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历史》的神“话”与“神事”
    城邦时代，希腊人对神的崇拜不是统治阶层的特权，而是城邦的公共活动，是全体公民共同参与的活动。而且，城邦存在的合法性及其神圣性正是从那些在神庙前围绕祭坛与坛火所举行的公共活动中确立起来。所有的公共活动都是从某种对神表示敬意及虔诚的仪式中得以展开的，可以说，没有一次公共活动不是在神的关注下举行的。在这些活动中，共同的敬畏和共同的希望，通过人们共同的关注，将团体中的不同个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从而形成一种社会伦理控制的巨大力量。因此，有学者指出，“城邦的整个生活，渗透着神性，希腊人是与神生活在一起的。我们只有理解‘神’的因素在希腊人生活中的作用，才可理解希腊人的城邦”(26)。与史诗相比，希罗多德探究的主题似乎不再包括“诸神的业绩”，但这并不意味着神在他叙事中的缺席。事实上，我们发现希罗多德似乎对预兆、神谕以及祷文、先知等深信不疑，认为正是这些预示着事情的成败。他说：“当城邦或是民族将要遭到巨大灾祸的时候，上天总是会垂示某种朕兆的。”(27)其实，希罗多德的这种态度是当时希腊人普遍心理的反映。古代的希腊人无论是国家大事还是个人的生活问题都喜欢求得神的旨意，然后在神的名义下进行。希罗多德书中那些随处可见的神谕表明他对神灵降旨的相信，同时也是他想为自己所记载内容的准确性寻求根据和保证的表现。
    唐纳德·拉特内尔将希罗多德对事件因果关系的分析总结为五种因素：神的嫉妒、命运或循环、神意、行为和报应以及历史的分析。(28)除了历史的分析法以外，其余四种都与神有关。首先来看神的嫉妒。希罗多德通过梭伦、阿玛西斯、阿尔塔巴诺斯等人之口道出了“神是非常嫉妒的”这样的观念。(29)我们同意福里斯特的论点：对希罗多德而言，“嫉妒是保持公正的力量，把‘扰乱’看作自然秩序的人是不会担忧命运之神对人类的扰乱的。”(30)在希罗多德看来，招致神嫉妒的与其说是财富，不如说是因财富而来的傲慢之心。同样，成功也引起人们的傲慢之情。因此，人的傲慢、盲目的享受财富，看似无止境的成功都会引起神的愤怒和嫉妒，因而也招致了他们的灭亡。(31)第二种因果关系的形式是命运(fate)和循环。德尔菲的女祭司佩提亚说：“任何人不能逃脱他的宿命，甚至一位神也不例外。”(32)命运的力量是强大和不可思议的，克诺索斯、冈比西斯、波律克拉铁斯和阿尔凯西拉欧司的结局都是命中注定的。(33)人们既无法理解，也不可能避免它。因为在古代希腊人的眼中，人并不是无拘无束地存在的，而是生活在一定的关系范围内。这些关系最初被理解为绝对合理性、秩序和充满意义的宇宙。这些不以人为转移的宇宙力量，决定着人的外部状态，使人感到它是一种决定劫数和命运的普遍力量。在《历史》中，希罗多德还在一两处说到了历史中不可抗拒的循环运动。最清楚明白地表达了这一意思的是克诺索斯。他对波斯国王居鲁士说：“人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在车轮上面的，车轮的转动是决不允许一个人永远幸福的。”(34)这种循环运动的观念看似一种命定论，但其实它代表的仍是平衡的原则。希罗多德使用的第三种因果关系的解释是神意。他说：“一切事物和这些事物的适当分配都是由神来安排的。……正是由于上天的智慧才有这样合理的安排，使一切那些怯弱无力和适于吞食的生物都是多产的，这样它们才不致由于被吞食而从地面上减少。但那些残酷的和有害的生物则生产的幼子很少。”(35)正是神使自然界恢复了平衡与和谐，同理，正是神的嫉妒和惩恶扬善保持了人世间的平衡与和谐。只要是神的意愿，就必定能够实现。表面上看，它与第一种和第二种的解释有些重合，但却并不是完全相同的解释体系。作为事件发生的原因，神意呈现了两种情形。一是对人类恶行的惩罚，如克诺索斯的遭遇是神对他的祖先的恶行的报复，特洛伊的毁灭是天意注定的，“这件事将会在全体世人面前证明，诸神确是严厉地惩罚了重大的不义之行的。”(36)培列提美她凄惨的死亡是因为她的过分残酷的、丧失人性的报复行为遭到神的忌恨和厌恶的结果。(37)其次，神意还表现为神对人类的救助。如神对掠夺戴尔波伊财产的波斯军队的毁灭性打击。(38)希罗多德使用的第四种因果关系的解释是报复。在报复的原因中，既有神的报复，也有纯粹人的报复。如同神的嫉妒一样，神的报复也通常是施加在那些过分幸运的或拥有过分权力的人的身上。这样，神的报复也代表了一种平衡的法则，以恢复人世间的平衡。
