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洪生：有的人把田野调查看成是很技术性的工作，或者认为是单纯下去搞材料。其实，我们是想把自己放到历史上的那个空间中去体验历史，而不是像城里人看乡下人那样对历史作出价值评判。我们试图去探寻的是，那些乡下人为什么这样生活，也许并不急于对于这样一种下层的生活方式进行评判。要回答这样的问题，田野工作就成为我们必需的方式。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在文人与士大夫的文字记载里很多都不包括老百姓的历史，而当我们走入乡村社会时，就找到了大量的这方面的遗存、遗迹。透过这些发现，我们能看到一个从上层到下层的多层次的、立体的历史。我感觉田野的工作，使我切实地在实践着唯物主义的原理，从真正的社会存在出发去认识历史。
    刘志伟：做田野调查的目的，还不仅仅在于研究某一特定问题本身，我们还试图通过这样的研究过程来探讨一些理论问题。在具体问题的背后，我们要思考的是一些大的理论问题，而这些问题却是真正困扰我们的。也许可以做这样一个比喻，我们的宏图大志是想写一本理论书或者写一本中国通史，但也许我们每个人都只是在这样的书中写上一个注脚。当这些注脚写出来时，这本书才能写成。在我们看来，历史学最好的著作不是像汤因比《历史研究》式的著作，而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研究。
    史克祖：以上大家谈到的是在你们的历史研究中运用田野调查方法的价值与意义，那么你们在借鉴其他社会科学方法的时候，是如何处理历史学与它们的关系的呢，例如与人类学的关系？
    刘志伟：有的人说我们是把人类学的一套搬到历史学来，是人类学的附庸，这种看法我们不能苟同。我们和近十几年来一起合作的人类学同行们都有一种很深的体会，历史学从人类学那里获得了许多有用的东西，但同时历史学也改变了人类学。因此，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它不应该也不会成为其他任何学科的附庸。我和陈春声一起在1997年的《中国历史学年鉴》上写的《历史学本位的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研究》就指出，我们始终坚持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社会史研究。
    梁洪生：在现在历史学的研究中还吸收了解释学的很多思想和方法，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历史学超越了20世纪上半叶客观主义史学的倾向。对历史学来说，史料不等于历史本身，原本的历史真实可能我们认识不到，但这并不等于我们没有解释历史的能力或是没有客观的历史存在，更何况这种解释日渐要求是多元的，而不是传统的一元的解释。
    三、研究区域史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和人类的历史
    史克祖：在这次“19世纪的岭南”学术讨论会上，最后一个话题是“超越华南研究”。对此，与会者提出了不同的理解和看法。不知你们对这个问题是怎样看的？对于这个问题所涉及的地方史、区域社会史与通史研究的关系你们有什么看法？
    郑振满：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动机，就像会议上牛津大学科大卫先生讲到的那样：我们不能为了研究华南而研究华南，我们研究华南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这才是我们应该下功夫的地方。到下个世纪，也许我们会写出一部能真正了解中国的中国历史书。这也就是说，我们要立足于华南研究，超越华南研究，将华南这一区域史的研究和全国性的研究结合起来。
    刘志伟：我们从一开始就与单纯的地方史研究不同，这主要是由于我们所关注的问题与地方史不同。地方史一般关注的是地方特色、地方的特殊性，而我们所关注的问题不是地方，是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对我们来说，研究对象究竟是珠江三角洲、闽南、江西，还是山西、内蒙，都是一样的。现在我们之所以在研究华南的某个地方，是由于在材料上比较方便，在语言上能够与当地人沟通。也许明年，我就去四川、湖南，这都没有关系。因为，实际上我们就象自然科学那样，只是寻找一个实验室，再去研究那些有规律性的问题。
    梁洪生：我感觉，在回顾我自己的华南研究的过程里有一个明显的趋势--从地方史到区域社会经济史。可以说，我是从地方史走入社会史研究的。在80年代初，我到厦门大学以前，我的研究思路是在一个地方史的框架里。当时做地方史研究的学者一般存在两个基本特征：首先是从区域上先划出一个地方来，确定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那么除此以外的其他地方就可以放在视野之外，即所谓“画地为牢”；第二，按照中国通史的传统模式，再搞出一个省际范围的东西，这就是地方史。现在看来，这种地方史最大的缺陷在于，它把地方与国家脱离开来，就地方来谈地方。而且，认为地方史的功绩就在于研究地方特点、地方典型，研究那些地方独有而“别无分号”的特色。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郑振满：我们搞的区域社会史最为关注的恰恰不是这种地方特点，而是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人类历史上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性的问题。对于地方特点的问题，我们所要考虑的是在大的普遍性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异。我们正在搞一个系列研究，准备每个研究点写一本书，然后再拿来比较。
    梁洪生：有的学者经常会问：你们为什么要去研究一个庙宇、一个祠堂、一个村庄或一条街呢？其实，像这样的东西中国到处都有，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些最普遍的事物中找到共同的历史内容，同时也要回答为什么共同性的东西会在广东、福建、江西等不同地方表现出不同的历史形态及历史进程。我们是要用不同地方的材料来回答中国历史上一个很大的问题--国家与地方之间的互动过程。这样可能是在有意识地超越地方史研究的局限，这也是我搞区域史研究的最大收获。
    邵鸿：我感觉，从一定的角度看，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它是随着社会的变化和史学本身学术发展的要求而必然出现的一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