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孔子的史论有如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论史服务于政治。孔子评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是为了阐发其政治主张，所以他的史论和政论密切联系，不可分割。史论与政论结合的主要形式有如下几种：
    一边论史，一边论政，史论、政论交织，融为一炉。比如他评论子产、子大叔（游吉）治理郑国的政策说：“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这既是对二人治国政策的总结、评论，又是对自己政治主张的论证。再如他评论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这是对子产的评价，也是对“君子”行为规范的说明。这样的例子在孔子的史论中是很多的。
    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不直接进行理论的论证，而是用史事加以说明，史论为政治观点提供依据。比如他评论晋国铸刑鼎时，首先申述自己的政治见解：“晋其亡乎？失其度矣！”而后回顾晋国的历史，说晋国世代奉行唐叔的法度，秩序井然，晋文公行此法，成为盟主，如今废弃它，国家怎么会不乱？（参见《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评述史事是为“晋其亡乎”这一政治预言服务的。再如他评论楚灵王失国而饿死之事说：“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楚灵王若能如是，岂其辱于乾溪？”（《左传·昭公十二年》）他先提出克己复礼的政治主张，而后用楚灵王死于乾溪这则史事说明克己复礼的重要性。有时孔子也先评论史事，然后引申出自己的政治观点，《论语》中有不少这样的例子。
    从表面上看是就史论史，实际上史论中寓有政论，这种情况在孔子的史论中也不罕见。如孔子回答子张提出的问题时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为政》）这是评论历史，说明历史上政治制度的继承性和鉴往知来的道理，但我们也不难看出，孔子认为当代社会没有继承周礼，主张后代继承和发展西周的政治。他的学生很善于领会其史论中蕴含的政治见解。《论语·述而》中记有这样的故事：子贡想知道孔子对卫君辄的态度；却问孔子伯夷、叔齐是什么样的人。孔子说他们是“古之贤人”。子贡又问：他们没有当上国君，后来是否有些怨悔。孔子说：“求仁得仁，又何怨？”子贡没有再问下去，便知道孔子反对卫君辄与其父争夺君位的行为。孔子评价史事和历史人物的言论中，大都寓含着他的政治主张。
    第二，详今略古。孔子对古代历史有浓厚的兴趣，但他不是埋头故书堆的蠹鱼，他懂得研究古代历史可资借鉴、垂训后人，更懂得研究近代、当代历史可资树立政治观点，论证政治主张。他编次《春秋》，始自鲁隐公，终至当世，对他来说，这是一部近代、当代史，他的史论同样侧重于近代、当代。对于近代（鲁隐公至鲁哀公）百余年历史的评论，篇幅幅远远超过前此的所有朝代，而对于当代历史的评论，就内容的广度、深度看，又超过了对近代历史的评论。
    孔子的史论详今略古，和他“多闻阙疑”的治史态度有关系。当时，西周以前的古籍资料散佚泯灭，虽有传闻，但多讹错。对于无可稽证的史事，他不肯妄加评论。所以他的史论中涉及到的人物和史事，远古时期只有尧、舜、禹三人，夏、商、西周时期的也很少，绝大多数出自近代、当代，有稽可考，符合历史实际。这与战国诸子的史论是不同的。《孟子》、《荀子》论史，或有猜测之辞，臆断之说，《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史论份量很大，但其中多有寓言故事，异闻传说。他们论史的态度远不如孔子那样严肃、审慎。
    第三，注重评论历史人物。孔子生活在传统天命观念发生动摇的思想大变革时代，他力图摆脱天命观念的羁绊，探求人的活动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说明人自身的价值。他品评古往今来各式各样的人物，举凡他们的品德、性情、言论、行为、功绩、过失皆有论及。历史人物评论在他的史论中占有很大的份量。孔子评价历史人物，是把伦理标准放在第一位的。凡有仁德者，不论有无实绩，皆受尊崇。文、武、周公自不必说，如伯夷、叔齐，毫无功绩可言，只是因为廉洁谦让，具备仁德，便屡受称誉。凡不具备仁德或不完全具备仁德者，即便功绩再大，也不免遭到批评。拿管仲来说，孔子虽然高度评价他尊王攘夷的功绩，认为这是仁的一种表现，但因为管仲的行为没能完全符合仁和礼的规范，于是又对他提出种种指责。曾子批评管仲长期执政，深受桓公信任，功绩却很卑下；司马迁说孔子看不起管仲，是因为管仲不勉励桓公为王，仅至称霸。其实曾子与司马迁均未得孔子评价历史人物之真谛。荀子说：孔子认为子家驹、晏子、子产都赶不上管仲，可是管仲这个人“力功不力义，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为天子大夫。”（《荀子·大略》）孔子称赞管仲，是因为他功绩比其他人卓著；瞧不起他，是因为他做不到仁，不是理想中的卿大夫。当然，孔子并不把道德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唯一标准。他讲仁，也讲功利，只是把功利放到了比仁次一等的位置上，作为第二性的标准而已。这与后世儒者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董仲舒语，见《汉书·董仲舒传》）的评价人物标准是有些不同的。
