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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作为一个史学家，孔子整理古籍，编次史书，评论史事，对学生进行历史教育，但是在《论语》中我们却很少看到孔子对历史学的评论文字。究其原因，大约有二：其一，春秋时期史学尚处初创阶段，有关史学理论的许多问题还没有人进行总结，没有成为历史家、思想家评论的话题。其二，或许孔子曾有这方面的评论而弟子们没有记入《论语》中去。司马迁说，孔子写成《春秋》以后，“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史记·十二诸候年表》）这口授的“传指”中可能有不少是史学评论，惜乎我们今日已无缘得见。不过，据《左传》、《史记》等书的记载，结合《论语》中孔子的有关言论，仍可大致勾划出孔子史学评论的轮廓来。
    首先，孔子指出记述史事应秉笔直书。孔子认为正直是一种优良的品德，历史家应该具备这种品德。历史家是否具备这种品德，主要表现在他能否不畏权势，秉笔直书上面。《左传·宣公二年》载：“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董狐）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孔子是见于历史记载的我国古代最早标榜直书精神的史学家，此后，从司马迁、班固，到刘知几、章学诚，无不视秉笔直书为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把能否秉笔直书作为品评史书、史家优劣的重要标准。不过，正直不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根本规范，当着正直的品格和他的伦理思想的基础--孝、悌观念发生冲突时，前者便毫无条件地屈从于后者了：“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子路》）他硬说“为亲者讳”中包含着正直的因素，这就等于公开提倡曲笔隐讳了。他将这种理论付诸实践，于是《春秋》中便有许多曲笔讳饰之处。刘知几对此多有揭发，说“观夫子《春秋》也，多为贤者讳”，“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皆隐讳”。（参见《史通》：《惑经》）、《疑古》），后人虽指斥刘知几“非圣无法”，替孔子曲为解说，但终难掩《春秋》“尊尊亲亲”之缺陷。历代正史中多有曲笔隐讳，不能说与孔子的曲笔理论没有关系。
    其次，孔子提出学习和研究历史应当审慎求实。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子路》）他对待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持“多闻阙疑，慎言其余”的态度，对待历史问题也持这种态度。古代书写材料落后，书籍保存困难，据学者们研究，西周初年，夏代的历史资料已经少见；及至春秋，西周以前的文献又多散佚泯灭。面对这种情况，孔子提出努力学习、研究历史，搜求古代资料，方能获得丰富的知识，即所谓“好古，敏以求之。”对于“史之阙文”，不妄加补缀，强作训释，求得实证，方为信史。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八佾》）他不肯过多地评论夏。商时期的史事，不肯拿没有实证的历史传说教育学生，更不把信史以外的东西写入历史教科书，他治史的态度是十分严肃的。司马迁作《史记》，广集众说，择其雅言，“疑则传疑”，遂将孔子审慎求实的治史作风发扬光大，成为中国史学的又一优良传统。
    再次，孔子指出，学习历史、记载史事对于了解过去、察往知来、垂训后世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其一，孔子认为历史记载是了解过去的主要依据。他慨叹夏、商时期“文献不足”，认为有了充足的文献，就可以正确地了解、认识过去。这里所说的“文献”，虽然与我们今天使用的“文献”一词内涵不尽相同，但它主要还是指历史资料和历史记载。其二，孔子认为了解历史具有察往知来的作用。他说，后代继承前代之礼，有所因袭，也有所变革，如若后代继承周礼的话，一百代以后的事也可以预知。就是说，了解历史上礼的沿革，可以预知未来之礼；考察历史，能够预见将来。其三，孔子指出史书具有惩恶劝善的作用。《孟子·离娄下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孔子所说的“《春秋》之义”是什么？《孟子·滕文公下》又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所，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这句的意思是：良善的人从《春秋》中知道我的苦心，邪恶的人则把写《春秋》当作我的罪过。这里已包含有《春秋》惩恶而劝善的意思。《史记·孔子世家》说：“子曰：‘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传，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写作《春秋》是为了传“道”给后世，它使乱臣贼子感到惧怕。这里谈的《春秋》之义与上文略同。《左传·成公十四年》赞美《春秋》有五大优点，后人称之为“《春秋》五志”，其中一志曰“惩恶而劝善”是对“《春秋》之义”的简练而全面的概括。其四，孔子认为，撰写历史可以深刻而显明地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在讨论孔子“何为而作《春秋》”的时候，司马迁引用孔子的话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就是说，撰写历史，用实事说明自己的主张，比讲述空洞的道理更加深刻、更加明白。总之，孔子对于学习、研究、编撰历史的意义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对于战国秦汉时期史学的蓬勃发展起到了推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