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重心开始由欧洲转向亚太，冷战伊始，澳大利亚即出于地缘政治战略之考虑，积极投身于美国领导的全球冷战事业，先后参加了美国在亚洲发动的两场"热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其中，在越南的卷入激起了深刻的政治争议，最终导致战后执政长达23年之久的自由-乡村党联合政府倒台。对于澳大利亚卷入越战的复杂原因，学术界迄今尚无专文讨论。笔者特提篆补遗，并求教于史学界同仁。
    一
    朝鲜战争结束之际，美国曾承诺"不再在亚洲卷入一场陆上战争"，并以此作为其对外政策的基本准则（注：安·卡塞斯、马丁和蒂姆·罗斯：《1939年以来的澳大利亚人》（AnnCurthoys,A.W.Martin & Tim Rowse,Australians:from 1939），费尔法克斯、西蒙和威尔多联合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47页。）。实际上，美国并未信守初衷。早在1952年，法国在中南半岛的军事支出，三分之一已由美国支付。艾森豪威尔政府交卸之时，美国给予南越的援助已达10亿美元之巨，美驻越军事顾问692人，亦明显超过《日内瓦协议》规定的外国军事人员之上限（注：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576、589页。）。其后，情势显示，不仅美国品牌的民主制度与越南传统文化"水土不服"，而且美国支持的南越政权也岌岌可危。北越通过老挝境内的"胡志民小道"加紧向南越渗透，到1963年，越共已控制了南越人口的四分之一，美国开始考虑大规模卷入越南（注：赫伯特·L.皮科克：《欧洲及其以外：1870～1978》（Herbert L.Peacock,Europe and Beyond:1870～1978），海因曼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353页。）。1965年7月，美国在越南大规模投入三军部队，美侵越战争全面爆发。
    澳大利亚对越战的反应是独特的。早在1962年，澳大利亚政府应美国政府要求，已向南越派遣了30名军事教官。随着南越军事情势的日益恶化，澳大利亚作出了更积极的回应，澳总理孟席斯向美国总统约翰逊表示，"不论形势如何发展，澳大利亚都将忠贞不渝地与你们的伟大国家在一起"。1964年5月13日，外长哈斯勒克在下院宣布，澳大利亚将"尽最大努力介入越南事务"，6月8日，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参议员沙尼·帕特里奇宣布，澳大利亚将派遣30名指挥官和6架"驯鹿"式运输机赴越（注：格伦·巴克莱：《高层朋友：1945年以来的澳美外交关系》（Glen St J. Barclay,Friends in High Places:Australian-American DiplomaticRelations Since 1945），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0～142页。）。1965年5月27日，澳大利亚第1步兵营正式启程赴越。6月3日，抵越澳军被编入美第173空降旅。至此，澳大利亚被紧紧地绑上了美国的"越南战车"，开始全面卷入越南战争。
    澳大利亚对美国侵越战争的积极回应，既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又有其外交与国防的现实要求。一言以蔽之，冷战时代各国外交的意识形态化和遏制主义为澳卷入越战奠定了政治基础，而珍珠港事件以来澳战略重心由欧洲向亚太的转移，则预设了澳后来卷入越战的军事背景。
    首先，澳大利亚卷入越战是与全球冷战政治和反共歇斯底里一脉相承的。在国内，当时澳大利亚所处的反共歇斯底里的情况，简直同美国的麦卡锡时代不相上下（注：约翰·根室：《澳新内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31页。）。无论工党、乡村党还是自由党都对共产主义采取敌视政策。保守的自由党人孟席斯出任总理后，任命斯彭德担任外长。1950年3月9日，斯彭德在议会发表外交演说，他从冷战思维的固有逻辑和地缘政治的现实要求出发，大致勾勒了自由党外交政策的基本轮廓：即以亚太尤其是东南亚为其外交政策的区域重心，以澳美英联盟为其外交政策的军事依托，以推行意识形态化的反共政策、承担国际反共义务为其外交政策的政治基础。斯彭德堪称自由党冷战外交政策的始作俑者，他的外交政策涵盖了冷战外交的所有特征，如意识形态化、地缘政治、集体安全、反共歇斯底里和遏制主义等等。正是出于这种特有的冷战逻辑，澳政府始终追随美英等国，积极支持遏制政策，在国际上不遗余力地承担一系列反共的政治军事义务，先后参加了侵朝战争、科伦坡计划、澳美新协定和东南亚条约组织，还派遣军队协同英军长期围剿马共。其总体目标是通过尽可能分担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反共军事义务，维系澳美特殊关系。60年代澳大利亚最初介入南越的动机，也是与这一总体目标一脉相承的。
