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在《修志十议》中指出：“邑志虽小，体例无所不备，考核不厌精详，折衷务祈尽善，所有应用之书，……俱须加意采访，他若邑绅所撰野乘、私记、文编、稗史、家谱、图牒之类，凡可资搜讨者，亦须出示征收，博观约取，其六曹案牍，律令文稿，有关政教典故，风土利弊者，概令录出副本，一体送官，以凭详慎诠次，庶能巨细无遗，永垂信史。”（《章氏遗书》卷十五）这是将史料的范围尽量扩大，以求搜访时真正做到巨细毕收，在此基础上才能不仅没有遗阙疏讹之虞，而且能进一步博观约取或详慎诠次，编出纲纪天人，究明大道，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良志。刘知几曾批评史馆修史，视听不周，搜访不博；钱大昕认为“史臣载笔，或囿于闻见，采访弗该，或怵于权势，予夺失当，将欲补亡订误，必当博涉群书”（《潜研堂文集·续通志列传总序》）；可谓负面教训之总结。正面经验是鲁一同撰《邳州志》，凡“上下十九代之史，旁及《通典》、《通鉴》、《通考》、山经、地志、官书、吏牍、世家谱牒、金石文字之类，反复研索，证之以旧志、府志、淮安旧志七八家，参以己意，断为一书。其自有明以前，宗诸正史，大都正误者十之三，补缺者十之四，明季以后，史所不详，则以志证志，兼考官牍，旁采舆论，增损匪多，而劬苦倍至”（咸丰《邳州志》后序）。征引既如此广泛，取舍又如此精严，洵其与《通鉴》一样，都是史海志林中成功的范型。
    六、贯串折衷要靠主修裁断
    主修裁断去取，最重要的是个人心识，必须烛然察照，博闻强识，疏通知远，智慧卓绝，才能运斤施雕，权衡予夺，成一家之言，传诸不朽。刘知几说：“直若南史，才如司马，精勤不懈若杨子云，谙识故事若应仲远，兼斯具美，督彼群才，使载言记事，藉为楷模，搦管操觚，归其准的。”（《史通·辩职》）司马光主修《通鉴》恰恰具备了这些品格，不仅发挥了集体编书的优势，而且表现出一家独断之史识，史学史常将地与史迁并列，称前后两司马，的确并非虚誉。
    司马光少好史学，自幼至老，精勤不懈，苏轼称他“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书数皆极其妙”（《司马温公行状》）。欧阳修虽与旧派政见不合，也说他“德性谆正，学术通明”（《欧阳文忠公集》卷十八）。而他自谓“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表现在学术上，即十分踏实认真，周慎细致，又眼光犀利，游刃有余，是才、学、识兼擅的大家。章学诚曾把三位助手的长编说成是比类（记注），司马光最后定稿方为著述（撰作），比类方以智，而著述圆以周，即可看出主修裁断的重要。
    与一般史官主修虚衔领修，多趋兢无学之士不同，司马光学术深醇，识学严谨，既善于领导，使协修诸人有相济之美，又亲自动手，躬劳其役，抓义例，定书法，明步骤，草提纲。最后又狮子搏兔用全力，反复增删笔削，陶铸炉锤，断以心裁，一出己手，使历十九年而集众修成，达二百九十四卷三百多万字的大书，风格统一，脉络井然，体例严谨，文学醇美。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神识哀耗，目前所为，旋踵即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可见这部学术史上不朽名著的成功，正是司马光毕生心血贯注的结果。
    主修裁断对方志编修的重要，历代学者多有论及。因为“苟非折衷以归于一，无以传后而信今”（《钱大昕《潜研堂文集·续通志列传总序》）。瞿宣颖在《志例丛话·方法》中曾举过一个例子，颇能说明问题，不嫌冗长录之：“分修之人虽极一时之选，而无负责者为之主裁，则仍于无绩。嘉庆《宁国府志》未尝不分聘贤硕，如疆域舆地属之洪亮吉，沿革表属之凌廷堪，食货志、武备志属之震泽举人沈沾霖，选举表、营建志属之芜湖举人葛蓥，然观其沿革疆域为表冠于卷端，而舆地志于星野之后继以风俗，遂于郡土之广轮，乡社之区域，无一语及之，此宁非众手修书，无以主裁之过耶？”更严重的是光绪《云南通志》，不仅分纂多“风尘俗吏”，兔园学究，袜线猥材”，甚至“总理（无总纂）不任笔削，拥虚名以束下，分纂各持意见为选述，无所禀承折衷，总理既于分纂之优劣勤惰不甚别白，分纂则益轻总理，于是志在薪水，相率故怠，缓延数月，黠者甚至希旨迎合，徇私纳贿，行恩报怨”（赵藩《续云南备征志》序），秽我志坛，岂能容忍！如此则何有良构佳志，遑论什么信今传后？这是与《通鉴》编修形成强烈对照的负面教训，颇值得今人反省沉思。
    七、结语
    《通鉴》作为中国古代集体编书的优秀范型，为今天史志工作者留下的启示，当然远不止上述六个方面。
    清代章学诚曾提出“志属信史”的理论主张，此即显示志家一样担负着传承历史文化的天职。因此，今天参加修志实践的志家学者，在从事撰述的同时也在进行精神力量的较量，不仅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写出有份量有质量的志稿，而且更要在志稿完成的过程中，创造真正属己的人格精神。伟大的人格是与伟大的作品相联系的，这是司马光人品与作品统一昭示的真理。反之，粗制滥造、庸鄙浅俗的作品，只能导致自我人格的否定或丧失，是生命精神及意志力量的失败。所以维护志书的学术尊严即是维护个人的人格尊严，而维护个人的人格尊严亦必须维护志书的学术尊严，撰之古今中外，大凡其人其书，或褒或贬，皆各有定位，原因即在于此。
    志书无论今古，多数为集体修纂，因此每一个参与者，都应主动承担自己分工的部分，如同二刘一范那样，相信自己的事业具有庄严的意义和价值，从而认真写出有学术水平的初稿，同时注意相互间的灵思引发，心智激荡，在配合默契因而具有创造性生机的境域中，把理想与价值落实在具有人间温情的合作事业上。科学史的经验表明，群体性的具有相同研究范型的人才，总是成批涌现在开放、挑激、引发、鼓励、竞争的机制环境中。每次阅读历代史志之书，最感慨那些无名氏的奉献，他们尽管默默无闻，各人的际遇有幸与不幸，多数遭受着时代的不公平，然而集少数为多数，对志乘事业的作用和影响仍不可忽视。他们实际已将自己的生命融入了具有深长意义的志乘事业。
    时代需要重新历史性地领会自身民族的精神世界，新时代的志乘事业，更需要司马光式的总纂人物。瞿宣颖特别强调一切学问，以贯串为难，史书无贯串之功，即等同堆积一大堆无用的史料，只有经过主修分擘综辑，才可能有活泼详尽之史志。设想如果仅有二刘一范而没有司马光，如何能有《资治通鉴》这样的不朽名著？正是由于司马光践履了自己的史家职责，认真进行分擘综辑的贯串工作，才使《通鉴》避免了百纳被的弊病，成为一气贯通的结构性完整著作。司马光峻立崖岸，总揽纲要，风声所树，人人知为圭臬。他作为主编留给我们的诠释学提示，就是时刻不忘志家之神圣位置，以主动自觉的精神传导全局，形成新的群体修志的规范，使集体协作如出一人之手，再创领袖时代的名志，不断开拓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