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王夫之、王韬之说都有道理。张培瑜氏在其《史日朔闰表·春秋朔闰表》中亦推出鲁襄公九年（前564）无闰，而十年有闰。[21]（P151）从这个例子亦可以见杜注在时日推算方面确有精到之处，是很值得参考的。
    第二，关于地理问题。例如，《左传》宣公元年记：“楚庄贾救郑，遇于北林。”杜注云：“荥阳中牟县西南有林亭，在郑北也。”郦道元于其《水经注·渠水》中说：
    《春秋》宣公元年，诸侯会于棐林以伐郑。楚救郑，遇于伯〔北〕林。服虔曰：北林，郑南地也。京相璠曰：今荥阳苑（当作菀）陵县有故林乡，在新郑北，故曰伯林也。余按林乡故城，在新郑北东如北七十许里，苑故城，东南五十许里，不得在新郑北也。考京、服之说，并为疏矣。杜预云：荥阳中牟县西南有林亭，在郑北，今是亭南去新郑故城四十许里，盖以南有林乡亭，故杜预据是为北林，最为密矣。[22]（P717-718）
    郦道元反对服虔、京相璠之说，而赞赏杜预之说是有根据的。清儒尽管往往有重服、京而轻杜预的倾向，但在这样的地方也大都弃服、京而从杜注。如江永（1681-1762）之《春秋地理考实》、洪亮吉（1746-1809）之《春秋左传诂》。梁履绳（1748-1793）之《左通补释》、沈钦韩之《左传地名补注》、马宗梿之《春秋左传补注》、刘文淇之《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等都是如此。又如《左传》昭公十九年记费无极之言曰：“若大城城父而置大子焉，以通北方。”杜注云：“城父今襄城城父县。”惠栋于其《春秋左传补注》中说：
    高诱曰：城父，楚北境之邑。今属沛国。北方，宋、郑、鲁、卫也。[5]（P736）
    沈钦韩于其《左传地名补注》中也说：
    杜预云：今襄城城父县。城父当作父城，在汝州郏县西四十里。汉颍川郡，晋分颍川置襄城郡。按传之城父，前志属沛，续志属汝南。杜预误。[3]（P96）
    可是顾栋高在其《春秋大事表七》的楚都邑表中即已指出，楚国实际有两个城父。一个是《左传》昭公九年“楚公子弃疾迁许于夷，实城父”的城父（在今安徽涡阳西北。）
    又有北城父。昭十九年费无极言于楚子：“大城城父而置大子焉，以通北方。”故大子建居于城父。杜注：今襄城城父县。此又一城父也。[2]（P509）
    按顾氏所说北城父在今河南襄城以西。他已经看出高诱的错误。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对杜预在地理方面的注多致不满，但在此城父问题上也赞成杜注。他说：
    服虔云：城父楚北境也。按此颍川郡之城父，正楚北郡，非沛郡之城父也。下言“将以方城之外叛”可证。城父相近有汾丘。襄十八年传“楚伐郑治兵于汾”，《战国策》“楚北有汾陉之塞”是矣。高诱曰：“楚北境之邑，今属沛国……”今考云：沛国城父误。惠氏引此，有意与杜异，亦误。裴骃集解亦云：颍川城父县。亦一证。[6]（P1339）
    王引之于其《经义述闻·春秋左传下》中也对惠栋引高诱说作了批评：
    引之谨案，二十年传费无极曰：建与奢将以方城之外叛。以今舆地考之，方城山在叶县南四十里，城父故城在宝丰县西北。自宝丰县东南至叶县六十八里，又四十里而至方城山。则城父故城当在方城西北百余里，正所谓方城之外也。故无极谓其将以方城之外叛。若沛国之城父，其故城在今亳州东南，去叶县南之方城远矣，势不能以方城之外叛。无极安得而诬之乎？自高诱以沛国之城父为大子建所居，阚骃《十三州志》（见《史记正义》）、《史记楚世家》正义并同其误。惠氏不能厘正，而反用其说以规杜。非也。[9]（P927-928）
    杜预注在地理方面的长处当然远不止以上二例。不过，仅举二例也足以说明，服虔、高诱、京相璠等权威是不可迷信盲从的，杜注在地理方面的成绩是不可轻易否定的。
    第三，关于文字训诂问题。洪亮吉在其《春秋左传诂自序》中批评杜注“望文生义、不臻古训”、“师心自用”，而杜注中之可取者又被指称为承袭旧注。[6]（P1-2）如照洪氏说法，那末杜注在文字训诂方面就只能是这样的：其正确之处都是承袭前人的，其错误处都是他自己杜撰的。洪氏此说反映了清儒在训诂上鄙视杜注的一种极端心态。可是洪氏的这种看法实际是错误的。以下从三个方面举例加以说明。
    其一，汉儒贾、服说与杜注不同处，确有杜是而贾、服非者。例如，《左传》庄公四年记：“纪侯不能下齐，以与纪季”。杜注云：“不能降屈事齐，尽以国与季，明季不叛”。焦循在其《春秋左传补疏》中指出贾逵有异说，但他以为杜是而贾非。他说：
    《后汉书·贾逵传》“左氏义深君父，公羊多任权变”。注云：《左传》“纪季以酅入于齐”。“纪侯大去其国”。贾逵以为，“纪季不能兄弟同心以存国，乃背兄归仇，书以讥之”。此言“纪侯以与纪季”，则非兄弟不同心，而季固未尝背兄。杜依传文，用违贾说，固贾氏所不及也。[13]（P667）
    焦循深不满于杜预之为人，但在此处也肯定杜氏忠于《左传》原文的解释，而不赞成贾逵之说。又如，《左传》闵公二年记，晋献公派太子申生去伐皋落氏之狄，并使太子穿“偏衣”（按指一种左右不同色之衣），于是申生的部下纷纷推测晋献公的动机于申生有利还是有害。“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杜注云：“阻，疑也。言虽狂夫，犹知有疑也。”李贻德在其《左传贾服注辑述》中引服虔说并驳杜注：
    服曰：“阻，止也。方相之士，蒙玄衣朱裳，主索室中殴疫，号之为狂夫。止此服，言君与太子以狂夫所止之服衣之。”按《国语·晋语》“且是衣也，狂夫阻之衣也”。是明言狂夫所服者。如杜以狂夫犹知有疑为解，则《国语》所言为不辞矣。韦昭注云：狂夫，方相氏之士也。阻，古诅字。将服是衣，必先诅之。《周礼·方相氏》：“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以殴疫也。韦以阻为诅，服以阻为止以释阻。字虽不同，而以狂夫为方相，则韦服同也。当是相传之古义如是。[23]（P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