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坚持马克思主义始终不渝
    先生讲完治学经历后，我对先生说跟您学习已有10多年了，如果要概括您的学术特点我觉得至少有三点，一是学术眼界高，如朱熹赞誉王安石有“越古今斡旋宇宙之意”，二是史论结合、相得益彰，三是真正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的实际问题，可以这样说吗？先生说第三点说得不错，于是先生兴致很高地谈起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
    我学马克思主义是从1949年开始的，那年我的好朋友殷新程（现新华社离休干部）从解放区托人带信给我，说全国就要解放了，希望我学习马克思主义，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历史研究，我听从了他的建议，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我学的第一本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书籍是普列汉诺夫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解放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译本陆续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每出一本我都仔细阅读，并记有读书笔记。到近代史所，范文澜同志认为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很认真。近年有同志说我是真心学习马克思主义、真心信仰马克思主义、真心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个评价基本符合我的实际情况。
    现在真正学习马克思主义、并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的人已成为少数。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也大为削弱。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不断发展的，只有与生活、社会变革结合起来，才能显示旺盛的生命力。“理论是暗淡的，生活之树是长青的。”马克思主义是个实践问题，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解决问题，空谈理论，除了重复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外，与解决实际问题无补，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在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也不能把使用不当推诿到马克思主义本身上。特别是以早年的马克思否定晚年的马克思、或者以反对列宁、斯大林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作法是不可取的。
    我接着先生的话题说，自九十年代以来，学术界有人喊出“回到乾嘉时代去”，在史学界考据方法凸显，而马克思主义方法受到冷落，您怎样看这两种方法，这两种方法真是水火不相容吗？先生略加沉思后说：
    我在前一段时间写过一篇《论历史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曾专门论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与考据方法的关系。我认为，由于历史科学既是一门综合性质的学科，又是一门与许多学科有着错综关系的学科，所以它的研究方法不能不是多层次的，而绝不是单一的。从通常使用的方法看，大约有考据方法、比较方法、统计计量方法，以及马克思主义方法。近十多年来人们还引进了所谓老三论、新三论等等，五花八门，炫人眼目。尽管研究方法是如此之多，研究方法的效用也很不一样，却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方法是历史科学研究的最高层次研究方法，考据方法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为什么这样说呢？
    历史科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总过程的一门学问，这个总过程主要地集中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对这个总过程的看法，也就是有关历史观的问题，人们的分歧是很大的。既可以认为，历史像发掘出来的缺边少沿的陶器那样，是没有什么规律可言的。或者根据客观的历史材料，论述人类历史是从低级到高级、并经历五种生产方式前进着的。反之，认为这五种生产方式是虚构的没有的，甚至对这类见解视之为教条主义、公式主义，同样是“悉听尊便”的。即使不是这类重大问题、而是对历史上的一个事件、一个人物，也可以有种种论述，甚至有截然相反的对立的意见，在许多文章和著作中是司空见惯的，无任何奇怪之处的。在对历史的评论中，也还有这类现象：对同一事件、同一人物，虽然有类似的评价，或者说类似的价值观，但评论的出发点，不论是评论者的动机还是立足点，也是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像这类分歧，在一朝一夕之间取得共同的看法，同样是戛乎其难的。
    虽然人们对历史科学的种种问题存在明显的歧异，但是对于中外史学发展的进程中，真正够得上一部优秀的史学著作，真正能称得上优秀史学家的，则具有共同的看法和认识，即：这部史学著作以极其丰富的资料来反映它所描述的那个时代的社会内容，而它所依据和使用的资料则是真实可靠经得住检验的。因此，作为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既要搜集丰富的文献资料，又要对这些资料进行考辩、鉴别，而后加以运用，由此完成一部优秀的著作。对文献资料的考辩、鉴别，也就是考据，它所使用考辩、鉴别文献资料的方法，就是考据方法。由此看来，一个优秀的史学家，把史料的搜集与考订集于一身，所以他同时也是一个优秀的考据家。史学与考据，是不可分割的。称考据方法是历史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其道理即在于此。
