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1月11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80周年纪念日。与研究和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热闹场面比较，人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却显得十分的冷漠，看来，是应将其忘却了。但作为本世纪人类所经历的第一场浩劫，在许多问题上仍然能够给我们提供有益启示，值得深思和总结。
    一
    当进入20世纪的钟声在大地敲响的时候，人类满怀着信心和希望。在过去一百年的时间里，历史稳步前进。生活的惯性，使人们倾向于认为，进步、和平和繁荣的趋势，将伸展到无限发展的未来，没有理由对前途抱怀疑和悲观的态度。这是很有些道理的。整个19世纪是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大发展的时期。继17、18世纪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之后，俄国进行了农奴制改革；美国内战摧毁了南部的奴隶制种植园经济；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德国和意大利完成了民族统一；资本主义制度在全世界确立起来。广大亚非拉地区，都被纳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轨道。18 世纪晚期开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 席卷欧美资本主义国家。1800～1900年的一百年间，不仅英、法、德、美、俄、意等大国完成了用机器取代手工操作的过程，而且，像比利时、瑞典、荷兰、瑞士这样一些比较小的国家，也依样画葫芦，照搬英国经验，采用大规模的机器生产。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人们又惊喜地看到，一场新的工业革命正在悄然兴起，由蒸汽机、煤和铁所构成的辉煌时代，即将让位于以电、化学工业和内燃机为标志的更加辉煌的时代。
    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的结合，带来了物质财富的成倍增长。社会其他方面也大踏步前进。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农奴制和封建从属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清除；资本主义的议会政治逐步完善；行政部门和警察机关受到社会舆论越来越严格的监督；酷刑已遭致普通的反对；婴儿死亡率不断降低，人均寿命正在延长；读书识字的人越来越多，不少国家普及了初等义务教育。
    所有这些成就，加上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在当时的国际舞台中心--欧洲，没有发生大的战乱，人类摆脱了在神秘的大自然面前的那种谦卑态度，传统的信仰被一种普遍接受的科学思想进一步削弱，启蒙运动以来的乐观和进步精神，激励着人类向新生活前进。
    但这仅仅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文明的进步，同时在某些方面又是一个退步。
    财富的增长、教育的发展、交往的扩大，这些都没有使人性变得崇高和伟大，也没有带来人们之间的相互宽容和理解；平等、公正和正义，还只是理想家们宣传鼓动中的漂亮口号，更不用说成为国际交往中的被尊重的原则了；科学和技术成了文明进步的杠杆，但也被广泛地用来作为毁灭文明的手段；武器的改进和现代化，意味着战场上的厮杀将会更加残忍；所谓的文明民族和先进国家，利用它们在器物方面占据的优势，把战争、贫穷和死亡，强加于落后民族身上；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被广泛地运用于国际关系中，区别在于，有些国家把它作为公开的旗帜，有些国家则只是心照不宣而已。
    19世纪70年代以后，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对领土和资源的争夺更加激烈。由于力量的消长和从事殖民活动起步时间的迟早不同，对殖民地的分赃极不均匀。新兴的帝国企图通过战争手段改变现状，而老牌的帝国则想维持现状。各列强根据自身的利益和局势的变化，既相互勾结，又相互斗争，分分合合，最终形成两大对抗性的军事侵略集团，运用文明进步所提供的一切手段，从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上准备着战争。
