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历史》中的资料与证据
    考察《历史》，我们发现希罗多德所使用的文献资料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文学作品。在《历史》中多次提到散文记事家赫卡泰乌斯以及许多诗人的作品。⑨这些文学作品有的是他叙述依靠的资料，有的是用来证实他的叙述的，还有的是出于批判的目的。二、神谕。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引用了大量的神谕，使得人们猜测他有可能看到整理成册的神谕，但也仅仅是猜测而已，同时也不排除它们来自于传说这一可能性。三、纪念物、档案与铭文。与文学作品和神谕不同，铭文没有证实作者叙述的目的，它们或是用来渲染气氛，或是表明作者进行了实地的考察。但就铭文的内容而言，我们难以看出它们有什么重要价值，相反还带有一种讽刺的意味。⑩
    20世纪以来大多数学者基本上都认可希罗多德的历史书写主要依靠口述资料的观点。(11)然而，口述资料的性质使学者们无法追究资料的提供者究竟给希罗多德说了些什么，《历史》中大量口述资料的使用使得一些学者对希罗多德历史书写的真实性提出了新的质疑，代表人物是费林，在他的《希罗多德和他的“史料”》一书中，认为希罗多德的叙事方式只是古希腊的一种文学习惯而已，他既没有得到任何口述的资料，也没有得到文字的资料。希罗多德从事的是文学创作，而不是历史著述。(12)不过，施林普顿和吉利斯利用光盘检索的方法对《历史》中口述资料的引用作了广泛、翔实的分析，证明了希罗多德对口述资料的引用并不是在编造故事。(13)在希罗多德引用的188条有出处的资料中，96处来自希腊人，其中54处是希腊主要城邦的资料，如雅典人、拉西底梦人、科林斯人和埃吉纳人等，还有三处引用了马其顿人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希罗多德叙述的故事不可能是他编造的，而只能是他的希腊听众记忆中的事件。这也表明费林认为希罗多德的资料引用是他编造故事的说法是不妥的。
    抛开学者们的讨论，让我们回到文本自身，在《历史》中希罗多德并没有明确提出“证据”这一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叙述中无据可依。从表面上看，他只是尽可能地搜集遗闻旧事，几乎有闻必录，甚至把那些他个人也觉得“不可索解”的事情也照样收录。其实，希罗多德是深知历史真实性的重要的。他一再告诫读者：“我的职责是把我所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虽然我并没有任何义务来相信每一件事情，对于我的全部历史来说，这个说法我以为都是适用的。”(17)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有作为一个记录者的责任感，他自己虽然缺乏鉴别史料的能力，但仍然有着追求历史真相的愿望。同时，他也竭力想要从当时存在的各种不同说法中做出明智的选择，他对那些认为的确不可信的东西就采取了拒斥的态度。(15)希罗多德在书中时常还会对同一件事情列举他听来的两种以上的说法，并做出个人的判断，比如他说：“对于这些不明确的事情，现在我必须提出我个人的意见来了”；“这是埃及祭司们的说法，但我个人是不相信这种说法的”；“人们可以相信任何一个他认为是可信的说法；但是在这里我要说一下我自己关于它们的意见”；“这是在传说当中最为可信的一个说法。”(16)这些话反映了早期希腊史学朴素、客观的处理方法。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尽管希罗多德的方法粗糙，既像游记又像口头传闻，但他绝对不是不加批判的。譬如他区别了事实和神话，他知道耳闻和目睹的分别，他也知道事件发生的原因与前奏。”(17)具体而言，在《历史》中希罗多德辨别材料真假的标准有二：一是看其是否有确凿的证据，以神话为依据的观点在他看来是不可信的。他所谓的证据主要是公众承认的事情，即普遍性。例如，关于伊索是雅德蒙人的说法。(18)二是看所闻之事是否合乎情理。所谓“合乎情理”一方面是指所闻之词与希罗多德的亲自观察相吻合，如在谈到埃及人是如何哺育婴儿时，他不仅引用了祭司们的话，而且还做了实地考察，他说：“我甚至为了这个目的到底比斯和黑里欧波里斯去，专门要去对证一下那里的人们所讲的话是不是和孟菲斯的祭司们所讲的话相符合。”