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创办《食货》半月刊专攻中国经济史呢？郭湛波这样认为：“因为解答中国社会问题，非先解中国经济问题不可；要想明了中国社会史，非先要明了中国经济史不可，所以近日发刊《食货》半月刊，组织‘食货学会’，来解决中国经济问题，这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一个新趋势。”（注：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第180页。）王瑛也在《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大纲与方法》（第2卷第4期）中说：“故我们研究历史时，最先应下手的就是中国经济史，社会的变更是以经济的变更为指标，故欲求社会的动向，首先就应详尽地研究、把握中国的经济变迁和动向。”王瑛的这一认识是由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一段话得出的。恩格斯也曾这样说过，“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的相反。”（注：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4页。）这里道出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从经济角度解说人类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创办《食货》，从研究经济问题入手解答中国社会史问题这一研究思路，恰恰与唯物史观相吻合，与唯物史观的治史理念同出一辙。
    （二）《食货》的研究路向与唯物史观声息相通。
    唯物史观引入历史研究领域，使研究路向发生了重大转换。列宁指出唯物史观克服了以往历史理论的两个缺陷：“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只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研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探索社会关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把物质生产的发展程度看作这些关系的根源；第二，以往的理论从来忽视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去研究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积累了零星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注：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5页。）对这两个缺点纠正正是唯物史观的优越性所在，它在史学研究上促成了两大转换：一是从描述孤立的政治事件转向对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研究，即从政治史、事件史转向经济史、社会史；二是抛弃精英史观，关注下层社会的历史。即从精英史转向民间史。下面分述《食货》在这两大转向上的创获。
    第一，由政治史、事件史转向经济史、社会史是30年代新史学的发展趋向。在这一潮流的推动下，历史研究的领域大大拓宽，历史研究的方法日益科学化，对历史的阐述逐渐脱去单调干瘪的面貌，越来越血肉丰满，富有生气，《食货》即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它是专门研究经济史的刊物，内容却也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经济史有田制、赋税、货币、市场、农业、工矿业、商业、外贸等诸多门类。据粗略统计，有关田制的文章有23篇，有关赋税的9篇，有关货币的12篇，有关市场的7篇，有关农业的8篇，有关工矿业的9篇，有关商业的12篇，有关外贸的4篇，可以说，《食货》的研究触角伸到了经济生活的各个角落。社会史方面，既有宏观评论，又有微观研究，宏观评论主要是一系列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形式的文章，（注：此类文章在《食货》中占有相当大篇幅，并出“中国社会形式发展史专号”3期，可见，社会史论战余波未平。）微观研究涉及社会等级结构、人口、城市、家庭婚姻、风俗物产、宗教等方面。这里也有一组数字，社会等级结构方面26篇，人口方面12篇，城市方面5篇，家族婚姻方面9篇，风俗物产方面7篇，宗教方面12篇。社会史的微观研究覆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食货》构成了一幅以经济为轴心的社会史的立体画面。
    第二，从精英史转向民间史，关注平民百姓的生活，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变化。在传统史学中，上层精英人物一直占据着历史舞台的焦点位置，扮演着主角，而下层群众被排挤到边缘地带，只能充当跑龙套的角色。王侯将相是历史的实际支配者，而布衣细民只是消极的受动者，很少人留意，关心下层社会的历史境况。但是忽略了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历史，必然是不完整的，这是传统史学的一个重大缺憾。《食货》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实现了一个突破，把目光转移到作为社会基础的平民大众身上，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路向。例如发表于《食货》第1卷第9期的《宋代女子职业与生计》一文对宋代民间女子的职业作了大体勾勒，实业方面有农业（采桑、养蚕）、手工业（裁缝、织布）、商业（开茶肆、开食店、开药铺、作小贩），游艺方面有歌舞、卖技、讲故事、优伶，杂役方面主要是做佣人，还有妓女（官妓、家妓、营妓、军妓、僧妓），这简直可以视作一幅微型的社会风俗画。《江湖必读》（第5卷第9期）是一部商人作的文字，列举了商人行走江湖、往来贩卖的注意事项，几乎是商人的处世大全。一个商人眼中的下层社会景象清晰逼真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唐代的贱民》（第1卷第4期）则描述了贱民阶层的各个等级：奴婢、官产、杂户、太常音乐人、工、乐、部曲、客女，涉及到衣食、婚嫁各方面，揭示了这一社会群体的历史境遇。尽管《食货》在对民间史的研究上算不得成绩斐然，但它却指示了史学现代化的方向，就此而言，其学术意义不可低估。此外，搜集、研读地方志是史学研究的民间取向的又一表征。地方志有“地方百科全书”之美称，它不同于“二十四史”，不是帝王将相的家谱，不是断烂朝报，它更贴近下层百姓，更多更真实地反映出民间社会的状况，“是于乡遂都鄙之间，山川风俗，物产人伦，亦已巨细无遗矣。”（注：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87页。）由于顾颉刚的建议，陶希圣发出《搜读地方志的提议》（第1卷第2期），主张从地方志中寻求经济史料，建议先读经济发达的大都会的县志。鞠清远在《地方志的读法》（第1卷第2期）中提出读地方志应以都市为中心、以交通线为中心、以工业磁业为中心，同时不要忽略了物产、庙会、桥梁等。这都是从研究经济史的视角来谈搜读地方志的。王沉《关于地方志》（第2卷第1期）一文的视野则大大拓宽。他说：“我以为如果能够搜集得到各处的地方志，不仅限于省志，连县志以及小部分村镇乡志，也应该收罗起来，”并归纳为都市、交通、工业、物产、赋税、风俗、人口、货币、地域、一般人民的日常生活、贸易、天灾、官制、兵役、城市的迁移、宗教、缙绅与地主的姿态、商业、文化、教育20个门类，可谓包罗万象，从中可以概览一个地区的全貌。这就为研究民间社会和下层人民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地方志的确是一个巨大的宝藏，披沙拣金，充分开掘，必定使社会史研究大大推进，在民间社会中，经济活动也是作为一个基础部分而存在的。只考察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忽略各个地区的实际经济状况，是经济史研究的一个误区。而从地方志入手、考察地方经济，正是走出这一误区的有效途径。除经济方面的文章外，《食货》还刊载了李光信的《山西通志中的山川崇拜》（第4卷第5期）、瞿兑之的《读地方志琐记》（第1卷第5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