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由-乡村党联合执政时期，中澳关系急剧恶化。自由党外交政策的基础是冷战理论，它充分利用普遍的战争恐慌，推行歇斯底里的反共政策，而该政策的核心就是反华。一般认为，在从朝鲜到印度的弧形地带内，所有实际和潜在的冲突背后的策划者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50至60年代，中国作为邪恶渊薮的形象似乎获得了广泛认同，尤其是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1964年中国原子弹试爆成功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的过激行动加强和延续了这一看法。自由党政府认为中国人全都是清一色的极端共产主义者，越战就是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之间的一场大较量。
    然而，作为自由党政治影子的乡村党，并非全盘接受孟席斯的意识形态化的外交政策，而是较为务实。曾长期出任联合政府副总理的乡村党领袖麦克尤恩，积极促进中澳贸易，正当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共产主义中国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并越来越深地卷入越南战争时，麦克尤恩主持签订了向中国出售小麦的合同，到1970年为止，在外交上不被澳政府承认的中国购买了三分之一的澳大利亚小麦（注：罗素·华德：《澳大利亚20世纪史》，第394页。）。中澳关系再度赢得改善的机遇，主要有三个有利因素：一是70年代初冷战开始趋于缓和，尼克松上任伊始，就显示出超越冷战的大家风范；二是澳大利亚人已经普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在许多国际争端中是有其正当理由的，中国并非像从前想象的那样，竭力向东南亚渗透，暗中支持和操纵东南亚地区的武装暴动；三是中澳小麦购买合同到期，中方无意续约，而是转向已经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加拿大购买小麦。澳大利亚农场主倾向于改善对华关系，在外交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自由党的麦克马洪政府仍囿于冷战外交的茧缚，迟迟不肯采取断然的行动。这显然有悖于当时的历史潮流。
    自由党在外交上的抱残守缺以及越战政策的失败为工党的重新崛起创造了机会。1971年6月27日至7月14日，惠特拉姆以反对党领袖身份率工党代表团访问北京，在华期间他与周恩来总理多次会晤，双方对会谈都很满意。对此，麦克马洪指斥惠特拉姆犯了冷战以来澳亲美外交之大忌，因而对这一事件极尽口诛笔伐之能事。实际上，惠特拉姆访华期间，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博士也正在北京秘密访问，就在惠特拉姆访问结束的次日，即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发表了一项声明，宣告他即将去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这一事件使麦克马洪政府威信陡降，而工党却在政治上连连得分。舆论普遍认为惠特拉姆颇具远见卓识，从而为1972年工党赢得大选胜利铺平了道路。惠特拉姆上任后，立即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台湾当局断绝了所谓的外交关系。
    再次，越南战争在澳国内激起强烈争议，并造成深刻的政治分歧和社会裂痕。
    围绕越南问题，正如在美国出现的情况，澳大利亚社会俨然划分为两派，即所谓"鹰派"和"鸽派"。鹰派不仅力促卷入，而且支持美国的逐步升级战略，主张采取强硬政策解决中南半岛的冲突。孟席斯、霍尔特等人是所谓鹰派人物的典型代表。鸽派政见则比较复杂，公众中持鸽派立场的人大体上不反对自由党的卷入政策，但反对战争无止境升级，一般来说，知识分子、妇女、某些宗教人士和少数大学生持这一立场；而工党左翼则自始至终反对卷入，主张和谈。卡尔维尔和惠特拉姆等人是典型的鸽派人物。
    战后依靠反共起家的自由党和它的政治影子乡村党，是鹰派政策的始作俑者。不用说，正是他们一手策划了澳大利亚在越南的军事卷入。公众中也有相当多的人认同鹰派立场。1965年7月26日，当美国总统约翰逊再度要求孟席斯增加对越军事援助时，公众作出了积极反应。民意测验表明，59%的澳大利亚公民赞成增加对越军事援助。孟席斯之后，以霍尔特为首的鹰派人物在政治上的支持率迅速上升，达到了顶峰。1966年大选中，执政党获得的选票从孟席斯时期的46%增加到霍尔特时期的50%，自由党的议会席位从19席陡升为41席；相反，扮演鸽派角色的工党左翼得票却一路下滑，竟从45%跌至40%。1967年初，霍尔特邀请南越总理阮高其访澳，在国内引起了激烈争论，阮高其访问结束后举行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欢迎阮高其访问的人数比例仍高达70%，工党中也有52%的党员持鹰派立场（注：格伦·巴克莱：《高层朋友：1945年以来的澳美外交关系》，第151～158页。）。
