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末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是世界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在空间上，其影响超越欧洲，遍及世界；在时间上，其余波穿透了二百多年的岁月，直指当代。
    位于欧洲边缘的英国，同法国仅一峡之隔，恰如毗邻一场大地震震中的地区，不可避免地受到强烈的冲击和影响。
    对早已存在的英国激进运动来说（注：英国史学界认为，英国激进运动始于18世纪六七十年代，终于20世纪初， 见 J. O. Baylen, N. J.Gossman, 1979: BiographicalDictionaryof Modem BritishRadicals,Vol.I,Introduction,New Jersey,Sussex.），法国大革命既使它突然勃兴，又使它很快失败（注：激进运动的目标是议会改革，即普选权和年度议会；坚持合法斗争。1789年法国革命使本已沉寂的激进运动突然复兴，1795年后逐渐销声匿迹。）。过去认为，这是因为英国有产阶级的恐慌反应和国家机器残酷无情的镇压。现在看来，这种看法过于简单。英美史学界的最新研究表明：法国大革命对英国最大的影响就是推动了保守主义思想的流行（注：H.T.Dickinson（ ed. ） ,1989:Britain and French Revolution,1789～ 1815, St. Martin's Press,New York,P103.）。 本文的目的就是说明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被英国公众接受，并形成了一种社会舆论，以及这种舆论的作用。
    一
    保守主义，英语叫Conservatism，它由动词Conserve变形而来，意思是：使保持在安全、完好的状态（注：王同亿主编译《英汉辞海》，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87，第1096页。）。保守主义“并不意味着开历史倒车，甚至也不意味着抗拒变革；它意味着尽可能长地保持某个事物，并且在不得不进行变革时把变革的幅度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注：钱乘旦、陈晓律：《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第175页。）。可见， “保守”、“保守主义”这两个词在英国并无贬义，没有汉语中“落后、反动”的意思。
    英国保守主义的鼻祖是爱德蒙·柏克（Edmund Burke,1729 ～1797），他是辉格党的领袖之一，学识渊博，见解敏锐。他最有名的着作是1790年11月发表的《法国革命论》（注：原文为 Reflections onTheRevolution in France，译法甚多，现从何兆武先生的译法。见何兆武：《评柏克的〈法国革命论〉--两百年后的再思考》，载于《史学理论研究》，1994.2。），此时离法国革命爆发（1789年7月14日）仅1年零4个月。他在书中预言法国革命将导致混乱状态、 贵族教士将会被剥夺生命财产、弑君、恐怖、独裁、革命向外蔓延等等，这些后来竟一一被证实，其准确性在世界历史上十分罕见。
    柏克的着作一问世，立刻激起了巨大的反响。英国舆论马上出现两大对立阵营：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
    激进主义方面的代表作是托马斯·潘恩的《人权论》（1791年初），此书在中、下层，尤其是手工业者当中，影响极大。这里不打算详述。
    保守主义方面，除柏克外， 还有不少人， 如约翰·里夫斯（JohnReeves）、威廉·拍立（William Paley）、 罗伯特·赖尔斯（RobertNares）、萨缪尔·霍斯利（Samuel Horsley）等等。 他们没有简单重复柏克的论调，或者添油加醋、添枝加叶，而是加以发挥创造。他们不像雄辩家柏克那样，下笔千言、文采飞扬，其立论都很具体简明，瞄准中、下层阶级。他们力图证明：如果听任国内外激进思想泛滥，必然会导致宗教、国家和现有社会秩序的覆灭。到时候遭殃的不仅仅是统治阶级，包括中、下层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都会倒霉。
    综合这些保守主义者的思想，有以下几个方面：