    总之，德尔菲神庙上那句“认识你自己”的谕言，对于希腊人来说，不仅仅是意味着人应当反思自身，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人的凡人的身份以及他在尘世间的地位，明白自己是人而非神，因此，其所作所为就不应该僭越人的适当的行为规范。(39)这一神人关系的指导思想无疑也是希罗多德历史书写中处理神人关系的准则。有人认为这种思维模式不仅使希罗多德的批判力度被削弱，而且也使其著述的真实性受到怀疑。然而，我们认为，这表现了古典史家对公众价值观的遵从，也恰好符合当时城邦语境中人们对于“历史”及其“真实”的理解。
    四《历史》的主题选择
    最后，再让我们从希罗多德对主题的选择上来看其历史书写的时代特征。
    在一个口述传统的语境之下，希罗多德所掌握的主要史料大多不是官方的或非官方的书面文件，而只是同时代人的口头证词及自己的游历，这样得来的材料难免头绪众多。由此，后世学者对于希罗多德是否赋予他的历史书写以一个自始至终的主题？《历史》的结构是否具有完整性？等问题争论颇为激烈。(40)在此，我们先将现代学者的讨论放在一边，而对希罗多德所用historia一词的含义及其语义背景做一番简单的梳理：英文history一词是由古希腊文historia（意为“探究”）转化而来，其词根是histor，最早见于《伊利亚特》中，指能够从诉讼双方的讼词中调查出真相、并做出判断的人，他因此而获得报酬。(41)后来方法扩展到可以用别的方式来获取知识，比如通过对目击证人的询问，而并不一定要通过亲自经历。到了公元前六世纪，它的含义演变成通过收集和甄别证据然后以人的理性评判来获取真知。换句话说，对于古希腊早期史家来说，经过问询得来的口碑史料就是“历史”。而这种历史叙述的内容不仅包括人类的活动，动植物、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等等也都可以成为探究的对象。因此，在希罗多德的心目中，希波战争是他写作《历史》的主要题材，但并不是唯一目的。他在《历史》的开篇之处就将自己的写作目的定为：一是记录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功绩，二是希腊人与异邦人发生纷争的原因。于是，他在《历史》中以将近一半的篇幅讲到了希腊人和异邦人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例如，卷二中几乎全是埃及的事情，包括埃及的地理环境、发明创造、奇闻逸事、宗教信仰等等。他说：“关于埃及本身，我打算说得详细些，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多的令人惊异的事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的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巨大业绩。”(42)言下之意，若不是埃及人创造了如此伟大的功勋，他是不会如此详尽地用180节的篇幅去介绍埃及。他这样做并不是离题，而正好是他探究精神的体现。可以说，希罗多德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报告自己旅行中的所见所闻，并说明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最伟大和最主要的设施。这一目的已经达到了，而有关纷争的原因也做了交代，可以说，希罗多德著述的两大目的都已完成。
    曾有学者认为希罗多德的《历史》没有写完，也有人为其以精妙的高论结束全书而赞叹。或许这些说法都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我们认为，希罗多德之所以没有提及战争的最终结果，根本性的原因在于，普拉提亚战役后，希波战争的性质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它已从一场整个希腊世界团结自卫的解放战争变成了一场为争各自私利而进行的掠夺战争。若再写下去，势必提及雅典与斯巴达的分裂、它们为争夺领导权而进行的斗争，这不仅与希罗多德著述的初衷和主题（他在提及其写作目的时没有说他要写战争的结果）相悖，更为重要的是这与当时整个希腊世界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情绪相违背的。这种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得人们想要记住的是他们同仇敌忾抵御外辱并终获胜利的光荣，而不是内部的相互争夺彼此削弱而终致衰落的局面。希罗多德说：“如果他们为领导权而争吵，希腊便一定要垮台了。……因为内争之不如团结一致对外作战，正如战争之不如和平。”(43)这种表述并非只是古典史家个人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也是公众记忆的表达和再现；是与当时的社会价值取向相一致的。
