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民主与科学两大口号是新文化运动的旗帜。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重要思想启蒙。党的“一大”之前，“德”先生的角色发生过历史性的转变，这是我们科学认识党创立之历史必然的一条重要线索。
    1让我们先回首一下上个百年。中华民族蒙受着贫弱、屈辱的灾难进入了20世纪。当时，就国际环境来说，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的争夺日趋激烈，八国联军对中国实施明火执仗的武装侵略。就国内情势来说，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蓬勃兴起。
    民族矛盾尖锐，封建专制腐朽，社会危机空前深重是这个时期中国政治形势的总特征。在这个背景下，一大批志士仁人为解国难，前后相继，艰苦探索。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在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后，连续发动了讨伐袁世凯镇压革命党人、复辟帝制的“二次革命”和护国运动，扩大了民主共和思想的影响。陈独秀参加了这场斗争，并作出了自己的理性反思和理论呼应。1915年9月，他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从1916年的第2卷第1号改名为《新青年》），猛烈抨击尊孔复古逆流，揭开了以启迪民智、解放思想、摆脱蒙昧为己任的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就陈独秀本人而言，他在“一大”之前对西方民主的认识，大体经历了由向往推崇、存疑幻灭而毅然抛弃的三个阶段。这个心路历程，代表了中国先进分子对民族前途、大众命运的强烈关注，也揭橥着建党先辈们对社会主义民主理想的必然选择。
    2毋庸讳言，陈独秀一开始对西方民主制度充满了热烈的向往。他在《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的《敬告青年》一文中首先提出了“科学与人权并重”的思想。这即是被后人称为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之“人权”说，主要体现在道德伦理上：一曰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人格，二曰进步的而非保守的境界，三曰进取的而非退隐的风俗，四曰世界的而非锁国的智识，五曰实利的而非重文的价格取向。同日，陈独秀在他的第二篇文章《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中解释“人权”说时，则主要针对君主与贵族特权的自由之权利。尽管陈独秀在这篇文章中也指出，近世资本主义的“竞争人权之说兴，机械资本之用广，其害逐渲而日深；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容讳言者也。欲去此不平等与压制，继政治革命而谋社会革命者，社会主义是也”。然而这并不能说明陈独秀此时已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因为此文通篇的基本思想是推崇资本主义所创造的“近世文明”，赞赏“法兰西人所爱之平等自由博爱”，而所谓“社会之不平等”与“资本家之压制”，则仅是“近世文明之缺点”。显然，陈独秀此处的“人权”说，还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君主与贵族特权的思想。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在他1919年1月15日发表的《〈新青年〉罪恶之答辩书》中得到直接印证。陈独秀就社会上一些人对《新青年》所谓“破坏孔教，破坏旧伦理，破坏旧政治”等“九破坏”的非难，答辩道：“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漠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陈独秀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家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陈独秀还说：“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先生才渐渐从恶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了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恶暗。”这里，陈独秀所讲的德先生，已经主要是指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共和政治了。陈独秀的这一思想亦非突然产生，他在1916年2月15日发表的《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就有明确之表述。他写道，辛亥革命失败、袁世凯专政“三年以来，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自经此次之实验，国中贤者，宝爱共和之心，因此勃发；厌弃专制之心，因此明确”。他认为，“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主的国民政治”。由此可见，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伊始提出“民主”的口号，其锋芒是对着军阀独裁专制的。而他反对封建专制的旧文化，所借重的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思想武器，他所得出的救民于恶暗、救国于危难的结论，还是取之西方资产阶级从封建贵族手里争得民主自由的政治飞图。由此可见，此时陈独秀对中华民族政治前途和命运的思索尚未跳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