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现代化的地位
    后进国家在现代化初期，将经济现代化置于何种地位，一般都存在争议。
    1871年，日本明治政府虽然已把现代化作为政府的奋斗目标，但没有明确的方针步骤。当时政府内部存在着民主化、工业化、征韩等种种动议，作为政府要员之一的大久保本人对未来也感到相当茫然。新加坡在1959年独立后，围绕着是首先民主化还是首先工业化或是均贫富等问题，争论也很激烈。至于韩国，1945年摆脱殖民统治之后，由于南北分裂、知识分子受西方思想影响较深以及美国插手等因素，情况就更加复杂。
    大久保为了决定日本将来的大计，1871年底，决意参加岩仓使节团，赴西方国家实地考察。在德国，大久保聆听了"铁血宰相"俾斯麦的一番"强权即公理"、"弱国无外交"的谈话之后，大为感佩，认识到日本若想同西方列强并驾齐驱，首要任务在于增强自身的国力（注：（日）NHK历史诞生取材班：《历史的诞生》第七回本，角川书店1990 年版，第117页。）；在英国， 大久保发现英国工商业的繁盛"远胜以前之所闻"，"所到之处，黑烟冲天，大小制作所不胜枚举"，从而认识到英国以及西方国家"所以富强的原因"（注：（日）大久保利通：《大久保利通文书》第22卷，日本史籍协会昭和三年（1928年）版，第448页。）。此番足迹踏遍欧美各国的考察，使大久保明确了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与步骤。他说："盖实力乃国之精神，政之基础"，当今之世，"有独立之权，备自主之体，驰骋宇内，号称帝国者"，虽然它们"体基创始，政法沿革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内谋人民之安宁康福，外与各国和亲贸易，相互精研奋勉，夙夜遑暇"。日本要想"宏强大之威德、扬隆盛之治化"，头等大事在于"实力的培养"，如果"不察宇内通论达旨，徒求体裁之完美，专务规模之虚饰"，"国权何由得扩张？国民何由得安宁"（注：大久保利通：《大久保利通文书》第35卷，第74-84页。）？所以，今后政府的施政重点要转到"殖产、工业、贸易、航海等各业之上"（注：（日）毛利敏彦：《大久保利通》，中央公论社1982年版，第117页。）， 把"殖产兴业"作为"急务中的急务"（注：大久保利通：《大久保利通文书》第35卷，第74-84页。）。自这以后，大久保就成为明治政府中经济现代化的急先锋（注：（日）大久保利谦：《岩仓使节的研究》，宗高书房昭和五十一年（1976年）版，第27页。）。
    李光耀面对的新加坡，国小民寡，种族矛盾尖锐，生存能力极弱，他说："新加坡只有两百万人的市场，225平方英里的土地"， 而且"位于马来群岛的中心"（注：（新）李光耀：《李光耀四十年政论选》，现代出版社1994年版，第132页。）， 只要缺乏现实与理性的精神，"就会招来大灾难"（注：（新）李光耀：《李光耀四十年政论选》，现代出版社1994年版，第119页。）。所以， 他很快就清醒地认识到，要想生存下去，压倒一切的目标是经济的繁荣昌盛，其它一切都必须服从于这个目标。1960年，他发表演讲认为："如果有一个我们必须解决的、凌驾一切的问题，那它就是经济上创造充分发展的问题。"（注：（英）亚历克斯乔西著，安徽大学外语系译：《李光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41页。 ）因为只有经济的发展，才能增强生存能力，才能解决失业问题，才能消除社会动乱的根源，才能为更多的人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才能给人们提供更舒适的环境与住房等等，另外也可以为实现民主化打下基础，因为"民主将随着工业社会的需求而产生"（注：（新）李光耀：《李光耀四十年政论选》，现代出版社1994年版，第561页。）。所以，"无论如何，长远来说， 要变化的还是经济基础本身"（注：（新）李光耀：《李光耀四十年政论选》，现代出版社1994年版，第115页。），也就是说必须工业化， 正如吴庆瑞所说的那样，"我们无法依靠转口贸易生存下去"（注：陈岳、陈翠华：《李光耀--新加坡的奠基人》，时事出版社1990年版，第67页。）。所以，新加坡独立伊始，李光耀政府就把经济现代化作为首要任务。
    韩国比较曲折。独立之后，人们一度将"统一国家"和民主化作为首要任务。折腾了十几年后，结果，由于战后冷战的格局，国家统一的目标无法实现。至于民主化，尽管在美国的包办下，组建了一个以李承晚为首的"民主"政府，但这个政府既不民主，又非常腐败，学生游行、工人罢工以及暴力与流血事件经常发生，"全国的混乱与无秩序简直难以形容"（注：（韩）朴正熙：《朴正熙选集》第一卷，（日）鹿岛研究所出版会昭和四十五年（1970年）版，第15页。）。由于政局动荡，李承晚政府又不注重经济建设，因而，尽管有美国的大量援助，但经济秩序紊乱，市场萧条，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外贸连年逆差。