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所宣传的科学，无疑为中国史学的进步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方法，在中国史学由旧向新的转变过程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些学者把科学的方法引入史学研究领域，以期为史学研究的客观真实性增添方法上的保证。他们认为，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就是“凡立一说须有证据，证据完备才可下判断”。在研究中要以科学为标准，既不盲从他人，也不固守己见，真正做到择善而从。
    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在史学中的运用，促使了史学研究的规范化和研究方法的系统化。在这方面，胡适、梁启超等人作了大量的工作。首先，他们对史学研究的最基础性的工作，也就是史料的搜集作了理论上的探讨。他们认为，西洋史学近百年来的进步，大半是由于审定史料的方法更严密了。胡适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的《导言》中详细论述了史料的整理。他指出，史料工作的第一步是搜集史料，第二步须审定史料的真伪。没有审定的史料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作为史料使用的。“凡审定史料的真伪，须要有证据方能使人心服”。这种证据可分五种：史事、文字、文体、思想、旁证。经过审定的史料还要进一步整理考证，“先把本子校勘好，次把字句解释明白”，最后加以“贯通”。在经过这样系统的审视之后，搜集到的史料才可以使用。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从总结传统治史方法的角度，对史料的搜集和鉴别作了专门论述。他说：“我国治史者，惟未尝以科学方法驭史料”，往往有“不知而作，非愚则诬之弊”。他把史料分为“文字记录以外者”和“文字记录者”两大类，并详论了鉴别伪书和伪事的辨伪方法。
    其次，他们直接引入一些科学的方法，以追求历史研究的客观真实，增强史学方法的严密性和可靠性。如胡适特别推重的“实验的方法”或“科学试验室的态度”。此方法强调：“（一）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入手；（二）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三）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载《民国日报·副刊》，1921-07-13。）后来，胡适又把这一方法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这一方法在当时的史学界影响很大。顾颉刚认为假设求证的方法对历史研究很有用，“只要从假设去寻求证据，更从证据去修改假设，日益演进，（假设）自可日益近真”。（顾颉刚：《自序》，《古史辨》，第1册，上编，第95页。）又如以演绎和归纳为基础的科学方法，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传统史家也曾运用过归纳的方法研究历史，只是没有从方法论的角度进行自觉的明确的总结。五四时期的学者提出运用“反行的演绎法”来研究历史，也就是“以归纳为主，演绎为辅，用以寻出因果的关系，求出公理公例。转用公理公例，作人类的向导，以解释别的事实”。具体的步骤是：“（一）搜集的确的事实，越多越好；（二）观察不同的事实，提出其中相同的要点；（三）以假设作为经验的公理；（四）用假设的公理，说明别的事实，看公理是否适用，及有无存在的价值”。（梁绳筠：《历史谈》，载《史地丛刊》，1卷2期， 1921。）
    将科学的思想方法引入史学领域，的确使史学研究有了一定的规范，减少了对历史解释的随意性和人为曲解的机会，使之更加接近客观和真实，从而推动了中国史学向现代的转化，同时也为中国现代史学中的实证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曾经积极参与了新文化运动的傅斯年20年代末在中国建立起的第一所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及后来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都把对史料的科学的整理作为研究的中心和主旨。这样一种以科学方法为指导，把史学作为一门系统的科学来进行研究的思想，所体现出的无疑是一种现代史学的精神。
    四、在新史学观的影响下，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进而产生现代解释史学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开放的思想运动，它从西方引进的大量新的思想和理论学说，在推进中国思想文化建设的同时，也积极推进了中国史学的进步。其时在学术界广为流传的进化史观、文化史观和唯物史观，以及西方新史学流派的思想和理论等，都对中国史学由旧向新的转变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些史观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要求对历史的发生、发展作出合理的符合实际的说明与解释，以寻求其历史发展变化的“所以然”方面，即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中国传统史学也有“通古今之变”，探讨一治一乱原因的思想，但更为注重的是对史事的客观描述和忠实记载，对历史发展作规律性的探索则相对薄弱。这是传统史学与现代史学的一个重要区别。在西方新史学理论和学说的影响下，五四时期的学者也明确地认识到：研究历史固不能舍却事实，但了解事实并不是最终目的，“详究事实不过为求达目的之手段”，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即在明白一时代之状况”，也就是要对一个时代的发展状况从整体上进行说明和加以把握。
