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汪精卫途经昆明出国，叛逃投敌。在他出国途经昆明之时，曾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有过较长时间的交谈，因此汪精卫的叛逃与龙云是否有关，历史说法纷纭，评价不一，成为近代中国历史、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尚未完全弄清楚的一个“谜”。
        一龙云在《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一文中的自我解释
        要说明这个谜底，不能不注意到龙云自己的解释。龙云在《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一文中，对这一事有较为详细的说明和解释：
        抗战期间，还有这样一段事：就是汪精卫曾经过昆明飞往越南。在他未到昆明的前几天，我接到国民政府文官长魏怀的电报说：“汪主席将到成都和昆明演讲，到时希即照料。”我接到电报后，以为汪先到成都，故未即作准备。后来他突然直接飞昆，已经到了机场，我才得报，去机场接他，把他招待在云南警务处长李鸿模的家里。那天晚上恰巧我宴请美国大使詹森。我问汪：“方便不方便参加？”他说：“我不参加了。”当晚宴席散后已深夜，未与汪见面。次日上午，我去看他。他说：“我明日要到香港。”我问他：“到香港有什么事？”他说：“日本要派一个重要人员来香港和我见面，商谈中日和谈问题，我要去看看他们是否有诚意。”我留他多住几日再去，他说：“我要转来的。”（我曾把他要去越南的事电告蒋介石。）他叫曾仲鸣到昆明的法国领事馆办理出境签证，签证办好了，曾仲鸣拿给他看。他看见是一份普通护照，当时就大发脾气，即刻打电到重庆责问外交部，随即他就飞往越南去了。两三天后，蒋介石派谷正纲（按：据范予遂订正，应是谷正纲弟弟谷正鼎）携带着一份外交护照及旅费，飞往越南交汪精卫。谷正纲由重庆飞往越南，来回都经过昆明，但都不给我知道。不久，汪即在越南发出艳电。几日后汪即遇刺，曾仲鸣被误杀。我曾派李鸿模去越南看汪，汪将遇刺经过以及谷正纲来往的事情告诉李鸿模，我才知道这些情形。汪精卫写了一封信交给李鸿模带给我，告诉我他遇刺的经过及他准备接受广田三原则的意图，并且要我响应他的艳电主张。我看了信后，将此信送重庆给蒋介石看。蒋介石看后，派唐生智将原信带到昆明，叫我将此信在各报发表。我照办了。[1]
        龙云的解释，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汪精卫到昆，事前由国民政府文官长魏怀电告；（二）汪精卫到越南，因办护照事曾致电责问重庆外交部；（三）蒋介石曾派谷正纲（谷正鼎）去越南给汪精卫送外交护照及旅费；（四）龙云曾把汪精卫到昆及去越南事电告了蒋介石。上述几点都说明汪去越南，蒋介石不可能不知道。
        龙云的回忆，由于时间关系或其他原因，对具体情节难免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但大的方面应该说大体上是信得过的。据龙云之子龙绳文生前与作者交谈，本文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写作，对个别史实的认识，难免受“左”的思想影响，不一定准确，但不会太离谱。据曾任龙云秘书、后为云南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的蒋家骅（今尚健在）与作者交谈，该文系由龙云口述，蒋家骅记录，由曾任卢汉秘书的老作家马子华整理成文，然后读给龙云听，一字一句斟酌后定稿的，主要事实不会有明显出入，应当是可信的。
        龙绳文还与黄美真作过类似的交谈。据黄美真记录说：“汪精卫发出艳电，并在越南遇刺未中而曾仲鸣则被杀。先父（指龙云）当时惟恐汪一时愤激出走投敌，故尽量派人对其劝慰安抚，免生分裂，但汪去志已决，坚拒龙氏善意的劝阻。但为表其心迹及批评蒋氏一贯个人独裁及玩弄两面手法的不满，如密派党要谷正纲（谷正鼎）到越南亲送路费及外交护照的详情，写了一封长达七万多字的信件致龙。这封信先父当年从未保密，并将其裱册存案，留作后世研究抗战阶段的重要参考，那时许多政要及科研学府的名教授们看过这篇文件的人，不在少数。”可惜，后来在运动中由于“抄家”的结果，此文件即不知下落。[2]（p12）龙绳文与作者交谈中还说，如果此文件再度发现，将有助于澄清汪精卫出逃的经过，也有助于说明汪精卫的出逃与龙云并没有什么关系。
