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促使了工业中心的形成，而工业中心的形成导致了城市化的发展。社会以城市为中心，经济重心明显偏重城市，人口大量从农村流向城市，城市人口迅速膨胀，如：“伦敦人口1632年为31.7万；1700年为70万；1790年为86万；1801年为111.7万；1841年为223.9万。”（注：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652-653页）城市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及工厂在城市的大量建立，造成了当时住宅构成的变化和住宅的大量缺乏，并由此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此，在当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及国家、城市等政府部门都提出和采用过不少建议和办法，用以解决城市住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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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革命前，西方城市已有所发展。对于当时城市的主要市民店主与雇工、工场主与工人来说，工作和生活地点不分。主人在他的屋里开店设厂，工人和学徒就住在他家里。如巴黎商人和工匠的房屋结构是：“房屋高而狭小，底层是铺子，上面是主人住房，再上面是工人的房间。同样，1619年伦敦每个面包师傅都在自己家里安置子女，女仆和学徒。”（注：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329页）可见，当时的住房是主仆不分的。
    工业革命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工厂制的确立，改变了家庭作坊式的操作，工人越来越多，工厂再也不是家庭范围所能包容的了，于是工厂主搬到远离工厂的地方，工人则住在工厂周围的简易棚屋。曼彻斯特是新兴的工业城市，在19世纪40年代，在曼彻斯特的中心，有一个相当广阔的长宽约半英里的商业区，“除了这个商业区，整个曼彻斯特本城，索尔福和休尔姆的全部，彭德尔顿和却尔顿的大部分，阿德威尔克的三分之二以及奇坦希尔的个别地区--所有这些地方形成了一个纯粹的工人区，像平均一英里半的宽带子把商业区围绕起来。”在这个带形区外面，住着高等的或中等的资产阶级。“中等的资产阶级住在离工人区不远街道上……”，而高等的资产阶级就住得更远，“住在阿德威尔克的郊外房屋或别墅里，住在空气流通的高地上。在新鲜的对健康有益的乡村空气里，在华丽舒适的住宅里，每一刻钟或半点钟都有到城里的马车从这里经过。”（注：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3-84页）厂主和工人在居住上完全分开，实际上表明，住宅问题主要是下层阶级的问题。
    城市下层人民的居住条件差，早在工业革命前就已经存在。在巴黎，经济略为宽裕的人住在廉价翻造的，位于楼层之间宛如地窖的阁楼，穷人则住得更为糟糕。1782年“一家人只住一间房……简陋的床不挂帐子，炊具乱摊在地上，与尿盆为邻，每当交付房租的日期，交不出钱的就得含羞忍辱，流落街头。”（注：Lewis Mumford,Lacite' a'travers I'histoire, 1964，第55页。）这是有关“圣马赛尔关厢”的描述。情况到处相同，如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穷人的处境相差无几。
    工业革命后城市贫民的住房更是困难。在伦敦，最大的工人区是怀特柴泊和拜特纳--格林，当时《北极星报》对这一地区作了如下描述：“这里有1400幢房子，里面住着2795个家庭，共约12000人， 安插了这么多人口的空间……由于这样拥挤，往往是丈夫、妻子、四五个孩子，有时还有祖父祖母，住在仅有的一间10-12英尺见方的屋子里，在这里工作、吃饭、睡觉。”（注：格雷格《近代英国》纽约1967年第 479－480页）当时大城市到处都有贫民窟。一直到1883年， 还有人这样描述伦敦的贫民窟：“想走进贫民窟，就必须穿过有毒的臭气，这种气从一堆堆垃圾和乱七八糟的臭水沟里冒出来，有时脏水就在你脚下流。许多院子永远照不到阳光，永远没有新鲜空气，也不知干净的雨水为何物。你必须爬上摇摇欲坠的楼梯，……在又黑又脏的过道里摸索前进，这里到处都是小虫子，这时，假如你没有被恶臭赶走，你就来到了成千上万的生灵居住的巢穴了……八英尺见方，墙和天花板积满灰尘，因成年累月无人打扫而变得漆黑……”（注：《The Northern Star》1844.5.4） 在新兴工业城市，尽管工厂主为了本身的利益，在工厂周围修盖了简易的工人住宅，但贫穷者尤其是爱尔兰人，状况非常差。“往往是整家的爱尔兰人挤在一张床上睡觉，往往是一堆肮脏的麦积和一条旧麻袋做成的被单被当作全家共用的被褥。……常常是几家人住在一间潮湿的地下室内，在这种乌烟瘴气的空气里挤着12－16个人。”（注：Nassau W·Senior《Letters on the Factory Act to the Rt. Hon, the President ofthe Board of Trade》London. 