出事目，注明篇第，尽量详备。二是作长编，即就丛目铨选修辑，锤练组织，凡有去取，须加考订，小字附注，宁矢于繁，不失于略，无以考者，必两存亡。以上两个步骤，明确规定助手负责，书吏抄录。三是定稿，由司马光一手裁定，删其繁冗，整齐杂越，考订异同，修改润色，如出一炉。
    除在具体步骤上有统一安排外，《通鉴》更强调发凡起例的一贯功夫。如纪年以后来者为定，借年纪事，授受相承，不别正闰，无所抑扬；叙事先提其纲，后原其详，首详由来，次及本事，书一事而他事连类及之；载人不为宋讳改书，人之初见者冠其邑里，国名人名相同者增文示别。宋乾道年间，司马光曾孙仍掇取家藏遗稿，辑为《通鉴释例》一书，推论当时凡例有用天子例、书列国例、书帝未即位及受禅例、书称号例、书官名例、书事同日例、书获斩例、书复姓例、书字例、书反乱例（《玉海》卷四十七，《治平资治通鉴》条），从中不难窥见，早在著书之始，对全书义例方法，已逐条明确规定。司马光在《答范梦得书》中，批评他“俱未曾附注，如何遽作长编”。可知其要求是何等严格。
    史志专书方法的重要，直接关系到历史本体的再现。章学诚认为“志为史裁，全书自有体例”，不仅应有前后一贯的方法，甚至“志中文字，俱关史法，则全书之命辞措字，亦必有规矩准绳，不可忽也”（《章氏遗书》卷十四，《与石首王明府论志例》）。因为“有典有法，可诵可识乃能传世行远”（《文史通义·方志立三书议》）。特别是集体修志，最忌条理混乱，杂沓重出，详略失体，文词浮泛，如方苞《与一统志馆诸翰林书》所说：“体例不一，犹农之无畔也，博引以为富，而无所折衷，犹耕而弗耨也，且或博焉，或约焉，即各致其美，而于体例已不矣。”这方面的正面例子有光绪《顺天府志》，秉笔者既多博学通人，方法又极为严格缜密，洵夫有典有法，艺林称颂。负面教训历代屡见，以致章学诚讥贬下焉者为文移案牍，江湖游乞，随俗应酬，上焉者亦不过文人游戏，小说短书，清言丛谈。一言以蔽之，方法不好或不明确不统一，绝不可能有高质量的志书。
    四、集体修志应做到日程宽与紧的合理统一
    司马光主修《通鉴》，一方面由于神宗的眷顾优隆，使他有潜心治学的安定环境和充裕时间，如潘耒所说，假以悠闲宽松之岁月，历十九年而磨成一书；一方面又有鉴于史馆徒延岁月而无所事事的前辙，明确限定每卷完成期限，从而最终保证了这部浩繁巨著的按期毕役。朱子说撰述乃生命之大业，应“宽着时限，紧着功夫”，“宽”“紧”二者统一，正是立言不朽的经验之谈，也是《通鉴》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何做到后一方面的课以日程呢？司马光在《与宋次道书》中说：“某自到洛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至今八年，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以来奏御。唐文字尤多，托范梦得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十年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追补，自前秋始删，到今已二百余卷，至大历末年耳。向后卷数又须倍比，共计不减六、七百卷，更须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纬略》“《通鉴》”条）。
    可见他是以三日完成一卷的速度进行工作的。尽管北宋政府对他“量加常俸，不责课程”，然而司马光督课依然甚勤，而于己尤严。特别是中间遭到小人浮言中伤，诬告书久不成后，他更“严课程，省人事”（《司马温公年谱》卷七），促修益急，计日起功，且不惮烦费，细大不苟，自谓“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进资治通鉴表》）。助手如刘恕，虽得风挛，右手足废，仍不罢修书，病亟乃止，辛苦之状，课程之严，实不难想见。如此则避免了终年卒岁，毫无刊述的史馆陋习。
    人之生命有限，日力自当爱惜，何况著述大事，岂敢虚掷光阴，徒延岁月？清钱泰吉撰《海昌修志开馆条约》，列举四条撰作原则，其中一条即日力宜爱惜，颇值得今人反复玩味，不妨节录此：“欲成佳著，固难刻期，……若草率从事，有愧于心，然不惜分阴，淹滞岁月，则继晷无资，汗青何日？……资脯无多，冷斋共事，所望在馆诸君子，共甘淡薄，共惜居诸。各镇采访诸君子，不惮辛勤，不徇情好，早日告成，各列姓氏，共疑则辱，共信则荣。泰吉力小任重，敢事偷安？拟立日课簿，与诸君子共考焉。”（《甘泉乡人稿》卷十七）司马光实践在先，钱泰吉警言在后，今日睹其行而听其言，愿与各地修志者共勉！
    五、广泛取材方能避免疏误
    编纂志书，必取材多方，踏勘调查，证之文献，辅以见闻，联贯比勘，对照稽核，方能不疏不误，传信天下后世。《通鉴》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亦足资修志者借镜。
    《通鉴》征引之书达三百余种，其中径自采用而未注书名的尚不在此数。不仅广泛利用了龙图、天章、三馆、秘阁等丰富的国家图书资料，而且还多方搜求或借本誉写散在民间闾巷的私家载籍。如宋敏求家富藏书，多至三万卷，而且都校过三、五遍，人皆以为精密。刘恕亲自绕道亳州借阅，敏求每日具办佳馔为主人礼，刘恕婉谢不受，独自闭门，“昼夜口读手抄，留旬日尽其书而去，目为之翳”（《宋史·刘恕传》）。司马光在洛阳时，读书堂聚书达万余卷，晨夕取阅，虽累数年，仍新若未触手。《通鉴》编成后，书稿在洛阳放满两屋，举凡《崇文总目》史部所录，几乎无不搜采，往往“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纬略》卷十二），可谓博征详考，左右逢源，原原本本，取用不竭。司马光亦自谓：“遍阅旧史，旁及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扶摘幽隐，校计毫厘”（《进资治通鉴表》）。章太炎更盛称：“兼收并蓄，不遗巨细，……所叙条理秩然，皆可以见其功力之深也。”（《史学略说》）《通鉴》记事确凿，无一不有根据，极少疏略或违谬，无疑是与既征引广泛，又辞约事丰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