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不仅以办报、舆论宣传著称，被誉为戊戌启蒙运动的理论骄子、中国的“伏尔泰”，而且他于1901年发表《中国史叙论》和1902年发表《新史学》等史学论著，吹响了“史学革命”的号角，提出了“新史学”的命题，并且初步论证了具有近代理性色彩和中国特色的“新史学”理论，成为我国史学告别旧传统跨入近代门坎的世纪界标，他被誉为“史林泰斗”（注：许冠三著《新史学九十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认真总结这位史学大师给后人留下的珍贵遗产，对推动今天的史学发展是非常有益的。笔者不揣疏漏，对梁启超前期史学的时代特色（注：笔者将梁启超史学分为前后两期，其前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他新史学酝酿形成期，其后期（辛亥革命后至20年代末）是他新史学的成熟期。），作一探析，敬请各位方家斧正。
    一、紧扣时代脉搏，洋溢着炽热的爱国情感
    梁启超史学具有突出特点，其一是强烈的“经世性”，紧密配合现实斗争。众所周知，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民族危机空前深重，严重地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而清朝封建专制政府极度腐败，使中国的近代化运动寸步难行。先进的中国人在极度痛苦的反思中，在西方文化大量输入，中西文化比较以及严酷现实的巨大反差中，进一步痛感祖国的落后和民族前途的危迫。于是祖国大地同时卷起反侵略反封建专制、争取国家独立民主富强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和君主立宪两大民主潮流。人们在与旧制度旧传统的搏斗中，急需理论的指导、思想文化的配合，而一切旧的意识形态无法解决新时代的新问题。时代呼唤着新理论新文化的降生。史学作为“文化中的文化”（注：张广智、张广勇著《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淑馨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合作出版，第1页。）， 在这场新旧文化嬗递转型的过程中首当其冲，在孕育了半个世纪之后，终于酿成了20世纪之初的新史学思潮。梁启超作为新史学思潮的主帅，其史学思想与近代中国人民外争国家独立，内争民主富强的两大历史任务交相辉映，政治改革和爱国救亡是贯穿梁启超史学理论、史学实践的精髓。所以他的史学可以概括为改革的政治史学和爱国的政治史学。
    所谓改革的政治史学，一是指他的史学批判，既是廓清旧史学谬误、建构新史学的需要，更与反封建专制的时代大潮相呼应。早在1896年，他即率先提出“君史”“民史”（注：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1，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0页。以下凡引《钦冰室合集》者皆简称文集或专集。）的新概念，认为中国二千年之史，强半皆君史，而没有民史。言简意赅地指出新旧史学不同的阶级属性和本质特征。20世纪初，梁氏对封建旧史学发动了更加猛烈的攻势，旗帜鲜明的提出，封建旧史学有四弊二病三恶果，并将批判的锋芒更集中地指向了传统史学的核心：帝王中心论和封建正统史观，抨击封建史学将内容丰富的中国古代史变成了二十四姓之家谱、相斫书；严正指出，封建史家所谓正统，实际上就是君统，不过是霸者为“私天下而又惧民之不吾认”，于是就编造这种“君权神授”的谎言，用以箝制和愚弄人民。他一反几千年来以成败作为评判王与寇的价值尺度，明确指出：“正统当于何求之，曰统也者，在国非在君也，在众人非在一人也。舍国而求诸君，舍众人而求诸一人，必无统之可言，更无正之可言。”（注：梁启超《新史学》，文集之9，第25页。 ）清晰地表达了他的近代国家观念和国民为国家主体的民权思想。他说：“国家思想者何？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注：梁启超《新民说》，专集之4，第16页。 ）这即是说所谓国家，对于个人来说它是整合力量，对于朝廷来说，它是权威的象征，对于外族来说，它具有对外交往与抵抗侵略的功能，对于世界来说，它是民族的形象。一言以蔽之，国家是国民之公器，而不是君相之私产。
    梁氏对中国人无国家思想痛心疾首，进而分析了中国人无国家思想，首先是由于大一统之政治格局和与外界阻隔的地势，形成了中国古代封闭型的文化体系，中国人的视野内未有可与中国相匹的国家作参照物。其次由于专制君主家天下，二千年来历代封建君主都视国家为其私产，视国事为其家私事，造成了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百姓自然无国之可爱。他痛切地指出，在当今全球交通、列强比邻的形势下，国民无国家意识是国家无由振救的病根，是非常危险的。
    出于反对清朝封建专制的需要，早在19世纪末，梁启超借用西方早期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的理论，热情倡导“民权”说，强调指出：“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注：梁启超《爱国论》，文集之3，第73页。 ）民权的兴衰是国家存亡的关键。他认为，今日国与国之竞争，“其原动力乃起于国民之争自存。”强调“国民力者，诸力中最强大而坚忍者也。”（注：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文集之4，第59页。 ）而国民之力取决于国民素质的高下优劣。他说：“国之治乱，常与其文野之度相比例，而文野之分，恒以国中全部之人为定断，非一二人之力所能强夺而假借也……故民智民力民德不进者，虽有英仁之君相，行一时之善政，移时而扫地以尽矣。”（注：梁启超《自由书》，专集之2，第9页。）故善治国者“必先进化其民。”（注：梁启超《自由书》，专集之2，第9页。）他高瞻远瞩地提出改造国民性，以造就能够肩负起改造旧社会建设新国家重任的新国民的伟大战略任务。而新史学应当成为教育国民的有力工具，应该探讨“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注：梁启超《新史学》，文集之9，第3页。）。
    二是指梁氏为宣传君主立宪的政治理想，为激励中华民族的竞争意识、改革精神，着意用浓墨重笔写了《王荆公》、《管子传》；为给中国的改革提供历史借鉴，在戊戌政变后，梁启超从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新视角初步总结了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近60年间开放改革的艰难历程（注：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专集之1，第21-22页。）。流亡日本后，梁启超由于对西学的广泛研读，对西方历史的深入了解，视野更加开阔，在1900年撰写的《中国积弱溯源论》一文中，进而将中国的现代化历程远溯到清初，将清代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总结了清代200年间中国在西方的挑战冲击下， 现代化运动多次出现历史机遇而屡次将其丧失或屡遭挫败的沉痛教训（注：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文集之5，第35-41页。），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学术价值。我们知道，国外现代化研究始于本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虽然现代化运动是滞后的，现代化进程是曲折缓慢的，但是中国的现代化研究起步并不晚。梁启超不仅是中国研究清廷自身改革的第一人，而且在世界现代化研究领域，他也称得上是先我着鞭，先声夺人者，足见他的思想之敏锐与远见卓识。
    所谓爱国的政治史学，一是指梁启超强调激励国人爱国奋进是新史学的另一重要社会功能。他在《新史学》中开宗明义写道：“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注：梁启超《新史学》，文集之9，第1页。）变法失败后，梁氏通过对中西历史与现实的比较研究，痛感中西方强弱对比的悬殊与社会发展层次上的巨大差异，认为只有明了各自强弱、先进与落后的原因，才能使中华民族引以为鉴，明了今后的方向。指出“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并大声疾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注：梁启超《新史学》，文集之9，第7页。）可见梁氏把建构新史学的史学革命看作国家独立和民族振兴的系统工程中的基础工程而倍加重视和忘我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