战前韩国是粮食出口地区，但此时每年却需要进口大量粮食，到1959年，韩国经济尚未恢复到战前的最高水平（注：沈祖良、陈继勇：《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经济述评》，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页。）。当时韩国民众的生活连李承晚也承认："即便按亚洲的水平也不能说达到了糊口的水准。"（注：尹保云：《韩国为什么成功》，天津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1961年"5·16"政变，以朴正熙为首的军人政权上台后，面对严峻的现实，朴正熙总结了韩国以及其他后进国家的经验之后认为："在像韩国这样的后进国家中，从法制安全到政治、经济这些最基本的保障当中，最紧迫的是经济保障"（注：（韩）朴正熙：《朴正熙选集》第一卷，（日）鹿岛研究所出版会昭和四十五年（1970年）版，第215页。），没有经济的现代化， "其它领域的改革与进步也就无法实现"（注：（美）乔恩·沃伦诺夫著，罗龙等译：《人为的奇迹》，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首先是无法实现民主化，因为"民主主义也是在经济现代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注：《朴正熙选集》第三卷，第126页。）；其次是无法同共产主义对抗， 他认为同共产主义的斗争，"与其说是武力对抗，还不如说是一种经济斗争，谁在繁荣与建设方面取得成功，谁就将是优胜者"；再次，无法实现韩国南北的统一，因为要想统一北方，必须在各方面"使自己具有压倒对方的优势"（注：《朴正熙选集》第三卷，第111页。），所以， "统一的道路就是祖国的现代化"（注：《朴正熙选集》第三卷，第296页。）。因此，政府要"把所有的行政同生产直接挂钩，要将我们的习惯、风俗、社会生活都同祖国现代化这个目标紧密相连，养成生产的思考、生产的行动、生产的社会氛围"（注：《朴正熙选集》第三卷，第292页。），要把经济现代化作为"一件至关重要的、压倒一切的大事"（注：《朴正熙选集》第二卷，第243页。）。这样，在朴正熙政府的领导下，韩国才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经济现代化运动。
    显然，对于经济现代化在现代化各项工作中的地位，尽管他们论述的详略程度有所不同，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他们认为经济现代化是现代化各项工作的核心，是现代化过程中压倒一切的任务，只有经济的现代化，才有其它各个方面的现代化，才有民族的昌盛，国家的富强。因此，国家所有的施政方针都必须从属于这一目标。大久保认为经济现代化可以强大日本，可以使日本摆脱沦为殖民地的危险：李光耀认为可以保证新加坡的生存；朴正熙认为有利于韩国南北统一以及应付冷战局面。另外李光耀与朴正熙都认为工业化是民主化的基础，只有首先实现了工业化，才能最终实现民主化。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在各自的国家当政之后，就全力以赴地开始了经济现代化工作。
    二经济现代化的方针
    大久保在1874年给政府提交了一份《殖产兴业建议书》，开宗明义："大凡国家之强弱，系于人民之贫富；人民之贫富，系于物产之多寡；物产之多寡，系于人民是否勉力于工业"。英国同日本一样，也不过区区岛国，所以能有今日的强盛，全在于英国政府能够利用它航运的便利和矿藏的丰富，扶植民营工商业，才导致了产业与贸易的兴旺。所以日本要想改变落后面貌，必须在经济上效仿英国，鼓励民众发展工商业。目前日本之所以"国产民用日减"，虽在于民智未开，不知进步之方，格守古法，但亦在于"政府对此事未加提携诱导"。自今以后，政府要把主要力量放到殖产兴业之上，"无论工业物产，还是水陆交通，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业，政府均要参照日本的风土人情，民众智慧，制定发展方略"，"要把它作为一切政策的核心"（注：大久保利通：《大久保利通文书》，第28卷第560-565页。）。具体而言，要分"农工商三业"。农业方面，"五谷、果木、菜蔬等一切植物、家畜，都要精选或从欧美各国选购良种"，配给各县，以期推广。此外还要"改良农机具，以节省人力"，要"开垦荒地，兴建牧场"等。工商业方面，"要改进工艺，开办工厂"（注：大久保利通：《大久保利通文书》，第32 卷第334-335页。），就目前情形而论，可以先从"设立屑丝、纺绩、罗纱、毛布等轻工业制造工场，改良蚕丝、制茶、漆器、陶器等工艺制作"入手，要使"从各官省用品到人民需求之物，均不靠海输舶载"（注：大久保利通：《大久保利通文书》，第32卷第363-365页。）。在贸易商业方面，要"限制进口"、"振兴国内商业，奖励输出"（注：《大久保利通文书》，第32卷第314、353-360、335页，第35卷第74-84页。）等等。在经济建设当中，如果采用官营垄断的方式，必然"易生冗费"，效率低下，而且有损民众利益，"有害于国家的进步"。但全由民办，政府不闻不问，民力薄弱，而且见识经验不足，"实施极难"。几经权衡，大久保选择了一条先官督商办、而后逐渐转归民办的道路（注：《大久保利通文书》，第32卷第314、353-360、335页，第35卷第74-84页。）。政府的作用是"补民智所不及，助民力所不足，予之以贷款，予之以扶植"（注：《大久保利通文书》，第32卷第314、353-360、335页，第35卷第74-84页。）。总之，由于"培养财源，扩张贸易，殖产兴业，关系到国势的隆替，实力的兴衰"，政府要"全神贯注于其中"，要"以劝民业、殖民产为己任"（注：《大久保利通文书》，第32卷第314、353-360、335页，第35卷第74-84页。）。
