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历史规律必须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梁启超提出了建立史学理论的主张，并把它称之为历史哲学。梁启超在其历史哲学中，引进了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等两对新概念，并初步论证了它们之间的关系。他说：“凡学问必有客观主观二界。客观者，谓所研究之事物也。主观者，谓能研究此事物之心灵也。和合二观，然后学问出焉。史学之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其主体，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注：梁启超《新史学》，文集之9，第10页。）在此他指出， 任何学问都是主客观结合的产物，而史学则是史料与哲理的统一。所以，历史研究既要尊重历史的客观性，更要注重理论指导的重要性。否则，仅有史料堆砌而无哲理统帅，“则其史有魄无魂”（注：梁启超《新史学》，文集之9，第10页。），便不能称其为良史。 此论可称之为我国有史以来关于史论关系最清楚、最明确的阐述。
    其次，梁启超运用进化史观，对人类历史的演进作了如下的宏观探讨：
    关于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及其分期问题，他依据欧洲考古发掘和近代史学研究成果，证明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阶段性。按生产工具类型划分，经历了石刀期、铜刀期、铁刀期（注：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文集之6，第9页。）；按生产方式划分，经历了由渔猎进而为畜牧，进而为耕桑，“终进为工商时代”（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文集之7，第12页；《管子传》专集之28，第4页。）。这种描述在今天看来未免过于浅显，但它恰恰揭示了人类宏观历史由低级向高级演化发展的规律性。这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是闻所未闻的新知识，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增进了人们对进化论的理解。他又以政治制度的演进，把西方史划分为野蛮自由、贵族帝政、君权极盛、文明自由四个时期，并以此来说明中国历史，认为自黄帝以前为第一级野蛮自由时代，自黄帝至秦始皇为第二级贵族帝政时代，自秦始皇至乾隆为第三级君权极盛时代，而自今以往则将进入第四级文明自由时代（注：梁启超《尧舜为中国中央君权滥觞考》，文集之6，第25-26页。）。结合民族关系变化状况，梁启超又把中国史划分为“上世史”，自黄帝至秦统一，为“中国之中国”，是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时代。“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末年，为“亚洲之中国”，是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颐竞争最烈时代，又是中央集权制度日趋完整，君主专制政体全盛时代。“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今日，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时代，又是君主专制政体渐就湮灭，国民立宪政体将嬗代兴起之时代。他将这段历史视为“将来史之楔子”（注：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文集之6，第11-12页。）。既揭示出中国近代社会新旧相嬗时期的过渡性特点，又说明了当时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局面。梁氏参照西方史学家对世界史进程划分法划分中国历史时期，虽有某些牵强附会之处，但其功绩在于第一次使中国史与世界史接了轨。这里他有意识启迪人们认识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政治制度的变革，君主专制制度由盛到衰最终被更进步的制度代替，乃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无论中西国情如何相异，中国现代化历程多么艰难曲折，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关于社会历史进化的因果关系和动力问题，梁氏认为“人间社会之事变，必有终始因果之关系”（注：梁启超《中国史叙论》， 文集之6，第11页。），“凡一国今日之现象，必与其国前此之历史相应”（注：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专集之3，第3页。），故史学的重要职责就在于勘破“群与群之相际，时代与时代之相续”的前因后果，以便做到“鉴既往之大例，示将来之风潮”，充分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他说：“以伟大高尚之理想，褒贬-民族全体之性质，若者为优，若者为劣；某时代以何原因而获强盛，某时代以何原因而致衰亡，使后起之民族读焉，而因以自鉴曰：吾侪宜尔，吾侪宜毋尔。”