    其次，澳大利亚卷入越战，是其"前哨防卫"战略的基本要求和实际运用。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唯一的独占一整块岛状大陆的国家，向外敞开的广阔的海岸线使它几乎无险可守，况且澳大利亚海陆空三军力量都很薄弱，在漫长的海岸线上设防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澳大利亚防务专家们据此深信，他们必须尽可能远地"向前"防卫，相应地，东南亚作为拱卫澳大利亚的北部屏障，也就自然成为澳国防的前哨基地。这是传统的前哨防卫理论。在全球冷战大格局下的"前哨防卫"战略，其内涵更为丰富，总起来说就是增加了反共色彩。1955年，孟席斯曾对"前哨防卫"战略作过明确阐释，他说：
    "澳大利亚地广人稀，在来自外部的气势汹汹的共产主义挑战面前，只有同强大的盟友合作，特别是与英美合作，才能生存下去。同样，我们要使反共战争取得预期效果，就必须尽可能地在澳大利亚外围和前哨阵地进行防御，倘若任何一个负责的澳大利亚人竟然看不出这一点，那就太令人难以置信了。……如果说马来西亚对于澳大利亚防务至关重要，确切地说，比本土海岸据点更重要，那么，我们就必须将马来西亚防务真正当成是我们自己的防务。"（注：加里斯·伊文斯、布鲁斯·格兰特：《澳大利亚对外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上》（Gareth Evans & Bruce Grant,Australia's Foreign Relations:in the World of the 1990s），墨尔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5页。）
    在冷战大背景下，澳大利亚的"前哨防卫"战略恰好与美国的"多米诺骨牌"理论有着大体相同的地缘支点。50年代，澳大利亚防务政策的制定者们已经开始认识到越南对澳大利亚安全的重要性。1952年国防部拟定了一份名为《战略基地》的防务文件，认为印度支那"是东南亚防卫的关键"，"占据印度支那，就使澳大利亚主要支持地区取得了防卫纵深"（注：弗兰克·弗罗斯特：《澳大利亚在越南的战争》（Frank Frost,Australia's War in Vietnam），艾伦和尤文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5页。）。不难看出，这种分析与美国人的骨牌理论如出一辙。美国人认为，"毫无疑问，印度支那的失陷将导致东南亚其余国家的陷落"。这种观念，早在朝鲜战争前就变成了美国的官方理论（注：杰弗里·克姆波尔：《原因何在：关于美国卷入越战原因的争论》（Jeffrey P.Kimball,To Reason Why:The Debate about the Causes of U.S.Involvement in the Vietnam War），麦克劳-希尔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282页。）。1949年，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美国重新修订了东亚和东南亚政策。为了遏制所谓共产主义扩张，艾森豪威尔炮制了所谓"多米诺骨牌"理论。1950年2月，即朝鲜战争爆发前4个月，美国国家安全会议第64号文件认定，中南半岛是"东南亚一个关键地区，正面临着即时的威胁"。这份备忘录被认为揭示着骨牌理论的诞生。4月，国家安全会议第68号文件也认定，全球均势在中南半岛受到考验，"克里姆林宫掌控的地区若是再有任何重大的扩张，行将导致不再有任何同盟足以聚集更大力量去抵御克里姆林宫"。1954年法国在奠边府战役中的惨败，似乎应验骨牌理论开始发生作用了。3月29日，杜勒斯在一项重要演说中宣称："容许共产俄国及其中共盟友的政治制度加诸东南亚国家，将对整个自由世界造成重大威胁。"他建议美、英、法、澳、新西兰以及整个中南半岛加盟国组成联军，制止共产主义在中南半岛的扩张。艾森豪威尔在写给丘吉尔的信中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如果他们（法国）撑不下去，中南半岛落在共产主义手中，由于整个亚洲、太平洋地区势力不变，对贵、我两国全球战略地位之影响，势必灾祸深重，……泰国、缅甸和印尼也很难避免不落入共产主义手中。这是我们承受不起的打击。共产党对马来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威胁将更加直接。沿岸岛屿链也会断裂。"（注：亨利·基辛格：《大外交》，第582～583页。）
