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继承前辈学者的传统，转向社会史研究
    史克祖：自8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史研究、尤其是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吸引了众多学者，可以说逐步形成一股潮流。在座诸位都是近年来在这方面的研究中非常活跃而且成果卓著的学者。首先请你们谈一谈，你们是如何从传统的史学研究领域转到这个方面来的？
    郑振满：严格地说，现在我们的华南研究不能说是完全新的研究，我们都是在继续我们的老师的工作。像中山大学的梁方仲先生、汤明檖先生、厦门大学的傅衣凌先生、杨国桢先生，他们的研究传统就是社会经济史方向。他们的特点是比较具有社会科学的信念，本身的学术背景中又包含经济学、社会学的内容。我们这些学生都是跟着他们学、跟着他们做的。我们比较有意识地去追求的就是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结合，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底层的、普通大众的历史与生活。因此，我们首先还是希望较好地继承我们老师那一辈的传统，能做到这一点就已经不错了。
    在这种师承的基础上，80年代以后，我们就开始转入社会史的研究领域。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学术上加强了与海外学者的交流。80年代初，我国社会史学者开会的时候，还有一种机缘，就是与海外学者的合作研究。80年代以来，有不少海外学者到闽粤研究区域社会史，当然这与我们的开放政策密不可分，这样我们就有了与他们合作的机会。刘志伟是80年代初就与海外学者合作，至今已近20年了。 几乎与此同时， 1983到1984年间，我们也就开始做田野调查了。
    梁洪生：我是由于很偶然的机遇，1990年到厦门大学中国经济史博士点上做了一年的国内访问学者。那一年我最大的收获是在思想和方法论上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觉得获得了很多新鲜的东西。但这只是开始认同社会史的理论方法，真正走入社会史的研究，从不自觉到自觉，还有一个自己参与的过程，需要实际去做具体的研究，在操作的过程中才能体会到为什么会提出这些问题，这些为什么会成为问题。到1992年11月，我第一次开始参加莆田地区的田野调查。每年，闽广这边的老师都提供2～3次的田野工作的机会。每一次，在调查的过程中，白天都有研究当地的学者先介绍背景，晚上调查结束之后我们还要讨论。这种讨论一般都有主持人，大家分别发表自己的见解，很正规。可见，我们的田野工作都是有明确目的与计划的，而且效率也很高，每一次都有很大的收获。这样一种工作方法使我们能够逐步参与社会史的具体研究，在参与的过程中在思想上逐步地认同。
    邵鸿：我是研究先秦两汉经济史的，通过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从上古文本的历史走进了乡村的社会史研究，这个过程是从江西的流坑开始的。但我一直都在努力通过社会史的取向改变我原来的先秦两汉经济史的研究，这部分历史由于文献资料的匮乏，研究者经常是不作区域分析，而只是通过个别的地方上的材料得出一个针对全国的整体的结论。当时，历史研究的主体主要是上层人物的活动；再加上传统的学术分工，搞经济史的不问文化史，搞政治史的不问经济史。而当我逐步参与了几个点上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后，我觉得对我改变上述的做法有很大帮助，开始看到一个多层次的、比较完整的历史。流坑的研究，是个很小的地方研究，但实际上不是把我的专业变小了，反而是变得更宽广了，似乎什么东西都可以进入我的历史研究中，文化的、宗教的、经济的、政治的、建筑的等等。现在当我再去搞原来的课题时，发现原来的做法只是历史中的一个浅层。在这样的实践过程中，我感觉辩证法中整体的观点、普遍联系的观点都得到切实的理解与应用。
    二、把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结合起来
    史克祖：在你们的历史研究中运用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其中田野调查就是一种很重要的方法，你们觉得田野调查在自己的社会史研究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对你们认识历史起了什么作用？
    郑振满：我们的田野调查原来有两个目的，其一是把我们平时的学术思考带到田野中去，通过实际的田野工作使大家能够把各自的想法都拿出来，进行对话，以便形成更多的共识；其二是训练学生，让他们都参与进来，使他们在田野调查中实际地看到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我们关注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思考这些问题。因此，有时候一个调查点我们要去很多次，这就使我们和学生都能更深入地、反复地去思考和参与研究的课题。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促进了我们自己的研究工作，而且也培养了学生的研究能力，希望再带起一批人。
    刘志伟：有的人以为我们只靠田野调查的材料来研究，以为我们不读文献，其实这是一个误解。从我们的师承关系来看，我们所受的训练主要是文献的解读方面，我们所做的也是在文献上下的功夫多，而且离开文献根本就无法研究历史。但是，我们始终有一个信念--如果不了解那个地方就无法真正读懂文献，也就是说，我们做田野是为了能更好地读懂文献。比如，让我读徽州的文献，我想我只是能从字面上看懂它，却不能从中看到一个真正的徽州，除非我亲自到那里去做了长期的田野工作。这是因为，对我们来说，历史既是一个时间的过程，又是在特定的空间展开的，这二者之间存在着很复杂而又辩证的关系。对于历史时间的了解，我们不能直接感受到，只能是间接地从文献中认识，但对于了解历史的空间，我们有可能直接去认识，那就只有让我们自己身处在那个空间中才能做到，尽管我们依旧会受到很多局限，大多数地方现在早已不是历史上的样子，已经面目全非了，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置身于特定的“场景”之中，细致地、反复地琢磨与体验，在某种程度上获得对历史的感悟。人类是在一定的空间中创造历史的，如果没有对于空间历史的认识，我们解读的历史就只能是一条单纯的时间线索，而且即使是这条单线我们也把握不好。
    郑振满：为了直接体验空间的历史，我们就亲自到文献中所记载的那些地方去做田野调查。那些文献上死的历史在田野中就变得活生生的，而且在田野中还会发现文献上没有记载的内容，并且看到它们原本就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其周围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历史就变成立体的。然后，我们反过来再到文献中去寻找在田野中所发现的一切。
    刘志伟：回过头再看文献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没有意义的内容在田野经验的积累中都变得有意义了。也正是由于这种共同的田野工作的经验和体会使我们这群人很容易沟通，也很容易认同。虽然我们可能在各自所研究的问题上，有不同的观点、方法和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