    孔子评价历史人物，不简单地予以肯定，也不简单地予以否定；不恣意抬高，加以神化，也不无端贬抑，夸大其过错。他对尧、舜推崇备至，但认为尧、舜并非至善至美，在“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修己以安百姓”等方面做得还不够。纣是人们深恶痛绝的暴君，孔子的学生却认为“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子张》）这也可能是孔子的观点。孔子批评卫灵公无道，但也指出他的长处：能信任三个贤臣。在评论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时候，孔子讲求实事求是，不赞成失之偏颇，与他的无过无不及的中庸思想是一致的。
    孔子的史论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在文字产生以前，流传着各种各样的历史传说，这口碑的历史中蕴含着人们对历史现象、历史人物的看法，具有史论的因素。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人们开始用文字记载自己的历史，自觉地应用历史知识为现实生活服务，《尚书》、《诗经》中提出了总结历史经验以资借鉴的主张，这已经涉及到评论史事的问题了。春秋时期，人们认识到史事具有垂训后人的作用，因而注重历史记载和历史教育。孔子编次《春秋》，“善善恶恶，贤贤贱不屑”，行文中流露出对史事和历史人物的看法。但是，由子体裁的限制，不能够直接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评论，其观点只能用某些特定的字眼在叙述历史的过程中加以表达，这就是所谓“微言大义”。在教育学生和日常谈论时，孔子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就不再象《春秋》那样含蓄，而是直言不讳，这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史论了。孔子的历史知识丰富，他的史论，涉及到上古至于春秋末期的大量历史人物以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制度、道德方面的问题，为古代政治史、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孔子思想敏锐，见解深邃，他的史论形式多种多样，内容精蕴深刻，在中国史论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对战国秦汉之际史论的兴盛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孔子的史论对后代史家和史学著作产生了很大影响。《春秋》三传中《公羊传》、《谷梁传》侧重于阐述《春秋》的微言大义，其中论史的篇章很多，有时作者用自己的话评论史事，有时也引用别人的话进行评论。《左传》是述史的著作，它不再象《春秋》那样以一字定褒贬，而是在必要的时候直接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发表评论，论史处用“君子曰”标出，与述史的文字区别开来。《春秋》三传的史论，从观点到方法，都与孔子的史论一脉相承。战国后期到汉初，三传广为传习，对于这一时期史论的兴盛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司马迁作《史记》，每篇后皆有论赞，行文中亦或寓有评论，且多引述孔子的言论与观点，他的史论显然受到孔子及其后学的影响。这种撰史的方法又为后代史家继承和发扬，从而形成了我国古代史书亦史亦论的风格。
    孔子的史论对后代思想家也有很大影响。从内容上来看，他提出的历史发展变易观点、任贤主张、重民思想等给人以启迪，为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提供了论题，对后代也有积极、深远的影响。从形式上看，他的史论开辟了以史论政、以史论理的局面。他的及门弟子曾参、子贡、子张等好评论史事，孔门后学如孟子、荀子都是史论的大家，在他们的言论中，史论所占的份量比《论语》大得多了，论史为政治服务的目的也更加明确。战国时期其他学派的著作中也有不少论史的文字，特别是较为晚出的《韩非子》和《吕氏春秋》，通过评论历史事件和人物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成为主要的论证方法。清人章学诚说：“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这种风气是由孔子所开创，其后学发扬光大的。当然，孔子的史论中有许多落后、保守的观点，对后世产生了不良的影响，这也是毋庸讳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