    （1）法国革命建立在抽象的、理性的原则基础上， 如：人的自然的、不可转让的权利，自由、平等和博爱等等。依照这些原则，现实必然是不合理的、丑恶的，不予以全盘摧毁，新社会就无从建立。因此，法国革命同以往历次革命都不同，它可以称作一场“意识形态的革命”。它要砸烂“旧世界”，同过去一刀两断。显然，这样的革命一旦开始，便难以结束，并且带有巨大的破坏性。
    （2）过去的东西，或者说传统并不见得全是坏的。相反， 贵族、宗教、国家、君主制都是自然的、历史的产物，是人类世世代代智慧的结晶。国家是人类的需要，体现了人类的社会功能；宗教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贵族制和君主制历经几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本身就证明了自身存在的价值。
    （3）人类的不平等是自然发生的，上帝创造出穷人、 富人是为了奖勤罚懒。穷人和富人相互依存：离开穷人的劳动，富人不复存在；穷人也可以从富人那里得到指导、雇佣和救济。革命者或者激进分子过分追求平等，必然会鼓励穷人劫富济贫，引发社会动荡，最终从中得益的是毫无财产的社会渣滓。
    （4）英国人没有一部激进的宪法， 但是一直享受着实际的自由，如：法治（rule of law）、正义和政治稳定。 英国宪法长期以来是文明社会羡慕的对象，它给国家权力设置了制衡机制。英国人正享受着实际的经济利益。
    （5）人从本质上说并非理性的动物。就像《圣经》揭示的， 人带着天生的弱点。
    值得指出的是，当时的英国人，包括国王乔治三世、托利党、辉格党成员、柏克甚至潘恩都没有也不可能像我们今天这样清楚地看到英法两国的巨大差异，比如君主制、教会、贵族等等，英法两国虽然这些名称相同，内容却大不一样。仅就君主制而言，英国在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国王正在向“统而不治”的“虚君”演变；而法国的君主历来就是专制首脑。他们往往拿英国的模式去理解法国，这样就看不到法国革命的真正原因，而把革命的弊端一古脑算到少数革命领袖和所谓“巴黎暴民”头上。
    然而，保守主义言论还是抓住了法国革命“抽象”、“理性”的要害。随着革命的步步深入，柏克的预言一个个得到验证，保守主义的说服力越来越强了。
    二
    思想要掌握群众，必须依靠舆论宣传。潘恩的《人权论》是激进派手中锐利的思想武器，这本书的售价虽高达3先令，到1793 年已售出20万册，超过了柏克的着作。它在中、下层阶级当中，影响很大，广为传诵，成了手工业者的政治启蒙教科书。这是过去的研究者常常强调的。
    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保守阵营的宣传规模更大。先说柏克的《法国革命论》，其销售量确实不如《人权论》，但其选段经常刊登在地方报纸上，传播范围也不小。
    再看刊物。在激进组织比较活跃的伦敦，保守派的刊物就有《星报》、《太阳报》、《真正不列颠人报》和《观察家报》。在外省则有《约克郡报》、《利物浦凤凰报》、《曼彻斯特信使报》、《累斯特郡日报》、《纽卡斯尔报》、《苏格兰人信使报》、《爱丁堡先驱报》等等（注：H. T. Dickinson（ed.）,1989: Britainand FrenchRevolution,1789～1815,St. Martin'sPress,New York,P110.）。在曼彻斯特、累斯特和纽卡斯尔，激进和保守报纸并存，但是保守报纸优势明显。又如保守刊物《旁观者》（1792～1793年）、 《战斧》（1795～1796年）、《效忠派》（1803年）， 都压倒了各自的激进刊物对手（注：H. T. Dickinson（ed.）,1989: Britainand FrenchRevolution,1789～1815,St. Martin'sPress,New York,P110.）。再如《反雅各宾周刊》（1797～1798年）在受过教育的人士中非常流行，每次印2 500份，还出了合订本，并重印四次才满足需要。 后来它更名为《反雅各宾评论杂志》（月刊），每期卖3 250份， 一直发行到1821年（注：H.T. Dickinson（ed.）,1989: BritainandFrenchRevolution,1789～1815,St. Martin'sPress,New York,P110.）。
    总之，在舆论宣传上，保守主义占了上风。
    三
