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龙云对待汪精卫出逃事件的两难处境
        汪精卫作为国民党中央大员、副总裁、二把手，龙云在他的面貌未完全暴露前，作为地方官既无能为力，也无可奈何。在对待汪精卫出逃事件上，龙云既不敢得罪蒋介石，又不能不应付汪精卫，因此对待此事表现了“两难”的处境。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到达昆明的当天，龙云违背汪精卫的意旨，在昆明摆出“奉命欢迎”的盛大场面，其用心明眼人一看是可想而知的。当晚龙云即向蒋介石作了报告以备案。第二日（19日）汪精卫乘飞机去越南，龙云向重庆国民政府又发出了加急电报说：“汪副总裁昨日到滇，本日身感不适，午后二时半已离滇飞航河内。”[9]（p46）后两日（21日）龙云又向蒋介石作了详细的报告。电报说：
        汪先生此次匆匆离滇，曾以效电略呈在案。查汪到滇之日，身感不适，未及深探，其态度亦不似昔日之安祥，不无诧异。临行时，始道出真语，谓与日有约，须到港商洽中日和平事件，若能成功，国家之福，万一不成，则暂不返渝，亦不作为离开钧座之工作。职观其言行，早有此种心理，惟关系甚大，未说在渝时与钧座切实讨论及此否？现陈公博继续赴港，钧座致汪马电，因无从探转，已交其携往矣。[9]（p47）
        电报提到，汪精卫的出走，“未说在渝时与钧座切实讨论及此否？”这等于是将蒋介石一军。对此，我们没有看到蒋介石如何回答龙云的问题。
        再过一日（22日），龙云给滇军将领、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原六十军军长、现第三十军团军团长卢汉的密电中，更坦诚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讲了心里话。这个密电是从云南省档案馆藏中发现的，未曾公开公布过。密电说：
        汪先生前日到滇，昨赴港，愿效昔之李鸿章、今之张伯伦，与日方直接商洽，不顾一切，力主和议，加入防共协定。因在渝受人攻击，蒋、汪之间亦未尽同意，故谓成则返渝，否则不再返渝，云云。语气愤慨，大有各行其志之慨。大局如此，兄闻之忧心如焚，党内纠纷从此又开始矣。兄为杞人之忧，宿食俱废，三日不能成眠，如似大病，故深望弟早日告痊也（注：卢汉此时因盲肠症发，住院治疗，故电文中说“望弟早日告痊也”。龙、卢皆为彝族，且为表兄弟。）。[10]（p213-214）
        龙云“宿食俱废，三日不能成眠”，可见忧虑之深。忧虑什么？忧虑的是“党内纠纷从此又开始矣”。国民党的分裂无疑对当时的抗战事业是不利的。从这个密电中，我们看到的是龙云忧虑之情，而不是赞成“和平运动”。
        12月29日，汪精卫在河内发出“艳电”，表明了公开投日的态度。蒋介石乃派特务前往河内，暗杀汪精卫。1939年3月21日深夜，特务冲进汪精卫卧室，开枪射击，结果汪精卫夫妇幸免，曾仲鸣成了替死鬼。龙云再致电蒋介石表明态度说，汪精卫艳电“在异地突然发表，一般观听，不无惊疑。幸国人在委座领导之下，确知国策久定，毫不为其动摇。故汪之议论，对外虽属奇闻，受敌愚弄；对内仍毫无影响，祈释厪注。”[9]（p49）无论如何，龙云并未响应汪的“艳电”，而是留在了抗日阵营中坚持了抗日斗争。
        1939年4月13日，龙云致蒋介石长函，再度表明本人及云南的态度：
        查汪氏前由滇赴越及发出艳电，又曾仲鸣被刺前后大概情形，均经先后电呈。近接薛伯陵来电，始知汪氏及其左右，不免在外招摇，有意簧鼓，实际上职与汪氏素无往还，此次短期接触，已稔知其人，既不磊落光明，又不忠厚安分，在其艳电发出后，职未加以攻击，犹本古人薄责于人之义，未肯论其长短，且各方正攻击汪氏，亦不必再下井投石，亦即遵钧座宽厚待人，不咎既往之旨，为留余地。但此种谣诼，对内虽自问坦然，对外仍恐不免有人怀疑，拟在相当时期，将其前后经过，完全公布，纯用事实，以正视听。盖滇省与我公同一命运，在此敌人力图分化，汪氏被敌利用之时，吾辈军人，不论任何职责，惟有立定脚跟，不为利害所动，确遵既定国策，以待钧座从容应付，此即剥复之机，亦国家之幸、民族之福也。（9）（p121）
        蒋介石亦冠冕堂皇，先后派大员李烈钧、唐生智来昆考察和劝说龙云与汪精卫划清界线。龙云遂以主动方式发表谈话，表示拥护中央抗战到底。唐生智即于1939年4月29日致电蒋介石，说明龙云抗战态度比较坚决，与汪精卫并无牵连。电报说：“职默察渠意，似极顾大局，拥护钧座，始终不渝。”几天以后，唐生智将龙云致汪精卫的电报，表示与汪精卫划清界线，通报蒋介石。（9）（p123）联系龙云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的表现，应该说唐生智对龙云考察的结论，是符合历史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