    那么，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否也以考据方法作为自己研究的基本方法？我认为答复是肯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样是以考据方法作为基本的研究方法的。
    通常说，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这是非常正确的。不过，运用阶级分析方法，也必须以可靠的历史资料为前提。否则，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举个例子说，过去有关思想史的著作曾认为陈亮是个小所有者。由此为基点，进而论述陈亮思想的进步性。其实，陈亮家有田二百亩，果园四十亩，是一个经济实力较强的中等地主，而不是什么小所有者。至于陈亮思想的进步与否，则与他的出身成分有关，但并不决定于他的出身成分，而与所谓的小所有者，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用阶级出身、个人成分参照，甚至决定某个人的思想，这是唯成分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长时期人们误解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与错误使用的唯成分论不无关系，与不认真探索一个人的真实阶级出身、成分也不无关系，这是应当辨清楚的。实际上，对于考据，马克思主义历来是极其重视的，像毛泽东提倡对材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恩格斯也说过，以唯物主义历史观研究一个历史问题，必须依靠大量的批判审查过的材料，才能完成任务，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样是需要考据方法的。就考据的目的而言，马克思主义史学容许有所不同，但就考订资料中的一字一义、年代、地点、职官制度等等，此前的考据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考据方法，则是一致的，无任何差异的。就两者的关系来说，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考据方法，是继承了前此的考据方法的。真正认识到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史学更应当进一步汲取前此的考据方法，使自己的考据方法精益求精，成为考辩材料的更加锐利的工具；对前此的考据成就，则应当批判地继承，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内容。
    若干年来，对考据方法总是持有这样和那样的偏见。一种是极其轻蔑的态度，认为考据是堆积材料，“吃材料饭”，繁琐零碎，甚至对陈寅恪以小考证这类轻狂的口吻予以抹杀，这种观点固然是不足取的，但是随意和任意拔高考据方法及其成果亦是不足取的。有这么一小批人，从来不读也不懂马克思主义，但敢于批评马克思主义，从来与马克思主义无任何渊源，但口口声声地说要离经叛道，以自标置。在极尽贬低马克思主义之能事的同时，对考据之学及其成果极尽吹捧之能事，从轻蔑马克思主义的自大狂，转化为对考据之学卑躬屈膝的渺小者，这帮人口口声声宣称，历史科学是实证科学，当着让他们用胡适惯用的一句话“拿出证据来”，他们提供的是东拼西凑，从别人论文著作抄引的二三手的资料！
    为了说明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考据方法之间的关系，不妨扼要地分析一下已故的郭沫若院长在史学上的业绩及其巨大的贡献。《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青铜时代》是郭沫若史学的代表作。前两本著作，大体上可以说是对甲骨、金文此前研究的概括性的总结之作，有关甲骨金文的断代分期研究，已经越出了考据的范围，但这两部著作还是以考据方法为其重要的研究方法的。但郭沫若的考据方法已别开生面，同通常使用的不大一样。如他的且（祖）字的解说，以传统的汤盘铭文（即“苟日新”等句）的诠释，是那些不懂社会经济关系的学者永远无法考释了的。显然可见，这种考据方法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关系学说的指导下表现了它的威力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郭沫若自许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再版，这种学术的傲气和豪气，不仅无伤大雅，而且给人们以鼓舞，追踪并超过前哲，包括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创始者在内又有何不可。《青铜时代》则是郭沫若对此前自己研究的修正、补充、提高等的进一步发展。这本著作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郭沫若以他的以前研究为基础，从宏观方面论述了殷周奴隶占有制的社会性质，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古代史相结合，开创了和拓宽了殷周史进入科学领域的道路。不错，历史科学是一种实证科学。但，历史科学更是以丰富的实证探索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郭沫若为中国史学的科学发展所作出的伟大业绩即在于此。论者以为，研治甲骨文的当推四“堂”，即罗雪堂（振玉）、王观堂（国维）、董彦堂（作宾）和郭鼎堂（沫若）。罗雪堂怎么能够与王观堂相比，而郭鼎堂则超过了王观堂。郭沫若之所以后来居上，凌驾前哲，从历史方法论上看，主要在于：郭沫若把传统的考据方法加以汲取，融化到马克思主义史学之中，并在马克思主义下造成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考据方法的关系是紧密结合着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最高层次的研究方法从这里也同样地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