    激进组织比较有名的有：“伦敦通讯协会”、“宪法知识会”、“人民之友会”等，后两者属于中、上层阶级组织，影响小。前者则是中、下层阶级尤其是手工业者的组织。它每周收会费1便士， 实际上向一切劳动者敞开了大门。最盛时其分会达90个，每分会满员是36人，同情支持者难以计数。他们的主要活动方式是开会、散发传单和小册子、办刊物、各分会之间保持经常的通信联系。各分会的联合行动就是请愿和召开群众大会。1793年他们向议会提交了36份要求改革选举制的请愿书，1794年4月在伦敦和设菲尔德、1795年10 月在伦敦的哥本哈根大厦附近召开过盛大的群众集会，都造成了巨大影响。
    保守派很快发起了反攻，也建立了许多组织。1792年11月20日，约翰·里夫斯在伦敦“王冠和锚”酒店发起成立了“保护自由和财产反对共和派和平等派协会”。几天之内，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大量的贺信和宣传品（小册子），不少人请求在本地区建立该组织的分会，到1793年其分会数量将近200个。寄来小册子的表示自愿写作，不收稿酬。 在伯明翰和曼彻斯特，最出名的保守组织是教会和国王俱乐部（Church andKing clubs）。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保守派组织，其中主要是有产者阶层，但也有资料表明不少城市贫民和农民也参加了进来（注：H. T.Dickinson（ ed. ） , 1989:Britain and French Revolution, 1789～1815,St. Martin'sPress,New York,P115.）。
    这些组织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如当1795～1796年、1800年对法战争陷入困境时，国王收到了成千上万封来自各阶层的表示忠诚的信；1801年10月，乔治三世登基50周年，全国各地举办了各种庆祝活动，并发出了大量贺信。征集签名是另一种活动。1792年12月，为保卫现行宪法，保守派从各地征集了大量支持签名：伦敦8 032个、利物浦11000个、巴斯5 173个、布里斯托尔数千个，圣阿尔班1 129个……（ 注：H.T.Dickinson（ ed. ） , 1989:Britain and French Revolution, 1789～1815,St. Martin'sPress,New York,P113.）。 这些活动大多数是自发自愿性质的，不过，保守组织肯定在里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保守组织的目的之一是：在国内营造保守主义氛围，威慑激进分子，维护现有的政治秩序。1792年末到1793年春，保守组织发起了许多大规模群众示威游行。群众的集体活动带有强烈的象征意义：群情激奋的游行队伍、唱歌、呼喊口号、挥舞标语和旗帜、头上戴着带结作为徽章、穿过五彩缤纷的凯旋门、当众焚烧潘恩的模拟像。入夜，人们燃放烟火、点燃堆堆篝火，在周围饮酒、娱乐。这些对激进分子构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有时，保守派群众集体活动发展成对激进分子的人身攻击，甚至发展到严重的骚乱。一般情况下，激进分子的言行受到监督，如有所谓煽动性言论立即有人报告到治安法官那里。最严重的一场骚乱发生在伯明翰。1791年7月14日，伯明翰不赞成国教的新教徒（Dissenters ）庆祝巴士底狱被攻下二周年，有攻击国教教会的言行，立即引来了保守派极大不满。在群众骚乱中，一位论信徒（Unitarian ）的聚会场所被捣毁，着名化学家、激进人士普利斯特利的住宅和实验室被付之一炬，被迫举家迁往美洲。在这次事件中，群众得到当地国教牧师的公开支持，地方治安官则对这样严重的事件装聋作哑、视而不见。
    从1792年到1795年，英格兰西北部共发生类似骚乱至少25起，其中在索普（Thorpe）的一次（1794年4月21日），参加者达数千人。 不可否认，这里面也有有产者雇来的暴徒、恶棍和头脑简单的贫民。
    实际上，在政府的镇压、保守组织的巨大宣传攻势和人身攻击面前，激进组织很快就垮掉了。1795年以后，激进运动暂时销声匿迹。保守组织失去了打击目标。
    保守组织的目的之二是：帮助政府抵御法军的入侵和赢得反法战争的胜利。各地的保守组织为解决军属的经济困难而展开募捐，为军队购买棉衣御寒，甚至直接参军打仗，简直成了军队的征兵站和后勤补给基地。