    这种力求探索历史规律性的研究，仅仅靠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是不够的，它需要有一定的历史观和认识历史的理论作指导。而五四时期传播很广的进化史观、文化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则为中国学者提供了解释历史的理论帮助。进化史观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套认识历史发展的基本理论，即历史是发展的，是不间断地连续进化的，历史的发展是有其因果关系的。历史研究应循着这样一种思路，研究历史的进化过程，把历史看作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去探索历史发展的真相，寻找出历史进化的前因后果。
    文化史观，亦称综合史观。这种史观认为，历史的发展繁复无常，无所不在，故必受多方面的影响，断非任何单纯原因所能解决，而主张“思以广大之精神，综合各方之长，而纳之于群体之心理，以解释历史”。文化史观因其主张从更全面的角度对历史加以考察，力求更完整地解释历史，而代表了本世纪初年世界史学发展的新趋向。在文化史观的影响下，北京大学改革了史学系的史学课程，本着历史发展的原动力是在全体社会，研究历史当以社会科学为基础的思想，开设了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社会学等学科课程，再辅之以生物学、人类学及人种学、古生物学等知识，以此作为综合研究历史的基础。这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是有其深远意义的。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有两个途径，其一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分，随马克思主义的传入而传入，经李大钊、胡汉民等人引入史学研究领域的；其二是作为一种历史观和方法论，通过译介西方新史学家对唯物史观的评论而间接被国内史界所了解的。唯物史观在当时人的理解中，是一种注重社会发展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的新历史观，用李大钊的话来说，它的核心内容在于认为“人的生存，全靠他维持自己的能力，所以经济的生活，是一切生活的根本条件。……在社会构造内限制社会阶级和社会生活各种表现的变化，最后的原因，实是经济的”。（《李大钊文集》，1版，下卷，3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唯物史观引入史学界后，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李大钊发表了《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等一系列文章，认为“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主张从经济变化入手去研究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把道德等精神的变化与物质的变化联系起来加以分析研究。胡汉民发表了《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等文，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研究中国哲学史。他认为，中国哲学之所以“独盛于古代”，是因为晚周战国时代“社会经济组织的根本变动，牵连到社会一切关系，是空前绝后的时代，思想家受了这个影响，所以学术上有空前绝后的建设”。秦汉以后的哲学不能与这时的哲学相媲美，是因为“社会物质的变化平平无奇”。还有李荫清在《史地丛刊》上发表的《唯物的历史观与科学的历史》一文，论述唯物史观在史学上的运用与建立科学的历史观的关系。他认为，唯物史观的问世为说明人类社会提供了一个科学的方法论。唯物史观“以社会组织的变迁由于经济构造的变迁，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而决定。物质的经济结构一变，其他以他为基础的种种精神的构造都随之而变”。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历史上纷如乱丝的现象，就若网在纲，有领可挈了。历史上从前不能说明的，至此也可以说明；从前没有普遍的原则的，至此也有了普遍的原则。于是科学的历史遂于此成立”。
    无论是文化史观，还是唯物史观，它们给中国史学界带来的是一种解释历史的理论和方法，给中国学者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研究历史的思路，丰富了他们的史学思想。经过30年代初年社会史和社会性质的论战之后，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研究渐渐形成为一个重要的史学派别，1949年以后发展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和进步，为中国现代史学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参考文献】
    1胡适文存。1版。第1～4册。合肥：黄山书社，1996
    2顾颉刚编。古史辨。1版。第1册。北京：朴社，1926
    3李大钊文集。1版。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4陈独秀文章选编。1版。上卷。北京：三联书店，1984
    5朱志敏。新文化运动。 1 版。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