（注：梁启超《新史学》，文集之9，第29页。）进而指出，社会发展需要动力， “有动力必有反动力，有反动力又必有其反动力之反动力。反反相续，动动不已，而大业成焉。”（注：梁启超《十九世纪之欧洲与二十世纪之中国》，专集之2，第59页。）而这动力是什么呢？ 他认定“竞争为进化之母”（注：梁启超《新民说》，专集之4，第56页。）， 进化与竞争相倚，竞争与进化相终始，“竞争绝，则进化亦将与之俱绝”（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文集之7，第39页。）。 西方近代社会所以发展迅速，是因竞争激烈。“列国并立，不竞争则无以自存。”（注：梁启超《新民说》，专集之4，第56页。 ）而中国政治上大一统格局及周边各族、邻国文明发展程度远远落后等原因，致使国人纵横四顾，常觉有“上天下地唯我独尊之概”（注：梁启超《新民说》，专集之4，第56页。），很难产生危机感、紧迫感，非常不利于竞争进取， 最终导致近代落后挨打之局面。梁启超如此强调以竞争求进化，强调优胜劣汰，意在告诫国人，中国正处于列强环伺的险恶环境之中，只有发愤变革自强才能在与各国的竞争中生存发展。这种完全用生物进化论来说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观是不科学的，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仅在学理上有一定进步意义，而且在实践中确实起到了思想启蒙的积极作用。
    2.关于地理与历史的关系问题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首先掌握并熟练运用西方地理历史理论来研究和具有创见性的阐释中西方历史、学术的学者。早在1901年即指出：“地理与历史，最有紧切之关系，是读史者所最当留意也。高原适于牧业，平原适于农业，海滨河渠适于商业。寒带之民，擅长战争；温带之民能生文明。凡此皆地理历史之公例也。”（注：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文集之6，第4页。）他又联系中国实际提出了诸多与地理环境相关的历史现象，诸如“中国何以能占世界文明五祖之一？则以黄河扬子江之二大川横于温带，灌于平原故也；中国文明何以不能与小亚细亚之文明、印度之文明相合集而成一繁质之文明？则以西北之阿尔泰山、西南之喜马拉耶山为之大障也。……何以不能伸权力于国外？则以平原膏腴，足以自给，非如古代之希腊腓尼西亚及近代之英吉利，必恃国外之交通以为生活，故冒险远行之性质不起也”（注：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文集之6，第4-5页。）。中国古代学术文化之所以重实际而少宗教色彩，其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学术思想起源于北方，“北地苦寒硗瘠，谋生不易，其民族销磨精神日力以奔走衣食维持社会，犹恐不给，无余裕以驰骛于玄妙之哲理，故其学术思想，常务实际。切人事，贵力行，重经验，而修身齐家治国利群之道术最发达焉。”（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文集之7，第18页。 ）他还论证了我国南北学术风格之差异也与地理条件密切相关。可见地理环境的差异和条件的优劣是造成不同地区人类历史发展特殊性和影响其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他在论证中西方古代政治制度演化史的异同时指出：“凡在大陆之地者，其竞争必愈烈，其兼并必愈盛，兼并盛则小国不能自存，而必成一大帝国。既为一大帝国，则必厚集中央政府之权力，而原初之自由权遂至绝迹而无遗类。”他认为这是亚洲大陆之自由发达不如欧洲的重要原因，“此实关于地理上之天演，非人力所能为也。”（注：梁启超《尧舜为中国中央君权滥觞考》，文集之6，第26页。 ）即人不能违背历史发展的客观条件而随心所欲地摆布历史。他进而指出：“地理与人民二者常相待，然后文明以起，历史以成。若二者相离，则无文明，无历史。”（注：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文集之6，第5页。）
    综观梁启超上述见解虽有某些肤浅和夸大地理环境作用之处，但在当时却开启了人们的新视角，引导人们去认识地理对社会经济生活、民族气质、人类文明以及军事政治的影响作用，比起传统史学单纯从人的主观意识、精神力量方面寻找历史动因的思维模式，前进了一大步（注：详见梁启超1902年撰写的《亚洲地理大势论》、《中国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及译著《地理与文明之关系》，文集之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