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对于企业的群体结构，他主张建立一个以大企业为骨干、以中小企业为辅佐的经济体系。他认为："不能否认在很多工业领域中小企业所具有的独立活动的能力"，但"规模化经营具有很多有利条件，这是不可否认的"（注：《朴正熙选集》第一卷，第237页。）， 大企业在资金、技术方面拥有优势，有条件利用国际最新技术，国际竞争力强，所以朴正熙决定韩国的工业化以大企业为龙头展开。
    第五，对于吸引外资，朴正熙主张"政府要全力以赴"（注：《朴正熙选集》第二卷，第85页。），因为外资可以带来韩国现代化紧缺的资金、技术，可以增加就业，扩大出口，是比较便捷的经济发展途径。他说："导入必要的外资以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是政府的既定方针"，"要确立一个多边外资导入体制，不仅要致力于量的导入，更要注重质的提高"（注：《朴正熙选集》第三卷，第168页。）。
    第六，对于农业现代化，他主张："政府应把农业的现代化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作为最迫切任务。"为此，要发展农村合作组织，改革农业耕种和管理方法，推广农业机械的使用，鼓励多种经营，开拓海外市场，实施农村工业化等等（注：《朴正熙选集》第一卷，第241-244页。）。
    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他们的经济现代化方案，相互间也存在着某些不同。
    第一，着眼点不同。大久保的方案注重营造一个经济发展的环境，李光耀与朴正熙则更着眼于发展，这是因为大久保时代的日本，现代经济毫无基础，民众对现代经济的运作也不太熟悉，而朴正熙时代的韩国与李光耀当政时的新加坡，由于日本与英国经营多年，已经具备了经济起飞的基础。
    第二，对待外资的态度不同。李光耀与朴正熙对于吸引外资，态度积极，大久保则很少提起，这是因为大久保时代，国际资本主义尚未发展到资本输出的地步，引进比较困难，另外，当时殖民主义势力对后进国家正以经济渗透的方式进行侵略，日本对此尚有戒心，所以，后来日本的资本主要靠内部积累。
    第三，方案的内容不同。比如大久保与朴正熙的方案中都有农业现代化的内容，新加坡由于是城市国家，李光耀的方案中就没有这个问题。
    另外，在劳资关系以及方案的系统性等方面，也存在着相当的不同。
    但尽管有上述区别，基本方针还是一致的。
    第一，他们都认为经济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大久保认为工业发达与否决定一个国家民众的贫富与物产的丰富程度，决定国力的强弱；朴正熙认为工业化是经济现代化乃至整个现代化工作的关键；李光耀则认为只有工业化，小国寡民的新加坡才能生存下去，并兴旺发达。
    第二，他们都选择了一条民营主导型的经济现代化道路。大久保的"殖产兴业"的内容主要是"殖民产、兴民业"，积极鼓励、扶植民众从事现代工商业；朴正熙认为民营企业是韩国经济的主体；李光耀也把扶植民营工商业的发展作为新加坡经济的重心。至于国营企业，大久保与李光耀都明确指出效率低下，缺乏竞争意识与灵活性，与民争利，不可作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但他们也没有绝然否定国营企业在某些领域的积极作用，朴正熙认为国营企业的存在，可以调节市场秩序，大久保认为国营企业可以起到诱导、扶植民众从事实业的示范作用，李光耀认为在民众不能独立经营并稳健发展的领域，国营企业的存在还是必要的。所以，他们的经济发展方针应该说是以民营为主体，以国营为辅佐。
    第三，他们都主张在政府的计划扶植之下，合理调配人力、物力，诱导、扶植民众，自上而下地展开经济现代化活动。大久保认为日本民众现代意识淡薄，"因循古来之陋习"（注：《大久保利通文书》第35卷，第46-47页。），必须由国家有计划地诱导、扶植，才能促使民众积极从事现代工商业；朴正熙认为国家计划可以避免人力、物力的浪费，可以调动整个国家的资源，全力以赴地投入到现代化工作当中；李光耀认为国家的扶植与引导，有利于新兴幼稚产业的壮大以及整个经济布局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但当经济发展成熟之后，国家就要减少干预，转入裁判员的角色。
    在上述方针的指导下，他们领导各自的国家展开了现代化运动。
    三经济现代化活动
    大久保在1872年主政以后，由他亲自挂帅的内务省就成为殖产兴业的指挥中心，在农牧业方面，采取了减税、垦荒、设立农作物试验基地与农校、创办种畜场等措施；在商贸方面以先官督商办、尔后转归民办的方式，在资金与政策等方面扶植"三菱"公司，政府只对其帐目与成效定期进行检查，其它方面均由业主自理。一直到"三菱"公司成长壮大，才终止资助与监督。除此之外，政府又以同样的形式组织了一家专门从事输出的外贸公司。在工业方面，大久保将兴业重点转往见效快、利润高的轻纺工业、尤其是缫丝业，兴建了若干官营模范工场，以便为民营企业培训员工，并提供技术等方面的帮助。在金融业方面，为了从资金方面支持民众的兴业活动，大久保政府颁布银行条例，鼓励民众设立银行，以集中社会上的游资。在开阔民众的眼界方面，大久保主持设立了"东京博物馆"，筹组了第一届国内劝业博览会，并准备参加美国的世界博览会，以便使日本走向世界。尽管大久保在1878年便遇刺身亡，但他的努力已为日本经济现代化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1878年，日本就开始了金融领域的投资热，1881年，就发生了起自纺织领域，尔后遍及各业的工业革命，到90年代，日本就基本上完成了经济领域的现代化工作（注：见拙著：《大久保利通的经济近代化思想》，《日本学刊》1995年第2期。）。