    李光耀在确立了以经济现代化为政府的主要施政方针之后，对于经济发展的方式，他认为，"新加坡的路线是在鼓励私营企业的同时，政府积极参与工业、商业、贸易、航运及银行等各个领域"（注：陈岳、陈翠华：前引书，第67页。），经济发展"一部分靠政府，一大部分靠私人投资"。他对企业家说："你们的生意做得更好，你们的出入买卖做得更多，你们的商店和工厂开得更多，我们就高兴。只要你们的活动，不只是使自己的事业繁荣昌盛，也使整个社会繁荣起来，那么，你将发觉政府随时愿意帮助你们发展。"（注：《李光耀四十年政论选》，第115页。）对于民营企业，政府要从各方面予以扶植， "在私人企业犹豫不决或过于谨慎时，我们甚至愿意投入国家资金"。但也不可绝对化，"企业都必须经过自由市场的竞争考验，当这些投资看来已经失败时--我们就应该让它倒下去，我们并未试图通过津贴、通过高额关税或更低的限额等措施来支持它们"。"我们小规模的经济使我们从来不敢尝试采取保护措施，去抗拒外来竞争。"（注：《李光耀四十年政论选》，第117、156、145、144、162、289、 127页。）对于少量的国营企业，在70年代，李光耀认为根据六七十年代新加坡以及整个世界的实践，"国营公司的办法没有带来经济的改变"是"无可置疑"的（注：《李光耀四十年政论选》， 第117、156、145、144、162、289、127页。），"我们发现私营企业能更有效地对市场力量作出反应，并且取得更好的成绩"，因而新加坡"实行了私营化计划，使政府退出这些稳健成长的工业和服务业，目前政府所能扮演的最好角色，就是充当个人以及公司之间的竞赛裁判员"（注：陈岳、陈翠华：前引书，第87页。）。在吸引外资方面，李光耀认为外国投资"有利于迅速提高新加坡人的生产水平"，只有"经验丰富的外国联席经理指导在创业初期，那些事是不应该做的"，新加坡人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学会生产管理与业务经营（注：《李光耀四十年政论选》， 第117、156、145、144、162、289、127页。）。另外，在工业化过程中，还要根据形势的变化，调整政策，实行产业升级，因为"人生就是一个充满活力和连绵不断的改变过程，如果我们不向上，就会落伍"（注：《李光耀四十年政论选》，第117、156、145、144、162、289、127页。）。在劳资关系方面， 李光耀认为："劳资之间划分他们和我们的现象，必须铲除。"（注：《李光耀四十年政论选》，第117、156、145、144、162、289、127页。 ）因为如果公司失败了，"第一个遭殃者必定是劳工"，所以，"劳资双方要像合伙那样，来实现不断降低成本、增加生产的目标"（注：《李光耀四十年政论选》，第117、156、145、144、162、289、127页。）。 在新加坡，"无须刻意强调贫富差距，但必须保持机会均等"，要"让每个人都有充分发挥其最大潜力的机会"（注：陈岳、陈翠华：前引书，第65页。）。
    朴正熙认为，"现代化的关键是工业立国"（注：（韩）郑在景：《朴正熙思想序说》，（韩）集文堂1992年版，第94页。），只有实现了工业化，才能促使并带动其他经济部门的现代化。
    首先，对于经济现代化的方式，他主张采取"最大限度的自由与最小限度的计划"。他认为完全的自由经济会扩大贫富分化，导致生产的盲目性与资源的浪费。所以，为了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制定经济计划，尤其是长期发展计划，它可以使我们全部资源的合理分配成为可能"，另外，还可以对"不同工业在地区上的重新配置和投资，进行行政控制"。但是，"绝对不允许经济计划或长期发展计划抑制私人企业的创造性和自主性"，"应该尽量利用经过价格机制与自由竞争的长处"，"使用一些间接的手段"，诸如"税收、财政、货币和信贷"以及"关税、贸易、社会、农业、住宅、价格等"，来调节经济的发展（注：《朴正熙选集》第一卷，第232-235页。）。
    其次，对于民营企业，他认为："应当无条件的鼓励--它有权受到保护并且发展，除非它妨碍社会秩序的公正。"
    第三，对于国营企业，他认为，"国营企业的存在可以干预私营企业对于市场的不法垄断，保护公众与国家的利益"（注：《朴正熙选集》第一卷，第238页。），所以，在某些领域、尤其是基础工业部门，应该保持一部分国营企业。不过，"自由经济的主体最终是民营企业"（注：（韩）郑在景：《朴正熙思想序说》，（韩）集文堂1992年版，第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