1837，第24页）工业革命后的住房缺乏范围较广，除了贫穷的工人外，还包括小资产阶级，甚至有些中产阶级。恩格斯1887年指出：“今天所说的住房缺乏现象，是指本来就很恶劣的工人的居住条件因为人口突然涌进大城市而特别尖锐化了，房租大幅度提高……有些人简直无法找到住所。这种住宅缺乏现象之所以引起人们的纷纷议论，只是因为它不只局限于工人阶级，而且也伤害到小资产阶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0-471页。）这些小资产阶级或因旧城改造，或因大机器生产而破产，他们丧失了住宅，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一批技术工人成长起来，逐渐变成上层工人，虽然他们经济地位有所提高，但住宅问题并未得到及时解决。因此，住宅问题是工业革命时期西方各国面临的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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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住房的严重短缺，首先由小资产阶级发难，开始从自身利益出发，着手改善住房条件，提出种种办法。
    面对城市中出租住房拥挤，卫生条件差的状况，蒲鲁东主义者首先提出住房所有权的问题，因此提出赎买出租住宅，“把房屋的价值不短分厘地付清给原来的房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0－471页。）每个工人，小资产者“用按年付款的方式，先成为自己住宅的局部所有者，然后成为住宅的全部所有者。”（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1页）这种情况在英国工业区有所实施。英国的一些建筑公司在工业区--主要是靠近乡镇的工业区，建立一些小宅子，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卖给小资产者。在德国，19世纪70年代后，这种小宅子的范围极为广泛。这种赎买和分期付款的购买方式，确实使部分小资产者有了自己的住宅。在美国也自然产生出把工人束缚在大城市或新兴城市附近自己的房屋上来解决住宅问题的做法。“在堪萨斯城内，或者确切地说，是在城郊，我们看见了一些可怜的小木房，每幢木房算是三个房间，小木房所处地段还很偏僻，地皮价值600美元，小房本身又值600美元。“工人必须负起沉重的抵押债务，才能得到这种住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4页）小资产阶级解决住宅的办法，受到经济、地理位置和其他各方面的制约，并不能很好的解决大批人口所需要的住宅。因此，大城市住房问题依然如故。19世纪50年代后，大资产阶级也感到了城市住宅问题的严重性。现代自然科学已经证明，挤满了工人的“恶劣的街区”，是周期性光顾城市的一切流行病的发源地。霍乱、伤寒、肠热症、天花以及其他造成大量死亡的疾病，总是把自己的病源散播到工人街区被污染的空气和含有毒素的水中去；这些疾病在那里几乎从未绝迹，而在适当的条件下就发展成为普遍蔓延的流行病，于是越出它们的发源地传播到资本家们居住的空气较好的比较卫生的城区。而死神在他们中间也像在工人中间一样逞凶肆虐。
    当明确这一点后，资产者也就不得不关心工人的住宅问题了。于是建立协会，着书立说，草拟方案、讨论和颁布法律，以求根绝时常重复发生的各种流行病。在英国，这方面的活动最多。如委任了调查工人阶级生活卫生状况的政府委员会等，开始探讨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他们认为“用改善各劳动阶级住宅的办法就能有成效地减轻上述那些肉体和精神上的贫困，用这种办法就能把这些阶级的绝大部分人从他们那种几乎非人生活的沼泽中，提升到物质福利和精神福利的纯洁的高峰。”（注：艾米尔·札克斯《各劳动阶级的居住条件及其改良》1869年维也纳版，第14页。）并逐渐地实行一些比较实际的步骤。
    第一，在大城市附近建立移民区。此种移民区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小宅子制，每个工人家庭有一幢小屋子；另一种是营房制，每所大房屋中都住许多工人。这种移民区是一个小社区，有公共自来水、煤气照明、蒸汽供暖、浴室等，还有托儿所、学校、图书馆等，但这种移民区只有少数地区才有，如法国的吉兹。因为修建这样一个移民区，规模过大、耗资过多，只有少数上层工人才能住得起，因此，当时的资本家对建立这样的移民区兴趣不大。
    第二，雇主即厂主帮助工人得到合适的住房，“或者由自己出钱修建住房，或者是鼓励和帮助工人自己进行建筑，供给地皮，贷给建筑资金等。 ”（注：艾米尔·札克斯《各劳动阶级的居住条件及其改良》1869年维也纳版，第106页。）农村大工厂主，尤其是英国，修建工人住宅不仅是一种必要的措施，不仅是工厂建筑工程本身的一部分，而且还带来丰厚的收入。在法国1855年关于法国各劳动者阶级状况的报告中，在提供给报告的89个大工业企业中，有59个或多或少地修建了工人住宅。在德国，一些巨型冶金厂如克虏伯的工厂在19世纪60年代后也修建工人住宅。这种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新修工厂所需要的住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