(29)另一方面，合乎情理也指所闻之词合乎常人之常情，这其实也是普遍性的表现，比如在谈到一个司奇欧涅人的故事时，希罗多德用了这样的说法：“如果一般的说法是真实的话，……”。(20)有时，他则将这两项标准结合起来以辨真伪，例如关于波斯王薛西斯战败逃跑之事。(21)可见，希罗多德已能初步运用批判的方法，注意考订口述史料的真假，比较各种记载或传说的异同，从而使历史学发生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变化。虽然希罗多德的著作有时因失于轻信，仍有谬误，但总的看来，正如现代美国史家汤普森所说：“在批判精神方面，他还是超越了他自己的时代。”(22)可以说，希罗多德为古典史学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也正是对此的肯定，当代英国史家彼得·伯克在总结西方历史思想的十大特点时，认为其中的一个特点便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注意对史实的查验，即鉴别和评估他们听到或读到的有关过去的个别的故事，以便获取对历史事件的最可靠的史料。西方史学传统之所以在这方面具有其特点是因为它同时关注这一问题的普遍性和特殊性。”(23)
    其实早在16世纪，西方学者就对希罗多德使用口述资料的作法予以了肯定，这主要是由于当时许多人的写作也完全是根据亲身的经验和即时的需要而成，由此他们通过亲身的经历表明，人们能够广泛地游历，自然会碰到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事情，也可以通过口述资料重构遥远的过去的历史，但未必就是说谎者。(24)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希罗多德所用资料的可靠性再一次受到置疑，为什么西方学界对希罗多德的评价会有如此的反复？这固然与《历史》中个别明显的错误有关，但更为关键的是，虽然学者们认识到希罗多德生活于一个口述的社会，以及他对口述资料的依靠，却未曾考虑口述的历史对记忆的依靠。也就是说，学者们没有从记忆（特别是公众记忆）这一角度来思考希罗多德的真实性问题。由于当时的大多数希腊人是在“听”而不是在读他的作品或其他书面文本，口头证据始终是探究以往的事实与意义的问询者获取材料的主要途径。希罗多德是在没有图书馆的条件下进行他的“探究”的，他记录的是考古学出现之前的古代的事情。因此，采用大量传说见闻作为史料不仅不是他的过错，反之，应视为他的重大成就和贡献才是。当然，记忆不可避免会带有记忆者鲜明的个人色彩与事后解释的偏见。当人回忆时，那些最初的信息会在这一过程中被重新塑造，他会用习惯性的术语描述他记忆中的事情。这些术语带有他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的特征。这也就解释了希罗多德对非希腊的传说的描写为什么会带有希腊风格的原因。因此，在评价希罗多德真实性的时候，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希罗多德实践的是口述的历史学，而口述的历史依靠的是记忆。由于任何口述者都生活在一定的时空中，主观因素在他们追述历史中不可避免地被加入进去。而且口述者在追述记忆时，往往是有选择地回忆以及有选择地叙述他们认为有意义且无损自身形象的那部分记忆，由此自然会削弱口述史料的真实性。希罗多德历史叙述中的缺陷可能就是由口述或者说是由记忆失误造成的，但这并不是一种自我欺骗或有意的对他人的欺骗。“观察者把所有的事情搞正确是不可能的。详细的准备和训练只能减少错误，但要消灭错误是不可能的。”(25)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把希罗多德由于这种原因而犯的错误称作是谎言。更何况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主要的区别就在于口述史料是经过史学家与口述者双重主体选择后形成的。这样，在口述史中，历史主体就不只是历史学家，而且还应该包括口述者，这能使历史学家避免其一已之主观性。这一点在古代希腊尤为重要，因为在城邦的语境下，任何口头传说都会在社会共同体中不断地被塑造再塑造，经过集体记忆的检验，这种记忆的方式使人们对那些关乎城邦生活的重大事件拥有了某种共同的记忆，因此古典史家在选择资料、记录发生的事件时，就会力图在兼顾自己的认识的基础上把集体记忆加之于历史之上，在他们看来，这样历史叙述才是有意义的，也才是会被人们所认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