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重要的思想启蒙运动，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方面亦十分显著。
    一般认为，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自觉的有意识的转变是从本世纪初年梁启超提倡史学革命、主张建设新史学开始的。1900年前后，在外来思想文化的影响下，特别是在日本史学著作和理论的影响下，进步士人开始反思中国传统史学，对旧的封建学术的主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史学展开了批判。梁启超更是高举起了“史界革命”的大旗，把以各个皇朝为中心记载的二十四部正史称之为“二十四姓的家谱”，称为帝王之间的“相斫书”，由此引发了一场批判旧史学的新史学潮流，拉开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序幕。现代史学的内容与特点决定了它不可能出现于封建社会思想文化为基础的时代。它的存在需要有一个特定的社会思想文化的氛围。以宣传新思想、建设新文化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恰恰为中国现代史学的出现创造了这样一个氛围，从而直接影响了中国现代史学的产生和发展。辛亥革命之后，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思想和新文化的宣传，为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建设新史学的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并很快形成了一种思潮。这次史学思潮是一个全面求新、广采博纳、以追赶世界近现代史学最高水平为目标的思潮。它因对旧史学进行质疑和批判性思考，从史学观念、功能和作用、研究对象和内容，以及研究方法等诸多方面进行了重新的认识和阐述，成为直接促成中国现代史学的重要标志。它与本世纪初年的新史学潮流相比，在新史学的建设方面显得更为全面和彻底，基本完成了中国史学由旧向新的转变。
    一、对封建专制思想的批判，为现代史学的建立扫清了思想障碍
    思想观念的改变对于学术的进步是至关重要的，没有思想观念上的更新，学术进步和发展就难以实现。进入近代以来，传统史学与近代社会不相适应的原因之一，就是史家的思想观念仍囿于封建专制政治的窠臼。五四新文化运动则在解放人们思想，批判旧的思想文化，特别是对封建思想文化的代表--孔子学说的批判方面，为新思想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在封建专制时代，孔子等圣贤经典被传统史家奉为“圭臬”，是他们治史的重要的伦理道德方面的依据。在这种情况下，史家只有信从，没有自己的思想，更不敢有丝毫怀疑。旧的封建文化极大地限制和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制约了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对封建思想文化的代表即儒家思想学说展开了批判。陈独秀明确指出：“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陈独秀文章选编》，1版，上册，103页，北京， 三联书店， 1984。）也就是说，在儒家学说支配下，整个社会除了君王一人之外，其他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没有独立自主的人格，是君、父、夫等他人的附属品，更不用说有自己的思想了。这种伦理思想反映到政治上，就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与共和民主制度是相对立的。要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就必须在伦理上铲除“纲常”学说。这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斗士们反对孔子学说的目的所在。批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不只是要推倒孔子的圣人地位，更重要的是清除国民头脑中固有的封建思想文化的影响。
    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借助民主和科学两大思想武器，对孔教、礼法等旧伦理、旧政治、旧艺术、旧宗教进行了批判。这种批判，在破除了千百年来形成的人们对孔子等先圣先贤的盲目崇拜和信从的同时，提出了一个问题：旧有的思想观念都是对的吗？这是一种怀疑观念，它诱发了“重新估定”中国传统中一切文化思想价值的评判态度，在史学领域则催生了具有现代学术特点的疑古史学。
    现代疑古史学的先声可以说是胡适1918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胡适在这本书里对没有可靠材料证实的远古时代采取了质疑的态度，直接从老子、孔子讲起。书中第一次把孔子作为一个哲学家、思想家，而不是作为一个圣人来研究。他的古史观是：“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的轨道以后，然后用地下掘出的史料，慢慢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胡适：《自述古史观书》，《古史辨》，1版，第1册，上编，22页，北京，朴社，1926。）胡适以积极的怀疑精神为史学界树立了解放思想、用现代学术观念研究历史的榜样。
    在这种怀疑和求真的思想观念的影响下，青年学者顾颉刚对中国历史中“盘古开天”、“三皇五帝”等有着完整序列的古史系统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旧古史系统记载的并不是真实的中国远古时代的历史，是后人根据自己的需要伪造的。旧的古史系统是“层累地造成的”，“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徵，知道的古史越多”。（顾颉刚：《与钱玄同论古史书》，《古史辨》，1版，第1册，中编，65页，北京，朴社，1926。）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一观点一问世，便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轰动。它使长期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三皇五帝”的古史观发生了动摇，使人们的思想受到了极大震撼，也引发了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第一次关于中国古史的大讨论。这次讨论虽涉及了许多具体的古史问题，但反映出的中心问题则是：应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思想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讨论中，顾颉刚等人提倡的没有证据只可存疑，不可盲从盲信的研究态度，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在此次讨论中逐渐形成的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也成为古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派别，推动了中国古史的研究。
    顾颉刚曾谈到新文化运动对他古史研究的影响。他说：“要是不遇见孟真和适之先生，不逢到《新青年》的思想革命的鼓吹，我的胸中积着的许多打破传统学说的见解也不敢大胆宣布”，“总括一句，若是我不到北京大学来，或是孑民先生等不为学术界开风气，我的脑髓中虽已播下了辨论古史的种子，但这册书是决不会有的”。（顾颉刚：《自序》，《古史辨》，第1册，上编，第80页。）
    “古史辨派”的出现及其影响，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新的思想观念和治史态度被中国史学界所接受，也标志着中国史学冲破了旧的思想观念的束缚，开始走上现代史学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