    在20世纪初期欧美流行的各种政治思潮中，民族主义与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它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而兴起，其概念和解释，可以因时因地而大不相同。教育的发展和宣传家的鼓动，为民族主义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了养料，使之逐渐成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感情上的催化剂。在惯于对外侵略和扩张的国家，民族主义变成了一种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喧器，在被奴役和被统治的国家，它却是一种动员和组织民族力量的强有力的手段。中欧、东欧各少数民族的民族独立愿望，同两大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侵略扩张纠缠在一起，形成逐渐走向武装冲突的潜能。东南欧斯拉夫人反对奥匈帝国统治，德国支持奥匈实行镇压，沙俄支持斯拉夫民族与奥匈对抗，法国支持俄国，英国支持法国，德国同法国是世仇。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交叉重叠，形成一个循环链条，不论在哪个环节上发生断裂，都有可能导致战争的爆发。
    二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一种理性的行为。从战争的策划、战略的部署到战场上的战斗，都是有理性的人的周密计划和安排。但战争又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它是人类对自己的文明成就及生命本身有组织的摧毁。战争意味着屠杀，意味着流血。交战的双方，都力图迫使对手服从于自己的意志。为达此目的，从理论上讲，正如德国战争理论大师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正确指出的， 双方就会最大限度地使用暴力（注：（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4.）。虽然如此，自从文明社会将战争作为一种正常的营生以来，战争的游戏，就受着一些伦理规范和原则的引导，尽管这些规范和原则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不趁楚军过河之际发动进攻，也不趁楚军未列好阵势之际发动进攻，我们现代人大可以骂宋襄公为蠢猪，但他的行为，确实体现着当时人们崇尚的一种伦理规范。在西方，情形也差不多。中世纪，英法两国军队在丰努特交战，而双方士兵"都曾彬彬有礼地相互邀请首先开火"（注：（瑞士）A.H.约米尼，战争艺术概论[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53.）。进入近代社会以后，随着文明的不断进步，人变得越来越狡黠，战争伦理不断滑坡。但是，在拿破仑战争时期，针对对方平民和没有军事价值的城市的进攻，仍然被认为是违反常规的，是一种懦弱和卑鄙的行为。现在，一切似乎都改变了。战争变得特别的残忍、疯狂和野蛮，一种工业效率主义的原则引导着人们的行为，凡被认为有利于打击和消灭对手的手段，都被使用出来。巧设的地雷阵，可以杀伤成连、成团、甚至成师的敌人；对于已无力反抗的敌人再捅上一刀子；平民和工商业城市成了互相袭击的主要目标。有毒武器是1899年海牙公约禁止使用的，德国也予以了认可，但为了打破战场上的僵局，1915年，德军毫无顾忌地将毒气投放在战场上。接着协约国以牙还牙，以毒气反击对手。战争伦理和国际公约，在效率原则的面前变得苍白无力，战争回到了原始部落时期的野蛮状态。
    宣传和舆论，是近代杰出的民主性工具，它的目的是要"支配群众的心灵"（注：（英）J.C.富勒，战争指导[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167、168、168168－169.）。启蒙思想家正是利用宣传舆论工具，揭露和批判了封建专制统治的残酷和腐败，唤起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和理性的意识，为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作出了巨大贡献。现在，这种杰出的民主工具，被"正确地"运用于战争之中，各交战国都力图运用它来"激发所有的情感反应"，"以便保持甚至非战斗人员的士气"（注：（美）杜威，新旧个人主义--杜威文选[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22.）。
    唤起潜伏在本国人民心目中的"部落性本能"，是战时宣传的第一个目标。为了激发这种本能，就得把敌人变成撒旦和侵略者，而把自己变成和平使者，将本国从事的战争看作是替天行道，使每个公民都相信，从事战争是一项崇高的事业，是一种爱国主义的行为，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投入其中。回避这种责任和义务，被看作是一种背叛行为。这种宣传所煽动起来的"爱国"情绪，往往会变成一种可怕的力量。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引用了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1915年7月26日，英国《每日新闻》（Daily News ）报道：一个名叫理查德·查理·罗伯特的34岁的出租汽车司机，要求参军，但体检不合格而不能入伍。他周围的一些不知情的妇女，认为他是不尽自己的义务，逃避兵役，她们便在大街上嘲弄他，骂他为"懦夫"和"讨厌的东西"。罗伯特受到侮辱，引起心中忧虑，愤而自杀。新闻报道引述验尸官的话说，罗伯特是被"一群无知的妇女逼死的"（注：（英）罗素，社会改造原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26.）。 那些被所谓的"爱国主义"宣传激励起来的人们，变成了用另一种方式杀人的偏执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