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不同的文本形式或话语结构与史家所要叙述的事件以及所要表达的思想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历史学家对材料的选择以及写作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叙述的展开、思想的脉络，并且也会对读者的理解和分析产生影响。而希罗多德历史书写的最大特点就是那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创作活动，同时也是在口述传统的背景下，从主题确立、叙事风格、资料选择中表现出一种对公众记忆的尊重与服从。
    一“插话中的插话”与“荷马式的”风格
    读希罗多德的《历史》是需要很大耐心的，这不仅是因为此书牵涉的地区、年代跨度太大，人物、事件头绪太多①，而且作者特殊的讲述方式更是难读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书中，他不断地打断自己的叙述，不断地在一件事尚未讲完时插进一段相关的背景介绍。这种插话，短则一、两节，长则多达整整一卷，最长的一段就是介绍埃及风俗的第二卷。更有甚者，还有“插话中的插话”，即在一段插话之中再插进另一段。比如《历史》第五卷第55节以下，希罗多德讲到反抗波斯的爱奥尼亚起义的领导者之一阿里斯塔戈拉到希腊本土寻求支援。他先到了斯巴达，没有结果，又转去雅典。在此，作者插进一大段追述（卷五55-96），向读者介绍雅典是如何摆脱僭主的统治，走上民主之路的。这本不算过分。可他在卷五的第57节又插进了一段，介绍起杀死雅典末代僭主希匹亚斯之弟希帕科斯并最终引发人民起义的两位英雄的原籍——盖菲拉(Gephyraei)。而这还不算完，在紧接下来的卷五第58节，他又开始讲述和盖菲拉人一道在希腊本土定居的腓尼基人，进而讨论自己的一个研究成果——他认为希腊字母是腓尼基人传来的，并花了3节的篇幅（卷五59-61）来举例说明。诚然，这个研究成果或许是很具洞察力的，但是这与盖菲拉人有什么关系？与雅典人摆脱僭主有什么关系？与爱奥尼亚起义又有什么关系？这种三次插话在希罗多德的书中并不只此一处。②这种不时脱离主题的叙述方式，过去通常被视之为主题不明确、主线不清楚，并将其视作是当时写作技巧不完善的结果。但是，我们认为，这恰是希罗多德叙事方式的独特之处，这种叙事方式表明希罗多德所引用的材料主要是来自于口述的，同时其著述的流传也仍然保留了便于口述的形式。因为他是在面对听众讲故事，这种讲述就可能会因为不同的听众有不同的需要和兴趣而不断地打断他的叙述。这是一种随着语言本身的流动而流动的讲述方式，是一种随时准备分流、回溯，然后再重新汇合的言说方式。讲述者和听众，有着一种当下的、直接的、即时的交流。这种讲述方式想向人们展示的，其实并不是一个有着清晰的原因—结果的、单线条的固定的叙述客体，而是一个有着众多线索、可以随时把某一段拆开来单独讲述，并可从不同视角、不同目的去解读的东西。
    而有关希罗多德的叙述风格为什么是“荷马式的”，也与希罗多德采用口述的材料以及他的历史书写必须兼顾公众记忆的特点有关。由于城邦时代希腊人生活的共同性和公开性③，个人并没有独立的价值，其价值来自于城邦也依赖于城邦。因此“对于古代希腊人来说，‘不死’意味着一个离开了阳光的人却永远存在于集体的社会记忆之中，……集体记忆的功能就像是某种机制一样确保某些特定的个体在其光荣逝去之后仍然能够继续存在。因此，代替永生灵魂的则是不朽的荣光与人们永久的怀念。虽然没有为世俗之人保留的天堂，然而确有一个为应得之人保留的永恒的记忆，那是停留在活着的人居住其中的社会内心深处的。”④这里的“集体记忆”显然是指一个民族共同的记忆，也即是共同体的传统。因为记忆不仅是一种生理功能，同时它还具有社会功能，社会环境和共同体内部成员的相互作用是记忆的重要因素，并在时间和空间里对集体记忆起到某种调整的作用。如果说，史诗是希腊人对本民族最早的集体记忆的记录的话，那么，希罗多德的《历史》便应该是对城邦时代希腊人公共记忆的记录和反映。
    早期学者们曾一度认为，从赫卡泰乌斯到希罗多德是一条直线的发展过程。但是，早在古代，希罗多德就被认为是古代作家中“最荷马的”，也就是说，对希罗多德产生最大影响的是荷马。首先就其形式而言，《历史》是荷马式的：希罗多德使用的是荷马式的语言、直接的演说词、相同的主题以及相似的情节结构。比如在《伊里亚特》中，我们经常看到诗人在介绍某位英雄时，总会追述他的祖先及其家世。在《历史》中，希罗多德对于书中重要人物同样也是如此处理的，比如对斯巴达王列奥尼达、波斯王薛西斯等，他都花了不少笔墨来介绍他们的家族谱系。⑤再比如《伊里亚特》第十七卷一整卷的主题就是双方为争夺阿喀琉斯的朋友帕特洛克罗斯的遗体而战，为此双方一共进行了4次争夺战。而《历史》第七卷第225节写到斯巴达军队和波斯军队为了争夺列奥尼达的遗体，也混战了4次。这样的战斗或许确实发生过，但为什么这么巧，都是4次？在题材方面，《历史》与荷马史诗的类似在于它们都描述了希腊人与非希腊人之间的大战，希腊人都最终取得了胜利。希罗多德在叙述手法上很多地方也是学习荷马的，比如荷马对奥德修斯历经磨难的返乡途中所遇到的那些国家民族风土人情的描写，让人自然联想起《历史》中的类似章节。只是，前者想象的成分更重些，但是这种风格的类似却是很明显的。由此，甚至有论者认为，希罗多德的《历史》“是用散文写成的史诗。”⑥
    除了这些形式上的相似以外，更重要的是希罗多德似乎也与荷马一样将自己“定位”为一个讲故事的游吟诗人，而不是一位作家。在希罗多德的时代，讲述和写作可以理解为是大体上重合的两个概念，讲述甚至包括了写作。⑦德国古典学家弗雷德里克·克罗伊策说，“希罗多德从一开始构想撰写希波战争直到最后完成他的计划，不时出现于他的头脑中的是荷马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他指出，要完整地理解希罗多德的著作，就必须首先对史诗作完整的研究。克罗伊策认为，希腊历史学起源于史诗，从史诗发展到史学，经过了四个阶段：1、荷马史诗，2、史诗组，3、散文纪事家，4、希罗多德。在这几个阶段中，只有荷马和希罗多德不是按照事实的表面顺序，而是以真正的艺术的完整性组织他们的叙述的。他认为，希罗多德与荷马不仅在叙述的安排上，更在精神、因果关系都是一致的。⑧这样，他就赋予了传统认为希罗多德是荷马的模仿者这一观点以深刻的意义。而希罗多德像诗人那样，向公众朗诵他的作品则从另一方面不仅证实了历史是从史诗发展而来的理论，同时也证明了口述传统以及公众记忆对于早期历史叙述的重要性。然而，作为口述历史的实践者、公众记忆的保存者，希罗多德是用什么方法确保其叙述的真实以及我们如何认识他的真实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