    1792年9月以后，法军征服比利时，侵入意大利、奥地利， 革命政府非常希望得到英国激进组织的支持。拿破仑上台后，扬言入侵英国，也希望得到激进组织配合。1798年法军果真在爱尔兰登陆。这些实际上使激进派在社会舆论中处于孤立地位。尤其是入侵，对民众心理影响极大，因为英国在历史上虽曾多次遭到大陆国家的入侵，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八百年来英国在自己的海岸几乎没有见过一个敌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 第679页。）保守团体马上要求自我武装（1792年12月最早提出）。 政府起初并不同意，可能害怕尾大不掉，后来由于人力不足，拖了一年多才答应。于是保守组织有许多演变成自愿团，各地成立的时间不一。志愿团的武器、服装和其他开支大部分由上层有产者提供，中产阶级也承担了相当大一部分。他们平时集合操练，经常发表“爱国”演说，也搞游行示威。志愿团的参加者主要是富人，甚至也有“可靠的”穷人，都可得到报酬，这笔钱与其说是补偿，不如说是对他们“爱国”的奖励（注：J. R. Westem: TheVolunteer Movement as anAnti -Revolutionary Force 1793～1801.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956,71,P609.）。参加志愿团或保守组织与否， 已成为是否忠于国家的标志。
    志愿团有向民主化、共和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如批评政府大臣，想脱离政府控制，等等。到1801年，政府认识到这个问题，建立了永久性的地方民团（纪律更严，投票选举产生成员）取而代之。
    四
    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英国，政府，或者说国家机器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个问题对本文来说至关重要。
    首先它用武力，或者叫国家力量镇压激进运动。它逮捕过大部分激进领袖：“伦敦通讯协会”的哈迪，苏格兰群众集会（1792年11月初）的主要领导人马格洛特、杰拉尔德和斯克文，宪法知识会书记亚当斯和霍因·图克，并把他们交付“国家审判”（State Trial）。 地方政府也审判了一些激进人士。政府还驱散群众大会。其次，它还采用法律手段：1792年5月21日，一则国王发布的通告号召所有臣民抵制、 反对激进分子的行动；要求治安法官（JPS）、 地方法官广泛地积极地调查进行煽动宣传的作者、出版商和散发、发行出版物的情况。全国共召开了150次地方法官、治安法官会议，公开宣布支持国王，拥护宪法。
    1795年10月29日，国王马车被围事件发生后，政府立即通过了两项法规：凡图谋伤害国王及王室成员者一律处死刑，发表“污辱性”文章可算犯叛国罪；禁止50人以上集会，授予地方官任意捕人的权利，无需法律手续。政府还曾两度中止了“人身保护令”，这在英国历史上是罕见的。1799年7月，政府还颁布了“结社法”， 指名取缔了“伦敦通讯协会”。
    政府还派了许多便衣侦探打入激进组织内部（其组织往往不严密），掌握大量情报材料作为定罪的依据。
    政府还支持纵容一些保守组织的活动，资助了一些保守报刊。许多保守主义作家如约翰·里夫斯、威廉·琼斯、约翰·鲍乐斯、汉娜·莫尔都与国教领袖有联系。
    然而，有一点非常明显：政府的种种镇压措施，缺乏通盘规划，只是就事论事，缺乏连贯性。
    最后要说明的是，英国政府在镇压激进运动时，有时好像如临大敌，但是没有完全抛开“法治”（rule of law）。 许多判处结果都较轻。哈迪、亚当斯、图克最后都无罪释放。各郡法官还审理了一批激进人士案件，在审理时，他们必须向内政部和王室法官请示如何定罪，因此都有案可查。根据内政部的档案，从1793年8月到1799年9月，地方法官共上交了190宗案件（绝大多数一案只涉及一人）， 其中属煽动言论罪有133件，属诽谤罪有34件，这两项处罚都很轻；还有5人属叛国罪，处理结果无罪释放；另有4人属阴谋推翻政府和国王， 处理结果也是无罪释放（注：Clive Emsley:An Aspect of Pitt's "Terror":prosecutionsfor sedition during the1790s. SocialHistory, 1981, Vol. 6,Appendix,P176～184.）。