    然而，从一开始，两派之间的斗争就相当激烈。早在1965年5月4日，工党领袖卡尔维尔就激烈抨击自由党的卷入政策。他说，"我们不认为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我们不认为这将有助于反击共产主义，我们也不相信这会促进越南人民的福利。"他指出政府的决策依赖于三个虚假的判断：一是对越战的错误定性；二是对共产主义挑战性质的误解；三是对美国及盟友利益的错误理解（注：安德鲁：《澳大利亚外交政策史》，第173页。）。自由党为卷入越战而实行的征兵制也遭到工党的谴责。不过，当时鸽派还势单力孤，况且自由党在大选中给工党扣了一顶亲共反美的帽子，公众不明真相，自然对工党政策颇有微词。1966年10月，美总统约翰逊访澳就显示了总体情势。当时墨尔本约有750,000人夹道欢迎，人人欲一睹美国总统及第一夫人的风采。当然鸽派也不示弱，"在墨尔本跟他（约翰逊）为难的人，突然向他的轿车投掷了两枚装满颜料的塑料气球，使他的车染上了红绿两种颜色--越共的旗色"（注：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实录》第4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508页。）。
    随着美澳逐渐深陷越战泥淖而难已自拔，澳国内的政治风向开始转变。在自由党人戈登执政期间，两派冲突也日趋激烈，造成澳大利亚社会的分裂。1968年6月24日，戈登政府修改《国民服役法》后，在首都和其他城市，警察和示威学生之间的冲突不断，7月2日，悉尼学生与警察发生冲突，造成30名学生被捕；7月4日，1500人在美驻澳使馆门前举行反战示威，又有45人被捕。几乎每所大学都开展过反战运动。甚至连设在新英格兰大学校园内的陆军司令部也在一夜间被激进的反战派青年神话般地付之一炬；成百上千的青年离境出国以逃避兵役，或者逃避警察追捕。他们得到数百万年长者的支持，这些人认为越南战争是一场错误战争。由于大规模反战示威，政府逐渐回避逮捕逃役者，因为每一次判决，都会激起争议，其结果只是增加反战力量（注：罗素·华德：《澳大利亚20世纪史》，第381页。）。
    然而，澳大利亚政治篱笆的公开破裂，还是在麦克马洪执政时期。这时，冷战已开始解冻，自由党政府仍执迷不悟。工党在对外政策上不得不与自由党公开决裂。1969年大选前夕，工党领袖惠特拉姆就宣告：如果工党在大选中获胜，将于1970年6月从南越撤出全部澳大利亚军队，结束不得人心的越南战争。这是对执政党公开的挑战。诚然，自联邦成立以来的两党体制，尤其是两党对待外交政策的态度，还从未有过如此深刻的分歧。
    三
    越战的经历是独特的，而其教训则尤为深刻。越南战争不仅对美国及其协从军来说是一场错误的战争，即使对整个国际社会而言，也堪称一场由深刻误解而引发的战争。正如安东尼·艾登早在50年代初就洞察到的，"越南战争是一场在错误地方反对错误敌人的错误战争"（注：阿兰·华特：《越南：一个澳大利亚人的剖析》（Alan Watt,Vietnam:AnAustralian Analysis），切西尔和澳大利亚国际关系学会联合出版社1968年版，第51页。）。实际上，越战的教训已超越了中南半岛的时空限制，也超越了区域冲突的战略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说，越战的教训是全人类的教训。
    澳大利亚在越南卷入的军事规模，明显不如韩国，但是以纯感情投入而言，美国的协从国中尚无出其右者。换言之，澳在越南的卷入，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和外交的卷入。从这个角度而论，澳大利亚在越战中的失败主要表现为自由党政府对外政策和国防政策的失败。其教训主要表现在下述方面：
    越战最重要的教训之一，就是政府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正确界定"国家利益"，同时要在精确分析的基础上制定本国的国防政策，以维护并促进国家利益之实现。这种分析，既要依靠独立判断，也须充分考虑到各方面的影响。在1965年澳大利亚向越南派遣军队之前，战略家们对于越南在澳大利亚国防中的重要性作出了错误的分析和评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对越南历史与文化的忽视乃至漠视，从而简单地视北越政权为中国的傀儡政府和代理人，将南越境内的暴动视为共产主义向外扩张的一部分。"这意味着我们未能充分估计到潜伏在胡志明政策及其政治哲学背后的民族主义力量。