    从艾森豪威尔至约翰逊的历届美国政府，都深信中南半岛是亚洲均势、甚至也是全球均势之关键的信念。肯尼迪将越南形容为东南亚安全"巨拱的基石"、"亚洲民主的试验场"。澳大利亚政府不仅拾美国人这种地缘政治分析之牙慧，而且也必然地把自己看成是保持着一系列危险平衡的最后一块骨牌。到60年代，澳大利亚对共产主义的警惕就造成了一种十字军式的观念，即全球均势受到北越攻击，北越被认定是由北京操控。因此南越就成为西方特别是美国抵抗共产主义中国对外扩张的基地。1965年4月，孟席斯在议会宣布澳大利亚出兵越南时说，"南越的颠覆将是对澳大利亚、南亚和东南亚所有国家直接的军事威胁。我们必须把它当成是共产主义中国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对外侵略的组成部分。"（注：《联邦议会辩论·众议院》（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Debates,House ofRepresentatives）第45卷，第1061页。）澳大利亚卷入越战是为了在共产主义扩张抵达澳洲海岸之前加以阻止。这是"多米诺骨牌理论"和"前哨防卫"战略奇怪地相互作用的结果。
    再次，孟席斯企图通过分担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义务，为澳大利亚未来的战略安全"购买"一份所谓的"安全保险"。应该说这才是孟席斯的创意，也深刻地体现了澳防卫专家的初衷。英国卷入马来亚，美国卷入越南，确实为澳大利亚提供了一个抵抗想象中的"北方威胁"的最好屏障，积极支持这些强大盟友，对于借用盎格鲁-美利坚"保持盾"来确保澳大利亚的安全当然是必要的。诚然，澳大利亚所担心的，并非美国势力介入越南，而是美国从越南的退出。澳大利亚卷入越战之动因，是向五角大楼"预付"安全保险费用。
    这个问题实际上包含着相互关联的两层内涵：一是通过竭力支持美国的越战政策，迫使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安全中承担责任。对于出兵越南，澳总理孟席斯曾一语道破天机，他说，"卷入越战，就是澳大利亚为保持美国参与亚洲事务而付出的代价。"（注：安德鲁：《澳大利亚外交政策史》（E.M.Andrews,A History of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朗曼·切西尔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172页。）他希望美国人继续留在东南亚。澳大利亚政府担心，如果没有盟友的支持，美国可能会撤出东南亚地区，从而在东南亚形成巨大的军事真空，为所谓"共产主义南侵"让出通道，这无论如何都是澳大利亚政府所不愿看到的。为此，澳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断然的措施。首先，澳政府原则上反对和谈，主张对北越采取强硬政策。1965年3月，澳外长哈斯勒克曾直言不讳地表示，如果和谈条件涉及到美国军事力量从该地区的预先撤退，那么澳大利亚就坚决反对和谈。澳大利亚这一立场竟然延续七年之久而从未轻易变更（注：罗素·华德：《澳大利亚20世纪史》（Russel Ward,A History ofAustralia:the Twentieth Century），哈珀和劳出版公司1977年版，第357页。）。这就是说，澳大利亚要尽力促使美国在东南亚地区保持其军事、政治和外交的存在，从而加强该地区的反共力量，借以保证其自身安全。其次，澳政府积极参加构筑东南亚集体安全体系，将亚洲大陆沿海岛屿链上的若干战略点聚合起来，从而有力地吸引了美国军方的注意力。根据"前哨防卫"的基本逻辑，东南亚地区防务对于澳大利亚国防具有根本的重要性，阻止共产主义向东南亚地区扩张和维护该地区政治稳定是十分必要的。鉴于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国家固有的军事弱势，地区安全有赖于一个集体安全架构加以维系。澳大利亚参加了澳美新协定和东南亚条约组织，并且是最活跃的成员国之一。再次，澳大利亚同美国进行广泛的合作，特别是批准美国在其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和核设施，从而使澳大利亚成为美国全球战略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战略子系统，美国为防卫自身，就不得不首先防卫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基地是位于西北角的"海军通信联络站"，其主要用途是保持美国海军同其核潜艇之间的联络通讯。
