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亮吉在其《春秋左传诂》中也引服虔说，并断言“杜注殊非”，而未说理由。可是服虔、韦昭之说是有问题的。隋代刘炫对杜注虽有不少批评，但在这个问题上也是赞成杜注而否定服、韦的。他说：
    阻，疑，以意训耳。今言犹言阻疑。是阻得为疑也。服虔云：……（因文与上引同，从略）由无正训，各以意解。刘（据刘文淇《左传旧疏考证》，以“刘”字当为“炫”字，为刘炫自称。唐人误改炫为刘）乃以为方相氏狂夫所服，玄衣朱裳，左右同色，不得为偏衣也。当服此衣非是意所止也。诅乃服之，文无所出。故杜为此解。（注：转引自孔颖达疏，见《十三经注疏》，下册，1789页；刘文淇《左传旧疏考证》文，见《清经解续编》，册三，893页。）
    焦循以为服虔训阻为止与杜预训阻为疑并无矛盾，因为“阻之于疑，犹止之于碍，《说文》：‘碍，止也，疑声’。”[13]（P668）但此说极牵强，因为焦氏并未结合服虔说的上下文来理解服氏训阻为止的实际涵义。邵瑛、刘文淇在深入研究孔颖达疏所引刘炫之文以后断言，刘炫所批评的是服虔和韦昭，而不是杜预，是服、韦之说错了。（注：见邵瑛《刘炫规杜持平》，卷一，16-17页；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239-240页。）
    其二，清儒对杜注的批评固然很多，但是其前辈对杜注的批评又遭后辈的反驳，从而杜注又得到肯定者，亦颇有之。例如《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大司马固谏曰”句，杜注云：“大司马固，庄公之孙公孙固也。”顾炎武在其《左传杜解补正》中说：
    大司马即司马子鱼也。固谏，坚辞以谏也。隐三年言召大司马孔父而属殇公焉，桓二年言孔父嘉为司马，知大司马即司马也。……定十年公若藐固谏，知固谏之为坚辞以谏也。杜以固为名，谓庄公之孙公孙固者，非。朱鹤龄曰：按《史记·宋世家》则前后俱子鱼之言。[8]（P8）
    顾氏以《左传》行文司马与大司马区分不严及《史记》所言为据否定杜注，但是惠栋在其《春秋左传补注》中驳顾氏说：
    《晋语》云“公子过宋与司马公孙固相善”，韦昭曰：“固，宋庄公之孙，大司马固也”。公子过宋适当襄公之时，韦、杜皆据《世本》而言，称大司马，所以别下司马也。顾氏不见《世本》而曲为之说，失之。《史记》疏略，不足取证。[5]（P717）
    惠栋引《晋语四》与《世本》之文，确证顾氏驳杜之非。沈钦韩亦有与惠相同之说。[3]（P32）顾炎武是经学大师，他对杜注的批驳也还有人驳正，而且远不止此一例。惠栋说自其曾祖父起已四世研究《左传》，无疑也是大师。他能驳顾炎武之驳杜注，同样也有人驳他对杜注的驳难。例如，《左传》成公二年齐顷公于鞍之战中大败而还，途中“辟女子”。杜注云：“使辟君也。齐侯单还，故妇人不辟之也”。惠栋于其《春秋左传补注》中说：
    辟当读梐。与五年伯宗辟重同。《周礼·大司寇》云：“使其属梐”。康成曰：“故书梐作避。杜子春云梐当为辟。玄谓梐止行也”。古梐字作辟，注训为避非也。[5]（P723）
    洪亮吉在其《春秋左传诂》中对辟字提出了与惠栋不同的读法，以为“辟读作跸，《孟子》‘行辟人’，赵歧注：辟除人使卑辟尊也。”然后又引惠说。[6]（P1282）沈钦韩于其《左传补注》中驳惠氏云：
    按文不必读为梐。《乡士》云：“为之前驱，而辟朝士”。云以鞭呼趋且辟，是解为辟止行人也。[3]（P44）