    同时，公众对“法治”也极为重视，1792年苏格兰法官粗暴地审判马格洛特等人，激起许多人的义愤。辉格党领袖福克斯（J.Fox ）还谴责了极不公正地审判激进人物穆尔和帕尔默的布拉克斯菲尔德勋爵（Lord Braxfield）。他说：“上帝保佑！这个国家怎么有这样的法官！”（注：J.O.Baylen,N.J.Gossman:Op.Cit, P180.）潘恩在英国的情况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潘恩的《人权论》第一部1791年初就出版了，销量之大让首相皮特都吃了一惊。第二部更为激进，1792年出版，这时候，气氛已对潘恩极为不利，到处有人在焚烧他的着作，他的模拟像全身扎满针头，抬到广场上示众。不过，一直到1792年夏天，潘恩还在出入沙龙、酒店，高谈阔论。朋友们多次劝他走。他却认为，开庭审判的结果一定是他胜利，宣布无罪后再凯旋法国不迟。当然首相皮特另有考虑，他害怕采取行动反而让潘恩成了“殉道士”，激起公众的同情，弄巧成拙（注：皮特政府终于下了逮捕令，潘恩在最后一刻逃到法国。见利奥·顾尔科着、彭金瑞译《潘恩：自由的使者》，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第83页。）。潘恩对英国司法的信任（本身有些天真、迂腐），说明了政府并未完全抛开“法治”，搞“恐怖统治”。
    五
    看来，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英国，不仅整个上层阶级向右转，而且大多数中、下层人民也确实担心革命的“可怕景象”：无政府状态、恐怖、独裁……害怕这样的革命“传染”到英国，使他们的自由丧失、财产不保。社会上弥漫着一种保守主义的氛围，或者说形成了保守主义的社会舆论（public opinion）。
    我们可不能小看了这种舆论。早在1741年，英国哲学家兼历史学家休谟就说过：“对于那些用哲学眼光思考人类事务的人而言，没有什么比多数人如此轻易地接受少数人的统治更让人惊奇了。当我们研究这种奇特现象通过何种方式产生时，我们就会发现：由于力量优势总是在被统治者一边，统治者们不能靠别的只能靠舆论来支持自己。舆论，只有舆论才是所有形式的政府的基础，不管是专制政府，还是自由政府。”（注：Jeremy Black andRoyPorter（ ed. ） : ADictionaryofEighteenth-century World History.Basil Blackwell Ltd.Uk1994.P614.）他还说：“尽管人们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利益驱使，然而，就是利益本身，乃至所有人类事务，则完全为舆论所主宰。”（注：JeremyBlackand Roy Porter（ed.）:ADictionaryof Eighteenth-century World History.BasilBlackwellLtd. Uk1994.P614.）如果说休谟在这里极言舆论之重要，那么，在当代，舆论的力量也被马克思主义学者深深感受到。意大利着名革命家兼学者安东尼奥·葛兰西在狱中反思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始终未能成功时，痛定思痛地认识到：统治阶级的权威不仅来自暴力，而且更来自非暴力的思想意识控制。
    这反过来揭示了这一时期英国激进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可惜，这一点尚未被我国史学界充分认识到。80年代出版的权威着作《英国史》（注：蒋孟引主编《英国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第459页。）在总结该时期激进运动失败的原因时认为：“不过， 当时的英国，其社会经济、政治条件，还未成熟到足以爆发革命的程度，阶级关系和政治力量也还没有形成足以担负领导革命的主观力量”（注：蒋孟引主编《英国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第459页。）。这种单纯的阶级斗争观点显然难以说明为什么至今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都没有成功。
    法国大革命不仅没有激起经历过资产阶级革命的英国的同情与支持，反而引发了保守主义思潮的流行，看似不合逻辑，实则正是历史的生动、丰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