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本世纪开始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到目前为止这种变化只不过刚刚开始。现在，21世纪正在向我们走来，处于世纪之交的人们，如何认识人类正在和将要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它将给人类带来怎样的启迪与教训，这些都是国内外广泛关注的重大课题，社会科学不能不给予回答。
    一、马克思的伟大预言
    人类文明自诞生以来，不仅走过了几百万年的历程，而且已遍及全部新旧大陆，历史久远而形态万千。不过，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观之，迄今为止人类获取财富的源泉，主要还是依靠人们的“直接形式”的劳动，即人的活劳动或体力劳动。因为迄今为止已经出现的生产力，不外乎这样三大形态：（1）原始生产力，即自然形态的生产力；（2）农业生产力，即半人工半自然形态的生产力；（3）工业生产力，即完全人工形态的生产力（注：罗荣渠：《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与东亚现代化进程》，《现代化新论续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4-55页。）。与此相联系，我们可以以此为标准，将人类社会的演进划分为三大时代：采集渔猎时代，农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时代。换言之，在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中，迄今为止只发生过两次大的生产力的革命：一次是新石器革命，另一次便是工业革命。虽然与同一性质和水平的生产力相适应的可能有几种不同的生产关系，在大致相同的经济基础上也可能构筑完全不同的上层建筑和文化形态，但透过所有这些生产关系和以这些关系为核心构建起来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帷幕，人们不难发现它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人们的生存须臾离不开人类自身的“直接劳动”，人类财富的主要源泉也来自他们的“直接劳动”。即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虽然采用了大机器生产，但雇佣劳动仍是整个经济运行的基础，资本一方面要求尽量否定工人的必要劳动，另一方面利益的驱使又要尽量延长工作日，以便增加工人的剩余劳动。总之，在此以前的所有时代，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说：“致富之路就像通往市场的道路一样平坦，主要靠两个词：勤劳、节俭”。（注：本杰明·富兰克林：《富兰克林文集》，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5页。）然而，自16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以及工业革命的展开和大机器的采用，人类获得财富的方式也开始悄悄发生变化。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而剩余价值总是超过等价物的价值：“在资本方面表现为剩余价值的东西，成为在工人方面表现为超过他作为工人的需要，即超过他维持生命力的直接需要而形成的剩余劳动”（注：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7页。）。但剩余价值的生产实际上有两种方法：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前者是指在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情况下，绝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而增加的剩余价值生产。但工人工作日的延长并不是无限的，因为它要受生理因素和道德因素的制约。因此，资本家一方面要千方百计地迫使工人超出“必要劳动”来做剩余劳动，另一方面又要想方设法尽可能地缩短“工作日的必要劳动部分”，即所谓“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这就使科学技术在工艺上的采用成了必要。因为采用了科学技术，才能达到既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又最大限度地否定必要劳动的目的，而这个目的的实现正是“资本的必然趋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只有到这个时候，资本才获得了充分的发展，或者说，资本才造成了与自己相适应的生产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1页。）那么，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大机器的采用，人类获得财富的方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这种变化就是：在采用大机器生产以前，人类进行财富生产的决定性因素，是人们直接从事劳动的时间，即劳动者直接耗费的劳动量；而在此后，财富的获得就越来越多地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即科学在生产上的运用。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谈到只有科学在工艺上得到应用的时候，资本才建立了与自己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之后，深刻地指出：“可见，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而直接劳动则被贬低为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1页。长期以来，在一些人看来，马克斯·韦伯关于“合理资本主义”的命题，是讲资本主义剥削的“合理性”，因而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但从马克思关于“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的论断来看，韦伯的命题还是有道理和价值的，因为“科学性”无疑包含着“合理性”，这并非全属题外话。）既然由于科学技术在生产上的运用，“直接劳动”即体力劳动已被“贬低”到次要的地位，而资本主义生产则被赋予了“科学的性质”，这不等于说科学在这里正在相应地被提升到首要生产力的地位吗？尽管当时它还只是一种趋势。正是基于这一重要发现，早在19世纪中叶，当工业革命刚刚在英国完成、大工业正在欧陆和北美起飞、从全球角度看大机器的采用还远非普遍的时候，马克思就在其着名的《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预言：随着新的科学技术的采用和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必将迎来这样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直接形式的劳动”将“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也将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注：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8页。）。同时，马克思还预言，一旦这个新时代到来，那么：
    “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发展一般财富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发展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抗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8-219页。）当然，在马克思去世之际，还只有英国完成了工业化，无论是欧陆还是北美都还处于工业化的过程中，至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绝大多数国家工业化还没有真正起步：就科学而言，它要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必须经过“科学--技术--生产”这样一个转化过程，即经过一个复杂的中间环节，而当时实现这种转化的条件还极不充分，因而科学技术还“属于一般社会生产力”，即“潜在的或间接的生产力”（注：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参见陈学明：《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论述评》，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14-215页。）。