    二是通过在越战中尽力分担美国的军事义务，希望能够换取美国对澳大利亚未来安全的承诺，也即所谓"预付安全保险费"。澳大利亚国防力量是比较薄弱的。1962年国防预算案规定未来3年内年度军费开支为4.4亿澳元，后虽作了修改，仍是杯水车薪。澳大利亚的军费支出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7%，而英国占7%，美国占9%。澳大利亚曾寄希望于集体安全政策，但1954年9月成立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只是提供了一个法律构架去保卫中南半岛，而对签约国的安全问题却一笔带过，"没有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国家，反倒比其会员国重要"（注：亨利·基辛格：《大外交》，第588页。）。由于从根本上缺乏相同的政治目标和相互支持的方式，条约规定的正式义务也相当模糊，澳大利亚不得不怀疑条约的实际有效性。1951年签订的"澳美新协定"也颇受质疑。这表明，澳想从美国获得安全保障，当然得首先为之付出代价。以得失分析，无庸赘言，卷入马来西亚和越南需要付出巨额财政开支，然而"同实现一项可信赖的军事自立政策所需的费用相比，这笔开销就少多了"。澳大利亚在马来亚和越南的付出当然会收到英美两国的回报，当澳面临着直接的侵略威胁时，美国将不会忘记澳大利亚曾在越战中忠诚相助。自1965年以来，自由-乡村党联合政府的基本立场从未变更，即为取悦美国舆论，澳大利亚"必须付出任何代价，包括牺牲真理和澳大利亚士兵的生命"，他们希望，总有那么一天，"一个感恩图报的美国必将起而保护澳大利亚，以使她免受一场可能来自亚洲的入侵"。澳大利亚政府的这一想法是十分明确的，正如澳驻华盛顿大使在当时发往堪培拉的电文中所说的，"我们的目标是保持澳美之间的经常性联系以及彼此结成同盟，在向美国显示了我们的诚意后，一旦我们需要，美国将别无选择，只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注：加里斯·伊文斯、布鲁斯·格兰特：《澳大利亚对外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上》，第203-204页。）
    二
    澳大利亚在越南的卷入，自始至终都是冷战观念的产物，也是其意识形态化的外交政策的必然结果。在冷战大背景下，澳大利亚追随美国在亚洲发动了两次"热战"，总计协同美军作战10次，其中在朝鲜作战3次，在越南作战7次。值得注意的是，50年代澳在朝鲜的卷入，基本上没有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更谈不上造成政治分歧。60年代澳在越南的卷入，则在政治、军事和外交等诸方面产生了一系列严重后果。
    首先，越南战争使自由党的对外政策失去了灵活性与独立性。从某种程度来看，卷入越战以后，澳大利亚的对外政策基本上是根据美国政府的态度和需要而制定的。澳大利亚外交之所以失去了基本的灵活性和独立性，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自由党政府依靠美国保障其安全的政策，使澳在国防上沦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附庸，丧失了国防独立性。没有国防的相对独立，外交就不可能是完整和独立的，澳大利亚外交只能被动地去适应美国对外政策风向的变化；二是澳美在越南的军事合作，始终居于澳美关系的主导位置。澳驻越军队一般都是在划定的战区作战，他们可能随时需要美军支援，特别是依赖于美国的后勤与战时运输系统；三是澳美对于战略态势的评价与判断常常趋于一致。这也许是因为澳是利用美国情报和资料从事分析的，也许因为澳政府基于本国安全之考虑，专为取悦美国而刻意为之；四是5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于美国的投资。无论政府或私营企业的资金都来源于美国，对美国资本的依赖取代了从前对英国资本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