    新加坡1959年独立后，李光耀便迅速成立了经济开发委员会，连续制定经济发展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1961-1965）期间，主要发展"进口替代"工业，重点开发劳动密集型产业。执行结果，新增工厂 500家，而原来新加坡只有531家工厂，GNP年平均增长率为7%， 初步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第二个五年计划（1966-1970）期间，由于国内市场基本饱和，开始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发展技术与资金密集型产业。为此开辟裕廊工业带，制定各种优惠政策，完善投资环境，以吸引外资；利用跨国公司的销售网络，促进出口；成立新加坡发展银行，为国内企业以及外国投资商贷款；大力发展国民教育，提高劳动力水准等等。执行结果，GNP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2.4%。进入70年代以后， 新加坡又制定了1971-1980年经济发展十年计划，主要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淘汰后进产业，实行产业升级。为此，政府取消了对低等工业的优待，并加以限制，促使工业向机械、电子仪器和微型轴承等高级工业方面转移。执行结果，GNP年平均增长率为9%，人均收入达到4600美元，产业结构大体上达到了现代发达国家的水准，经济现代化的目标基本实现。80年代以后，李光耀政府又制定了1981--1990年经济发展十年计划，目标仍然是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执行结果，GNP年平均增长率为6.3%，人均收入达到1.1万美元（注：陈岳：前揭书，第65-89页； 另见曹云华：《新加坡的精神文明》，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9页。）。进入90年代以后，增长势头依旧不减，目前人均收入已超过英、法，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
    朴正熙政权建立以后，立即成立了掌管经济现代化工作的经济企划院，由内阁唯一的副总理负责，从1962年起，连续实施五年计划。"一五"计划（1962--1966）主要目标是发展"进口替代"产业，但在后半期转为"出口导向"。执行结果，GNP年平均增长率为7.8%，出口总值由1960年的3280万美元增长到2.503亿美元。"二五"计划（1967 --1971）主要发展"出口导向"产业，在行业配备上，重点投资重化工业。执行结果，GNP年平均增长率为10%，出口增加到11.3亿美元。 "三五"计划（1972-1976）主要目标仍然是发展"出口导向"型的重化工业，同时开展农村现代化运动。执行结果，GNP 年平均增长率为10.20%，出口总额达78亿美元，农民的收入在1975 年赶上了城市居民。"四五"计划（1977--1981）主要任务同"三五"计划相似。头两年执行顺利，GNP年增长率分别为10.3%和11%，1979 年由于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而有所下降，但仍然有6.4%的增长率。这样，从1961 年"5.16"到1979年底朴正熙遇刺，短短18年内，韩国国民生产总值从23亿美元上升到579.25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9.6%，人均GNP由82美元上升到1546美元，产业结构也基本上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准，韩国的经济现代化工作全面完成（注：张世和：《战后南朝鲜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5-57页；扬永骝：《南朝鲜》，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142-219页。）。
    大久保、朴正熙、李光耀所领导的经济现代化运动，由于时代与国情的不同，相互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比如，大久保时代，整个世界还处于自由经济阶段，因而大久保尽管对经济发展进行了计划扶植，但方案比较笼统。到本世纪二战以后，政府计划、国家干预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主流，因而李光耀与朴正熙的方案就比较明确具体，对经济干预力度也明显加大；大久保时代，日本以及整个世界的经济水准不高，因而大久保注重轻纺工业。韩国由于已有相当的工业基础，再加上当时的冷战局势，因而朴正熙注重重化工业。李光耀鉴于新加坡小国寡民，资源贫乏，因而以瑞士为榜样，注重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大久保由于执政时间短暂，只有5年，因而主要着眼于为经济现代化创造条件，直到他死后3年，日本才开始经济腾飞。朴正熙执政18年，李光耀从1959年开始执政，至今尚在，再加上两国都有一定的现代经济基础，因而在当政期间，就全方位地启动了工业化步伐，而且连续实施产业升级，最后彻底改变了落后的面貌；另外在外资的引进方式以及成效、水准等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区别。但总体而言，在基本特征上是一致的，即都属于政府主持下的、以民营为主体的现代化运动。另外，时间短，速度快，基本上都在二三十年的时间内就完成了经济转型工作。
    综上所述，尽管大久保、朴正熙、李光耀的经济现代化思想彼此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基本方针与策略都是一致的。他们所在的三个国家的国情与他们所处的时代虽然有所不同，但都面临着摆脱贫穷与落后、走现代化之路的任务，再加上三国同属于儒家文化圈等因素，从而导致他们的经济现代化方针，共性大于个性。他们都认为经济现代化是现代化各项工作的核心，都主张以民营为主体、以国营为辅佐，在政府的计划扶植之下，自上而下地开展经济现代化活动。在他们强有力的领导下，三国的经济现代化建设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