因而离他所预言的那个“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的时代，还相去甚远，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马克思的预言毕竟揭示了一个真理，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确实给人类带来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机遇，这就是它在把新的剥削和压迫强加于无产者之时，也开辟了人类在某种程度上摆脱“直接劳动”的新时代之路，尽管这种“直接劳动”可能永远是必要的。因为导致工业革命的科学革命及其有关的发明创造，虽然不一定都直接导源于资本对技术的需求，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它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这样一来，科学作为应用于生产的科学同时就和直接劳动相分离”，“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70页。着重点为引者所加。）关于这个问题，甚至连把自己的着作称为“非共产党宣言”的W.W.罗斯托，也通过自己对“现代经济的起源”的独立和卓越研究，得出了与对手马克思几乎完全一致的结论，这只要读一读其所着《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就可明白。在此书中，W.W.罗斯托阐述了这样一个中心论点，作为“现代经济”产生标志的工业革命，既不是直接导源于商业学派所说的“商业革命”，也不是由于制度学派所谓“所有权”改变的直接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科学革命”所决定的。因为只有“科学、发明和企业三方面的持续努力结合在一起”，才“能够把经济提高到新的发展阶段”即“持续发展”阶段，“促使新的报酬递增的事例和许多新的先导部门复合体的出现”（注：W.W.罗斯托：《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现代经济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7页。）。他的结论是：
    “科学革命，从其全部结果来看，是历史方程式中的一个要素，它把早期现代欧洲同所有过去的经济发展阶段区别开来了。”（注：W.W.罗斯托：《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现代经济的起源》，第108页。）二、本世纪发生的巨变
    马克思的伟大预言虽然在他有生之年无法实现，但本世纪发生的一系列巨变足以证明，他所预言的那个新时代正迈着巨人的步伐向人们走来，尽管这个时代的序幕才刚刚拉开。
    本世纪发生的头一件大事，是在19世纪下半叶发生的所谓“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欧陆和北美继英国之后相继实现了工业化，并因此而推出了四个新的世界性大国或准大国：首先是欧陆的德国和俄国，其次是北美的美国和东亚的日本。对于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而言，除了俄国而外这几个新兴大国可以说都是“暴发式”的，而以美国尤甚。德国人深谋远虑，统一集中了它的智慧和力量；俄国人集东西方文化之精华，农奴制改革使它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会；美国人借天时与地利之便，内战之后有30年的和平建设；日本人以明治维新确立了新的发展方向，得以既保留传统又“脱亚入欧”。这一事实表明，工业革命已使资本主义世界的整体力量增强，并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就越出了西欧的范围，即使在欧洲的落后部分也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变化。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工业革命起步较晚的俄国，1890年至1914年工业生产的年增长率，竟超过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强国。所以，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把“19世纪90年代”，即所谓“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的年代当作“当代史研究的出发点”（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43页。），是有道理的。
    但这几个大国的崛起，既给世界带来了一线光明，也包含着某种不祥之兆，因为除美国之外它们内部都保留了相当浓厚的帝国传统，这种传统只有在俄国被后来的“十月革命”所打断，因而经济的起飞只不过使那几个国家“如虎添翼”，结果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这是本世纪发生的又一件大事。虽说是“世界大战”，其实主要战场两次都在欧洲，并多少带有东西欧对抗的色彩（注：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以普鲁士王国为基础，普鲁士王国的建立又以勃兰登堡为基础，无论是普鲁士王国还是德意志帝国都以柏林为其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这个中心正位于东西欧分界线的易北河以东。），只不过德国有日本作为它的帮凶而英法则获得了美国的支持。但这种空前规模的战争并不都是“灾难”，世界由此而引发的变迁是深远而多重的：第一，战争使成打的王冠落地而再也无人去拾取；第二，抵抗团结和锻炼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力量；第三，社会主义得以在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进行“试验”；第四，旧殖民体系在东西方民主力量的共同打击下迅速瓦解。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经济发展，成为本世纪不可抗拒的世界性潮流，这和19世纪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所有这些都表明，人类在经历了空前的灾难和考验之后，在新的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基础上获得了普遍的进步，各国人民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来解决本身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尽管还会有这样那样的挫折和曲折。
    本世纪发生的第三件大事，应是“第三世界”的兴起和世界格局的改变。所谓“第三世界”，并不是制度性概念，它包括亚非拉社会制度各异的广大地区。早已有人指出，第三世界的兴起乃是西方新兴工业世界向原来广大的农业世界进行扩张的产物，是后者逐步被前者控制并形成依附地位的结果，其历史起源可以追溯到16、17世纪第一个被西欧“边缘化”的东欧（注：参阅L.S.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42-54页。）。18世纪工业革命发生后，西欧资本主义核心地区的力量空前加强，其势力迅速扩及过去资本主义势力很少涉足的亚非拉广大地区，结果除俄国和美国等少数国家而外都被迫边缘化，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由于不是原生形态，而是边缘化、半边缘化的产物，因而第三世界各国在经济上总是以某种形式与资本主义核心地区保持着联系而获得“依附性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它们还“欠发达”（underdevelopment），但并非根本“不发达”（undevelopment）。但是，第三世界的真正兴起还是在二战结束以后，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大多数是在旧殖民体系瓦解之后，才获得了政治上摆脱其过去的依附地位、清除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旧有影响、发展其民族经济的勃勃生机。拉美、东亚“四小龙”和东南亚三大新兴工业带的形成，以及中国在东方的重新崛起，就是第三世界兴起的有力证明。而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在国际经济关系乃至联合国的讲坛上，正在取得日益增多甚至举足轻重的发言权，这种情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是难以想象的。至于与“第三世界”对应的第二世界，原本属于资本主义的发达世界，只因美国和苏联在战后以不同道路和方式，抓住了“高科技”这一关键因素，迅速上升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它们才屈居第二位的。因此，三个世界的划分是相对的，只有发展是绝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