    洪、韩二人都不同意惠栋读辟为梐，虽未明言为杜注辩护，而实际都是重申了杜氏释“辟”为“使辟”的意思。其实，“辟”（避）在古汉语中既可作不及物动词用，意为回避，又可作及物动词用，意为使避。杜注据上下文意选择后者，既自然又确切，惠氏的解释反而显得穿凿而迂曲了。洪亮吉也是研究《左传》的一位大家。他可以对惠栋的说法表示异议，但他的注释也不免有可批评之处。例如，《左传》隐公三年“苹蘩蕰藻之菜”，杜注云：“蕰藻，聚藻也。”洪氏诂云：
    《诗·毛传》：“苹，大蓱也；蘩，皤蒿也；藻，聚藻也”。按杜注：蕰藻，聚藻也，是训蕰为聚，非《毛传》意。今考《颜氏家训·书证篇》引郭注三苍云：蕰，藻之类也。则蕰亦水草，不可空训为聚。且寻上下文义，涧溪沼沚，筐耇锜釜，皆四者并举。况蕰字从草，何得空训作聚？杜氏之说疏矣。[6]（P1236）
    刘文淇于《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中又批评洪氏说：
    《毛传》以蕰藻以为聚藻，即用《传》蕰藻意。《蜀郡赋》“杂以蕰藻”，刘渊林注亦训蕰为丛。古人行文，不必拘拘对偶。况下文潢污、行潦之水，亦非四者并举，与此蕰藻句正隔句对也。洪说未可从。[4]（P20）
    刘文淇无疑是清嘉道间毕生治《左传》的专家，其书又曾经其子及孙的增订。他们驳洪，也就是在为杜注作证。我举这些例子，显然还很不全。不过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认识：我们不能一看到清人批评杜注就以为杜注就真错了，最好再看看清儒之后辈对前辈的批评。从他们的这些批评和辩难中，我们就更可以看到杜注远远不是可以投入字纸篓的过时之物了。
    其三，从清儒对杜注所作的补充中，有时也可见杜注的高明之处。例如，《左传》宣公十五年记，晋君于对外战争胜利后奖赏有功之臣，羊舌职称赞说：“《周书》所谓‘庸庸祗祗’者，谓此物也夫！”杜注说明《周书》指《康诰》，庸意为用、祗意为敬之后说：“言文王能用可用敬可敬也”。杜预在此处没有说明他所作的注释的理由或根据。刘文淇就补充说：
    《[尔雅·]释训》：“庸庸，劳也”。《[尔雅·]释诂》：“祗，敬也”。《广雅·释训》：“祗祗、畏畏，敬也。杜注训庸为用，用亦劳意。”[4]（P745）
    按羊舌职所引《尚书·康诰》言文王“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在解释此段时，首先也引了《尔雅》、《广雅》的训释（与刘文淇同），然后却引用了杜预的“用可用、敬可敬”的解释，并说：“按杜义本古书说，则威威当为畏可畏也。”[24]（P53）孙氏认真体会这段《尚书》原文，悟出了其中的语法结构：“侮鳏寡”，侮为动词，鳏寡为宾词；“庸庸”，前一庸为动词，后一庸为宾词；以下“祗祗、威（同畏）威、显民”，都是前一字为动词，后一字为宾词。这完全是受杜预注启发所得的正确结论。而刘文淇引《尔雅》及《广雅》的《释训》中对重文叠字的训释来解说“庸庸祗祗”，实际是没有弄清这些重叠字的语法关系，用清人的说法就是未能审明词气。因为《释训》言形貌，所解多为由重叠字组成的形容词或副词。如把此处的“庸庸、祗祗”理解为两个形容词或副词，全段文意便晦然莫解。将刘、杜二人在此问题上的理解一对比，那就只能说在这点上刘还不如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