深入理解越南及其历史，将使我们认识到，胡志明--他毫无疑问是一个忠于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人--并不是一个扮演着中国共产主义向整个东南亚及其以外地区扩张的戏剧角色的傀儡，如果我们对越南了解多一些，我们在那里就会看到更多灰色而较少红色。"（注：加里斯·伊文斯、布鲁斯·格兰特：《澳大利亚对外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上》，第204页。）事实上，越南自近代以来逐步形成了反殖民主义的政治传统和深厚的民族主义情感，二者在民族统一事业中高度融合起来，这才是越南人民以惊人意志进行抗美战争的力量源泉。
    教训之二：越战揭示了澳战略安全来源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不是某个西方大国的军事庇护这一基本事实。澳大利亚同亚洲各国（包括中国）加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在相互理解与尊重的基础上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不仅符合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也有利于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然而，从历史层面来看，澳大利亚文化本质上属于白人的殖民主义文化，它对异族文化采取排斥态度，澳大利亚因之拒绝同亚洲邻国进行深层文化交流，从而造成它与亚洲各民族在文化上的隔阂状态。但是，澳大利亚与它的欧洲文化之源又遥相隔离。岛国的地理位置、白人文化的孤立之境和人口稀少的自然状况必然会衍生出强烈的不安全感。正如麦克马洪·巴尔所说的，"恐惧是澳大利亚关注亚洲的主要根源。"基于这种恐惧感，澳大利亚强烈地希望控制它的东南亚邻居，这是导致澳大利亚对东南亚地区外交政策失败的根源之一。澳政府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彻底摈弃白人殖民主义心态，深刻理解并尊重具有不同文化特质的亚洲各民族及其历史，并在这种相互理解与尊重的基础上制定本国的对外政策，从而促进国家利益之实现。从现实看，澳大利亚作为最靠近东南亚的一个白人国家，它的战略安全、经济利益、生存环境都与亚太各国，尤其是东南亚各国息息相关，澳大利亚理当积极同亚太各国展开经济文化交流。只有澳大利亚真正同亚太各国建立起彼此尊重、相互信赖的良好关系，澳大利亚在战略上才是安全的。换言之，惟有亚太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才最符合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
    此外，澳大利亚越战政策的失败还表明，政府应对其外交与国防政策之关系作出理性评价。二战后，澳大利亚开始重视经济利益和战略安全的关系，科伦坡计划就是基于这样一种创意，但因其包含的反共内核而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该计划的意义。遗憾的是，澳政府在1965年决定是否卷入越战时，基本上没有考虑到国家的经济利益。澳政府从根本上忽视同其近邻建立长期友好合作关系，而是过份倚重大国势力和纯粹军事手段来保护及促进其国家利益的实现。至于越战期间的对外政策，总体上是从属于防务需要的。在常规情况下，倒也无可指责。问题在于，澳大利亚防务政策的立足点--所谓"中国共产主义的南侵"纯然是一种假想或臆测，根本不能构成一国制定其外交政策的依据。越南战争揭示了国家政策赖以形成的基本准则，即"一种有效的国家政策，不仅需要一个可信的防务政策，还需要有其建设性的外交政策"。（注：加里斯·伊文斯、布鲁斯·格兰特：《澳大利亚对外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上》，第205页。）
    诚然，越战之得失颇耐人寻味。战争本身不能导向和平，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澳大利亚追随美国的越战政策，在亚洲赶了趟浑水，其情何以堪？倒是越战的教训使澳大利亚看到了亚太地区和平的曙光初露，对话而非对抗，合作而非遏制，才是走向和平的根本途径。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们，都很重视从越战中认真吸取教训。譬如，惠特拉姆领导的工党政府，就摈弃了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和冷战逻辑，在国防上自力更生，使其外交与国防政策逐步走上相对独立的、成熟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