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按中国传统的说法，是一部儒家的经书；按现在的说法，也不失为中国史学史和文学史以至世界史学史和文学史中的一部分古典名著（classics）。《左传》一书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可以从多方面进行研究，也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不过，《左传》也像许多世界古典名著一样，其自身中就包含了很多难解的问题。因此学者要研究《左传》，就不能不参考并借助前人的注释。
    现存最古的《左传》注释是晋代杜预（222-284）所作的《春秋经传集解》（后人简称之为“杜解”或“杜注”）。在杜预以前，东汉经学家贾逵、服虔等曾经注释《左传》。在南北朝时期，南北经学也有分化。对于《左传》，北方用服虔注，南方用杜预注。[1]（P2706）唐初孔颖达等作《五经正义》，于《春秋左传》则取杜注为标准。从此以后，汉儒贾、服等人的《左传》注逐渐散佚，唯有残篇散见于古书的注疏中，而杜预注遂成为《左传》的唯一存在的古注。
    既然学者研究《左传》不能不借助于古注，而杜注又是现存的唯一完整的古注，自然它就成了解释《左传》的一个权威。正如历史上的一切权威都免不了遇到挑战一样，杜注也曾先后遭到过不少学者的这样或那样的批评。不过，直到明代为止，学者们的批评对杜注并未起到多大的震撼作用。到了清代，学者们对于《左传》杜注的批评，就其作品数量之多、涉及方面之广与考语分量之重而言，都超过了前代，几乎到了要推翻它的程度。那末清儒们是怎样批评杜注的？他们的批评的价值如何？从而我们又将如何看待杜注？这些就是本文所要说明的问题。
    一、清儒对于杜注的批评
    从顾炎武作《左传杜解补正》到俞樾作《春秋左传平议》，清儒研究《左传》并评及杜注之作不下数十种。各家对杜注批评的着重点和态度并不完全一致。以下先就这种批评所涉及的诸方面分别作一概括的论述，并从中指出这种批评发展的大势。
    清儒批评杜注之书，始自顾炎武（1613-1682）《左传杜解补正》。其用意在于补杜注所未备（例加“补云”，亦有不加者），并改正杜解之失误（例如“改云”，或言“解非”，亦有只批评而不加以上用语者）。按二者比例说，所“补”居大多数，而“正”则为数甚少。顾氏这种对杜注既“补”又“正”的方法，以后一直为清儒所沿用。按顾氏补正所涉及内容来说，已经包括有历法、地理、礼制、解经义例、文字训诂诸方面。不过顾氏此书仅三卷，在明代邵宝、陆粲、傅逊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发展而成，在清代还是开创期的作者，未及作专门的分类研讨。王夫之（1619-1692）作《春秋稗疏》（二卷），内容也涉及多方面，但从数量上来说，则绝大多数条目皆为历史地理方面的驳议。高士奇（1645-1704）作《春秋地名考略》（十四卷），于地名先列杜注，但对杜注不确处也有考订。（注：据四库馆臣考，此书实士奇请徐胜代作。见《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春秋类四，中华书局，1965年版，上册，页238。）陈厚耀（1648-1723）作《春秋长历》（十卷），为补杜预《春秋长历》而作，对杜氏《长历》颇有修改。陈氏又作《春秋氏族谱》（一卷）。按杜预所作《春秋释例》中原有《世族谱》一篇，久佚；陈氏作此书也是为了补杜书之亡失。大体在顺治、康熙时期，对《左传》杜注补正的专门之作已开始出现。顾栋高（1679-1759）于雍正、乾隆间以15年时间（1734-1748）作成《春秋大事表》（五十卷），对《左传》杜注有比较全面的补正。此书卷四十八为《春秋杜注正讹表》，其中包括：“杜氏论礼之误”、“杜氏地理之误”、“杜氏时日之误”、“杜氏称名之误”（关于《春秋》褒贬问题）、“杜氏解经传之误”（包括义理方面的解释和文字训诂等具体问题的解释）等方面，并各举了若干条例证。顾氏所列举的诸方面，基本上涵盖以后清儒批评杜注的诸方面。
    为了论述的方便，以下把清儒对于杜注的批评分为两大类：考据类和义理类。
    首先谈考据一类。这一类包括历法、地理、文字训诂等具体问题。现分别举例如下：第一，关于历法问题。例如《左传》僖公四年记：“十二月戊申，（晋世子申生）缢于新城”。《春秋》僖公五年记：“春，晋侯杀其世子申生”。杜注：“书春，从告也”。顾栋高说：
    按《经》书春不书月数，盖春二月也。晋用夏正，晋之十二月为周之春二月。晋以十二月告，鲁史自用周正改书春耳。杜谓以晋人赴告之日书之，非也。[2]（P721）
    又如，《左传》僖公九年记：“十一月，里克杀公子卓于朝”。《春秋》僖公十年正月始记：“晋里克弑其君卓”。杜注：“弑卓在前年，而以今春书者，从赴也”。顾栋高说：
    按晋之十一月，为周之春正月。是夏正周正恒差两月之明验。《传》从晋史，而《经》自用鲁之简牍尔。《正义》从杜，谓晋赴以今年弑者，非也。[2]（P721）
    按在《春秋》、《左传》之中，经从鲁国传统，例用周正；传于晋国则往往从晋国传统用夏正，二者前后相差两个月。经传记载这一类的事例很多，（注：参见日本竹添光鸿：《左氏会笺》僖十五年，新文丰出版公司，1978年汉文大系本[10]，《会笺》第五，第78页所引清儒钱錡之文。）经过清人考证，现在问题已经大体清楚。这是清儒对杜注中历法问题的一大改正。当然，清儒所批评的杜注历法问题尚多，尤其在朔闰问题上。不过，春秋时期的历学尚未成熟，历法错误较多；而且当时历法并未流传下来。所以杜预为迁就经传所记日辰干支而排的长历，虽然不合于正确的历法，也许还有接近当时错误历法的方面。罗士琳（约1784-1853）作《春秋朔闰异同》，但记各家之说的异同，而不下自己的断语，就是因为考虑到了种种难以确定的因素。其说详见于此书自序后之附记中。在此处我们不能也不必详辨清儒批评与杜注之间的是非，对诸多朔闰问题不再予以申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