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指他的著史实践。梁启超为使中华民族以史为鉴，奋起自救，相继写了《波兰灭亡记》、《越南亡国史》、《朝鲜亡国史略》、《朝鲜亡国之原因》等一批弱小国家的亡国史，指出这些国家长期内政不修，内讧篡弑等原因，致使列强有机可乘，“举太阿授人，以至灭亡。”（注：梁启超《越南小南》，专集之18，第3页。 ）为了给长期受制于封建专制重压下的国民招魂，增强国人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他写了《郑和传》、《张博望班定远合传》、《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为激发国人的民族意识，恢复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他写了《赵武灵王传》、《袁崇焕传》；为唤醒国人的爱国热情和为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他写了《南海康先生传》、《罗兰夫人传》、《新英国巨人克林威尔传》、《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等众多的人物传记，充满了浓郁的忧患意识，强烈的爱国激情，表现了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民族精神。
    二、融注西方新学理富有创新精神
    梁启超史学的第二个特征是它的创新性。何谓创新？一是指梁氏的史学理论体系虽然主要是以借鉴西方近代史学理论和方法加以建构，但重要的是他并非机械摘取某些观点，也不仅限于翻译原著的某些篇章，而是依据中国的国情和现实需要，经过一定取舍和理性思辩等加工制作，并与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巧妙结合，融会贯通，使之中国化，从而建构起独具特色的新史学理论体系，它既不是西方史学理论的简单翻版，也为中国前史所未有，展示了全新的时代风貌；二是指梁启超在运用西方史学理论观点分析论证中西方历史与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加以创造性的阐释和发挥，展现了他卓越超群的史学才华。
    梁启超前期史学理论体系，主要涵盖以下四个方面的重要内容：
    1.近代进化史观是梁启超新史学理论体系的基础和核心
    早在维新变法期间，梁氏即将西方的进化论与中国传统的公羊三世说结合起来，提出了“三世六别”说（注：梁启超《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文集之2，第7页。），强调人类历史也和宇宙万物一样，是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演化，越变越进步，“日趋于善”。戊戌政变后，经广泛涉猎西方和日本的各种社会政治学说及其史学论著，梁启超的进化史观又得到进一步发展。他说达尔文进化论使人们懂得“所谓天然淘汰优胜劣败之理，实普行于一切邦国种族宗教学术人事之中，无大无小，而一皆为此天演大例之所范围，不优则劣，不存则亡，其机间不容发，凡含生负气之伦，皆不可不战竞惕厉，而求所以适存于今日之道。”（注：梁启超《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文集之13，第18页。）显然，梁氏将进化论视为万能的世界观，并将它运用于自己的史学研究之中。
    首先，他以进化论为指导，对史学的研究对象从三个层次加以界定：
    “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注：梁启超《新史学》，文集之9，第7页。）即历史学是研究人类进化现象的学科。人类社会的演化是按照一定的次序进行的，是“往而不返，进而无极”。梁氏进而借用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的观点并加以发挥，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人类社会进化的轨迹不是呈直线发展的，而是曲折复杂多变的。他说：“其进步又非为一直线，或尺进而寸退，或大涨而小落，其象如一螺线。明此理者，可以知历史之真相矣。”（注：梁启超《新史学》，文集之9， 第7-8页。）既指明历史发展的曲折性， 在历史进化的长河中甚至会发生局部倒退，又指出历史进化的前进方向和总趋势是不会改变的。“生长而不已，进步而不知所终。”为了说明这一道理，他举了一个非常形象的例子。“譬之江河东流以朝宗于海者，其大势也。乃或所见局于一部，偶见其有倒流处，有曲流处，因以为江河之行，一东一西，一北一南，是岂能知江河之性矣乎？”（注：梁启超《新史学》，文集之9，第8页。）
    梁氏关于人类历史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统一，其总趋势是前进上升的螺旋式发展观具有鲜明的辩证因素，它的提出具有重大意义：其一，这种理论与中国历代封建旧史家的循环史观和倒退史观划清了界限；其二，它给当时正在为国家前途、民族命运而拼搏奋斗的人们充分认识民族解放事业的艰巨性复杂性，不被暂时的局部的现象所迷惑，从而增强战胜艰难险阻，以达胜利彼岸的信念，提供了哲学的依据和历史的启示。
    “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注：梁启超《新史学》，文集之9，第9页。）梁氏依据斯宾塞的社会有机论，明确提出：人类进化是指“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人类只有“藉群力之相接相较相争相师相摩相荡相维相系相传相嬗，而智慧进焉，而才力进焉，而道德进焉。”（注：梁启超《新史学》，文集之9，第9页。）这里他强调人类进化的群体性，而群体的进化只能在国家、民族间的交涉与竞争中得以实现。
    “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注：梁启超《新史学》，文集之9，第10页。 ）表明梁启超已经意识到人类历史的进化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而历史学就是研究这一规律的科学。人们把握历史规律的目的在于“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注：梁启超《新史学》，文集之9，第11页。）。 它启导人们认识只有自觉地遵循历史进化发展的规律，沿着社会前进的方向，确定自己的奋斗目标，才能有益于增进人类的幸福文明。这是我国学者运用近代进化史观对研究历史的目的意义所作出的第一次明确而透辟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