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四民主思潮的发展演变，促进了学者在史学研究对象和内容方面认识的现代化
    传统史学不能适应近代社会的需要，主要表现在其研究目的和功能的偏颇，研究对象和内容的狭隘。传统史学的这些弊病是与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相适应的，因而在封建专制时代是不能克服的。只有在民主思想成为时代主流的情况下，才能改变传统史学而使其在研究目的、功能和研究对象、范围上具有新的内容。
    民主的宣传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民主政治的建立需要民主的思想为其作基础。从陈独秀提出的“自主的而非奴隶的”具有自主意识的人格开始，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宣传民主观念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造就独立自主的新国民，以作为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象征自由平等和民主精神的协约国的胜利，推动了世界范围内民主思潮的高涨，也为中国民主思潮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民主思想在新文化运动中不但有很大发展，也发生了演变。民主，在时人的眼里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概念，而成为一种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各个方面的生活原则、价值观念和人类精神。特别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生，在思想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使得更多的知识分子把目光投向了人民群众，促进了民主思想向民众化方面的发展。于是，普通民众的权利受到了重视，平民主义思潮和社会主义思潮迅速兴起。一时间，“平民政治”、“平民经济”、“平民教育”、“平民文学”等口号广为流传，在这种思想氛围中，建设“平民史学”也就成为时代对史学发展的要求。
    “平民史学”意味着对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旧史学的否定。一些学者指出：旧史学太不平等，贵族、英雄、豪杰长篇累牍，及至当时平民的状况一字不登，这怎么能算是群众的历史呢？只可说是一个阶级独享的权利品。要研究新历史，非有平等的精神不可，何况在这“德谟克拉西”的世界呢？他们主张在民主时代，研究新历史就要清除在此之前养成的“贵族观念、阶级思想之历史”，以使历史研究符合“平民”的精神，亦即普遍平等的精神。
    “平民史学”还体现了对史学功能的一种新认识。以往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史学，其功能主要体现在“垂训”、“资治”和“传世”三个方面，在其功能的作用方向上多侧重于统治阶级。“垂训”是要通过历史为后人树立思想和道德方面的榜样，达到规范百姓、教化民风、以便统治的作用。五四时期的学者认为，史学不应是统治阶级控制和利用的工具，而应该为所有的人，包括为普通百姓服务。历史不是“贵族阶级、知识阶级的装饰品”，而是人们认识现在、预测将来的工具，了解历史的目的是“帮助我们明白我们的现在，我们自身和我们同胞；明白人类现在的问题和将来的希望”。
    史学功能价值取向的偏颇，也造成了史学研究对象和内容的狭隘。以统治阶级为中心的史学，关注的是“帝王之更迁，国势之兴衰，战争之胜负”，其他与国家生活没有直接关系的事实一概忽略。五四时期的学者批判了旧史学以英雄、帝王为记载中心的作法。他们认为，史学不应以统治阶级为中心，以往记载帝王、伟人的历史缺乏平等观念，是一个阶级的专利品，不符合民主的精神。新的历史就是要打破历史记载上的不平等，应把平民百姓作为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写出以平民百姓生活为中心的历史来。
    把史学作用方向由为封建帝王服务转变到为平民百姓、为普通人服务的结果，使史学研究的范围得到了扩大。新历史所研究的内容不再局限于政治和外交等与政治统治有关的方面，而是扩展到“人类事业与活动之全体”。也就是说，凡与人类事业和生活有关的史事都在研究范围之内。由于史学研究范围的扩展是以民众为其出发点的，所以与民众生活关系密切的“经济”和“思想文化”也因而备受人们的重视。他们认为，经济史讨论的是“一般人的自由幸福之发达”，比讨论“某种属地之存亡，某种权威之升降”的政治史显得“更合人道，更合平民主义”，解放的作用也更大些。而思想史的研究则可以为人们预备一种思想的工具，培养人们认识和应付现实的能力。
    五四时期学者对史学功能、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认识，虽主要是借鉴了西方的新史学理论，但当时民主思潮和社会主义思潮无疑有助于史学界对新史学内容的接受。而且五四时期这种关注民众、为平民百姓服务的思想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在以后的历史研究中，历史记载的中心不再是一朝一代的帝王将相，人民群众受到了充分的重视，成为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这又正是现代史学有别于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可见，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民主主义和平民主义思潮为中国史学的新旧转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推动力。
    三、科学精神和方法的提倡，使史学研究渐趋于现代客观和规范的要求
    科学是新文化运动所宣传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新概念。新文化运动中所宣传的科学，含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等多种内容。但作为反封建的一种武器，科学更主要的是被视为一种新的精神，一种相对于封建迷信、盲从盲信的思想方法加以提倡的。陈独秀认为：“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这就是科学。他所说的“科学”，实际上是一种对待事物的态度。梁启超把科学解释为一种精神和一种“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无论如何理解科学的含义，新文化运动宣传和提倡的科学及其精神，的确在反对封建专制、启迪人们的思想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有了科学的态度和精神，就有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的思想方法，对事物的认识不再是盲目地信从，而是要采取科学态度，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和判断，注重证据，根据证据来说话。随着科学的宣传和普及，它成为时人推崇的新的思想方法，并被充分被运用到学术研究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