    而正是从对主题的选择上，古代史家比较了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之间的优劣，狄奥尼修斯从主题和描述方法上对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的叙述进行了比较。他说：“对所有史学家来说，首要和最基本的任务是为他们的读者选择一个美好和令人高兴的主题。我认为，希罗多德的选择比修昔底德的要好。他的历史是有关希腊人与蛮族人的总体的历史，如同他所说的，‘为了使人类的业绩不会随着时间的流失而被遗忘’……但修昔底德仅仅描写了一场单独的战争，这一主题既不高贵，又非常不幸。它本不应该发生，但却事与愿违，它应默然置于一旁，并且被后代遗忘或忽视。”修昔底德声称他所记载的战争充满前所未有的灾难，狄奥尼修斯以为，这正显示了修昔底德主题的低下。他说：“历史写作的第二项任务是知道从那里开始，应该走多远。在这方面，希罗多德远比修昔底德明智。他始于蛮族人对希腊的第一次侵略，结束于他们遭到惩罚与报应。而修昔底德却从希腊民族陷于困境的那一刻开始他的叙述。他，一个希腊人，实际上一个雅典人不应该如此做……他的总结性叙述是巨大的错误。尽管他声称他目睹了整个战争，并允诺描述战争中发生的所有事情，但他却止笔于雅典人和伯罗奔尼撒人间的塞诺西马战役（发生于公元前411年）……如果他完整地叙述了整个战争，如果他有一个令读者高兴的、不同寻常的结尾，比如，使全篇结束于雅典重获自由后，流放者们从菲尔归来（即公元前403年，民主制的恢复）之日，那么，他就较好地完成了史学家的任务。”(44)狄奥尼修斯对修昔底德的这种态度是否具有代表性呢？有学者认为，虽然没有有力的证据对这一问题做出非常肯定的答复，但可以相信狄奥尼修斯的观点代表了古代批评家们的普遍看法。(45)狄奥尼修斯对两位古典史家的评价为我们理解希腊城邦时代的古代思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角度，狄奥尼修斯所提出的评判标准实际上就是要求史家应该对公众的记忆及其价值取向表示尊重和服从。而我们显然应该尽可能地在古人的话语中，以古人的诠释来理解古典史家及其作品。
    总之，古典史家历史书写的方式及著述的目的的确与今天的史学家不同，他们的因果概念也与我们今天的概念不同。他们并不像现代的学者那样关心细节的准确无误，他们也不通过分析和批判文献来“研究”历史，他们自然也就不会根据经验主义的标准来衡量历史的准确性。在他们看来，重要的是要以迷人的风格叙述他们的故事，并以此将公众记忆保存下来。事实上，历史的含义并不只能从文献中获得，也能从记忆中获得，这是另一种历史的真实，即记忆的真实。因为，口述史(46)按其性质来说，同样是历史，它是一种来自社会并要求回到社会中去的历史。可以说，口述的历史非但没有偏离历史学家对于真实的追求，反而反映了历史生产的真实过程，以及当时人们对历史事件的真实看法，而这也正是历史学家求真求实的根本。《历史》中的资料当然不可能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记忆会影响希罗多德的叙述，他生活的社会是一个更多依赖口头传说的社会，因此，我们应当充分注意到希罗多德的局限性，但也不可否认，《历史》中的绝大部分仍是我们拥有的最好的资料。希罗多德的世界是一个不同于我们生活的世界，他的想法及其出发点也与我们不同，但无论希罗多德与现代史学家之间存在着多么大的距离，这种距离都不能使我们因此而否认他是真正的历史学家，也不能因此而否认其作品的真实性及其价值。正如蒙米格里亚诺所说：“直到今天，他的《历史》仍然是我们研究希波战争和东方历史文化的最好的资料。如果没有希罗多德，希腊史和东方史的研究不会在17、18和19世纪取得那样大的进展。信任希罗多德是我们卓有成效的探索遥远过去的首要条件。”(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