        龙云的解释与龙绳文的说明，虽然很难说不是准确的事实，但总有“一面之词”的感觉，那么我们可以再从更多的方面加以研究。
        二汪派人士说，龙云“完全同意”汪精卫的“和平运动”
        汪精卫系统的人士关于这一事件的记载，大体上都说龙云“完全同意”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并将龙云算在汪派人士的圈子内。
        据日人松本重治（注：松本重治，为当时日方谈判代表。）提供的资料显示，汪派人马于1938年9月与日本代表进行谈判时，即谓龙云将与汪精卫“共同行动”云。汪精卫代表梅思平说：
        “和平运动”非请汪先生领导不可，周佛海等我们的同志集合在汪先生的旗帜之下。与汪先生共同行动的有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将领、广东的张发奎以及其他人，已经秘密进行联络。[3]（p312）
        其实，汪精卫集团把龙云算作“自己人”，“有可能是虚张声势以增加谈判筹码”。[4]（p177）龙云与汪精卫是1937年8月初次见面才相识的，并无历史渊源，只是汪精卫善于表演，才给龙云留下了较好的印象。
        为了筹备汪精卫经昆明出逃，周佛海于1938年12月5日先行抵达昆明，并于12月7日与龙云会晤，试探龙云的态度，龙云不能不有所应付。据周氏日记载：“谈一小时半，对于抗战前途及收拾时局问题交换意见，所见大约相同。其态度文雅，识见高超，令人感服。”[5]（p200）在周佛海的印象里，龙云是不错的，双方有可能“一拍即合”。
        12月18日，汪精卫一行飞抵昆明。汪精卫到昆明机场时，“看见龙云以及各厅、署、局长都来了，而且军乐大作，他很生气地问我（陈春圃），为什么没有照他的电报办事。原来他已来电报关照我转知龙云，说明只许龙云一个人来接，此外千万不要告诉第二个人，理由是要保密以防日机的中途拦击，此外不许我多说。我虽照着通知了龙云，他只口头答应了，但他一转身却遍告各厅、署、局长，而且各条街的商店也零零落落的挂起了所谓‘国旗’，可见是奉命欢迎的。”[6]（p43）一个是要“保密”；一个要造成“奉命欢迎”的场而，以表明自己并无内部勾当。两者对这一具体问题所持的态度，是令人玩味的。
        汪精卫到昆后曾与龙云秘密交谈，谈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作用？内情仍为世人所不知。龙云则干脆否认12月18日汪精卫到昆当晚与汪交谈过，周佛海日记则记载，两人当晚交谈时间甚长：“今晚汪先生与志舟（龙云）谈话，结果必甚佳，因此刻尚未见召；否则，汪性急，必召商也。（晚）十时，安心寝。”[5]（p207）
        汪精卫事后将谈话内容告知了陈春圃。陈春圃是这样回忆的：
        我（汪）最后是这样说的：“好了，我现在把全盘经过透底告诉了你（龙），你如果不同意，可以马上打电话通知蒋先生，并把我扣留，那你可以立功。”龙云听了后说：“汪先生说那里话，我完全同意。只是有一点，日本要两年之内撤兵，时间太长一点，最好改为一年。”接着我就讲：“如果你同意，请替我定飞机，明天就飞河内。至于改为一年之内撤兵的意思很好，将来试试交涉看。”[6]（p44）
        对于此次与龙云的谈话，汪精卫亦有回忆说：
        我于十七日（按：应为十八日之误）到昆明的时候，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问我：“听说撤兵二年为期是吗？”我答：“是的，停战以后，二年撤兵完了。”龙云道：“能否早些？”我答：“我也想早些，但是能这样已不易了。”十八日（应为十九日）我到河内，还有电报给蒋先生。[7]（p393-394）
        这里又提到，汪精卫到河内后也给蒋介石发了电报，蒋介石应该清楚汪精卫的行踪。
        至于日本方面关于龙云支持汪精卫的记载，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汪精卫集团的“一面之词”。在一项勾引汪精卫叛国的活动计划中，日本人曾提到：“与上述汪之声明相呼应，云南首先反蒋独立，其次四川军与之呼应。云南的龙云及四川军地方将领作为同志订立牢固的盟约，但中央军三个师已开入四川，因此先自云南起义。又，广东军与其它战线的军队对此次运动也有不少谅解的人，由于中央军的监视，为了避免暴露计谋，尽可能延期起义。”该计划还称：“在非日本占领区之云南省与四川省建立独立政府，编组新军队。”[8]（p304），这个计划，几乎完全立足于想当然的基础上，只是一种单相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