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注重探讨“小地方”与“大世界”的关系，或者说，把小地方放到大世界中来认识，从而折射世界的变迁。美国历史学家唐纳德·怀特的研究具有典范的意义。他曾多次到西非实地考察，特别是考察了冈比亚的“纽米国”，与当地人座谈，翻阅档案资料。他认识到，在1500年之前，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西非与地中海世界甚至与东南亚有着广泛的联系。20世纪90年代，他继续研究1446-2003年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前殖民时期、殖民时期、后殖民时期）纽米国所发生的变化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写成了《世界与非洲的弹丸之地》(The World and a Very Small Place in Africa)。此后，“把小地方放到大世界中”(to put a small place into a big world)成为全球史研究的一种范式。
    全球范围的专题比较研究也属于全球史的研究内容，包括跨国别、跨文化的社会史、妇女史、商人史、移民史、疾病史研究。近年来，社会史与世界史的结合颇为引人注目，出现了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这里举三个例子。第一，来自一系列国家的历史学家、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共同合作的欧亚大陆研究工程，运用一些纯粹来自外部的范畴，如“收入处于后20%的人”——不管他们在这里包括小土地所有者，在那里包括无产者——来展开研究，从而摆脱了每一社会都有自己独特的结构这一问题的困扰，提出了这样一些研究课题：比较儿童走向成年的几率、他们离开农田后寄钱回家的几率、应召入伍的几率等。(22)第二，有研究表明，在近代早期，许多民族的绝大部分人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忙碌，一年中农业劳动的天数增加（由于双季作物的增加等），工人的实际工资减少而每周的工作时间延长，管理更严，童工增加，退休制度近乎消失等。(23)一旦我们把这视为一种世界范围的现象，不仅包括那些稍后劳动日产出极大提高的地区，也包括那些发展更为缓慢的地区，我们就不会轻易把这种模式在一个地方的表现视为后来“成功”的先兆（如西北欧），而把在另一个地方的体现视为“失败”的明显征兆（如中国）。(24)第三，近年来，帝国社会史关注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帝国发展，发现了一些普遍的发展趋势。何谓帝国？帝国是这样的政治实体，在其中，一个社会的领导者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统治着至少另外一个社会，其统治手段不同于在自身社会所使用的手段，虽然并不一定更为专制。根据这种理解，帝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证明其合法性，不同时代的帝国采取了不同的手段，但在某个时段，某种做法却具有世界性。在近代早期，人们日益关注绘制疆域图、对种族群体进行归类，等等，也关注把这些信息传达给其他帝国。到19、20世纪，出现了一个非常流行的现象，即许多帝国日益重视“教化工程”(civilizing projects)。就是说，越来越多的帝国声称，帝国最终会把至少一部分“异域”臣民转化成为像帝国中心区的人那样思考、生活和接受管理，以此来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英帝国、清帝国、沙皇俄国、奥斯曼帝国无不如此。到19世纪后期，我们看到了一个进一步的转变，即出现了这样一种观点：“教化”帝国臣民意味着使大众文明化，目的是更详尽地规范他们的生活，也包括在殖民地的欧洲人的生活。(25)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些研究方式与传统的史学研究形成了区别，属于“大规模互动研究”。有一种观点认为，大范围的历史研究会招致准确性和细微性的缺失，并远离亲身经历者才能理解的那种语言环境，可以说得不偿失。笔者认为，任何课题，哪怕是范围非常小的课题，也不可能穷尽所有细节。我们不能苛求城市史研究要了解一个城市的所有事物，也不能苛求民族国家史研究要穷尽一切相关资料。况且，所谓详尽是相对的，在一个范围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内容，在另一个范围中可能就成了枝节，而在最大的范围中可能就完全失去意义。历史学家如果将研究范围拓宽，既会面对细节的缺失，但同时更大的研究对象也会进入视野，从而弥补其损失。因此，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没有惟一恰当的“细节”标准，所要求细节的多少完全取决于所提问题的本质，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将历史研究中惯常采用的时间范围、地域范围当做神圣而不可侵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