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关于英雄与时势、英雄与民众的关系问题
    梁启超既受到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也得自当时时势之感召，形成了他自己的一套理论观点。首先，在英雄与时势问题上，他既认为英雄能够造时势，说西人所谓“英雄者，人间世之造物主也。人间世之大事业，皆英雄心中所蕴蓄而发现者。虽谓世界之历史，即英雄之传记”（注：梁启超《自由书》，专集之2，第9页。），“宇宙者崇拜英雄之祭坛”，皆非过言（注：梁启超《新英国巨人克林威尔传》，专集之13，第2页。），同时他又认为时势造英雄的观点也有一定道理， 因为假如路德非生于16世纪而生于10世纪，或不能成改革宗教之功；使16世纪即无路德，亦必有他人起而改革。于是他接受了浮田和民的观点：“英雄固能造时势，时势亦能造英雄。”进而发挥道：“英雄与时势，二者如形影之相随，未尝少离，既有英雄，必有时势，既有时势，必有英雄。”它们“互相为因，互相为果，造因不断，斯结果不断。”（注：梁启超《自由书》专集之2，第10页；李浩生译浮田和民《史学通论》， 杭州合众译书局藏版，上海作新社印刷局于1903年印刷，第17页。）表明他已初步领悟到了二者的因果制约关系。进而梁启超把英雄人物分成两类，一类是能造时势的“先时人物”（包括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一类是被时势造就的“应时人物”（包括政治家、革命家、改革家、军事家）。在二者之中梁氏更偏重于崇拜歌颂先时人物。他说：“既有时势，何患无应此之英雄，然若无先此之英雄，则恐所谓时势者渺不可覩也。”进而得出结论：“先时人物者，社会之原动力”（注：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文集之6，第58页。）。 可见其思想深处仍是英雄造时势的唯心史观。这是因为他只看到思想理论和近代科学对推动西方社会飞跃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只想到先进思想对改造中国的迫切性，而忽略了那些思想理论、学说归根到底也是自己时代的产物。
    其次，关于英雄与民众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的思想具有明显的矛盾性。一方面，他受西方英雄史观的影响，认为“舍豪杰则无世界”，其余亿万民众不过是随此英雄豪杰之风潮而转移奔走的“趋附者”。另一方面，又受日本学者德富苏峰的启示（注：梁启超《自由书》，专集之2，第48页。），加之戊戌变法失败后，他进行了深刻反思，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民众的力量，感悟到维新变法失败主要原因是新旧力量对比悬殊，而所谓力量对比悬殊，不仅表现在物力上，更在于新势力背后没有强大的民众作后盾，慨叹道：“以举国之大，而无所谓无名之英雄以立乎其后，故一跃而不能起也。”（注：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专集之3，第41-42页。）他意识到任何英雄人物，如果没有广大民众的支持，便不能成就大业。他说：“国也者，非一二人之国，千万人之国也。国事也者，非一二人之事，千万人之事也。以一国之人，治一国之事，事罔不治。若欲以一二人而治一国之事，其余千万人皆委之而去，或从而掎龁之，虽圣贤未有能治者也。”（注：梁启超《自由书》，专集之2，第50页。）因此，民族精英、 领袖人物的觉醒不能代替民众的觉醒。而民众的觉悟程度、参与意识的高低则是社会变革成败与否的关键。所以他认为不要把拯救国家的希望寄托在一二人身上，而应“望诸千万人”，只要“天下人人皆为无名之英雄，则有名之英雄必于是出焉矣。”（注：梁启超《自由书》，专集之2，第50页。 ）明确宣布“吾所思所梦所祷祀者，不在轰轰独秀之英雄，而在芸芸平等之英雄。”（注：梁启超《过渡时代论》，文集之6，第32页。 ）他将民众视为造英雄之无名英雄，视为有名英雄之础石，指出有名英雄之出必有无量数之无名英雄“扛而负之”（注：梁启超《自由书》， 专集之2，第48-49页。），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民众创造历史的作用， 强调指出历史上之大事业，并不是一两位有名人做出来的，而是大多数无名人做出来的。他将“多数之国民”视为国家进步的“主动者”，而将“一二之代表”视为“助动者”（注：梁启超《过渡时代论》，文集之6，第32页。）。这一思想已接近了唯物史观。
    此外，他将中国历史上公羊学派进步的民族观和西方近代早期民族主义思想相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近代民族史观（注：详见笔者拙作《论梁启超的民族观》，《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再论梁启超的民族观》，《学术交流》1999年第6期。）。
    4.关于史学方法论问题
    如果说梁启超在20年代撰述《历史研究法》、《补编》更多地注重史学方法论的系统论述，那么在20世纪之初则主要致力于史学观点的阐述和史学理论的建构。但在批判旧史学的过程中，从方法论的高度对新史学、新史家提出了要求。
    在研究视野和史料选择上，他批评旧史“知有一局部之史，而不知自有人类以来全体之史也。”主张以世界历史的整体眼光对中国历史进行透视和反思。他说：“欲求人类进化之真相，必当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观察之。内自乡邑之法团，外至五洲之全局，上自穹古之石史，下至昨今之新闻”（注：梁启超《新史学》， 文集之9，第10页。），都应摄入史料范围。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史家必须会剪裁，他批评旧史“能铺叙而不能别裁”，满纸填塞某日日食，某日地震，某日封皇子，某日某大臣死等毫无价值的邻猫生子之事。在编篡体例上，他批评旧史家“能因袭而不能创作”，说“史记以后而二十一部皆刻画史记，通典以后而八部皆摹仿通典。”（注：梁启超《新史学》，文集之9，第5-6页。）指出过去那些纪传、编年等旧体裁已不适应时代的需要，新史学应是新观点、新文体的结合。并率先用章节体从事史学著述。
    在研究方法上，虽然此时他还没有明确提出“鉴空衡平”说，但是他对清代考据学的研究方法予以一定肯定，指出它“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颇饶有科学的精神”。所谓科学精神，即指其“善怀疑善寻间，不肯妄徇古人之成说，一己之臆见，而必力求真是真非之所存。”（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文集之7，第87页。 ）认为此法即为西方的实证法。他批评旧史家“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他学之关系也。”主张史学与哲学、自然科学、其它社会科学相互交叉渗透，“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注：梁启超《新史学》，文集之9， 第11页。）这在当时是很先进的主张，今天仍颇有教益。梁启超在其史学论著中广泛运用了历史比较研究法。翻开他前期史学论著，比比皆是。仅从《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各国宪法异同论》、《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等标题上就可看出他对历史比较法的重视和运用自如。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有上古时代中西尊天思想、神权政治之比较、先秦诸家学派之比较、南北学术之比较、先秦学派与古希腊印度学派之比较、汉代儒学各派之比较。中国佛学与印度佛学之比较。这种纵横交错的比较研究方法，深入浅出地探析，大大增进了人们对历史现象的理解。此外，他还广泛运用了统计图表，在中国首倡“统计研究法”（注：梁店超《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文集之10，第35页。）。
    以上四个方面的成果，表现了梁启超对改造旧史学创建新史学可贵的理论探讨，标志着梁氏新史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这是他对中国史学走向学科独立化、近代化的重大贡献。尽管此时他的史学理论体系还不够完备不够成熟，但是他在史学观点、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大大加速了中国史学科学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