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举例说明几代清儒在批评杜注文字训诂时所出的问题，完全无意否定这些大师、专家们的卓越学术成就。我只想说明两点意思：一是，清儒破除对杜注的迷信是好的，但是他们有走向另一极端的倾向，我们不能不加注意；二是，清儒破除对杜注的迷信，进行深入研究与论辩，然后取得重大成绩，我们自然也不能迷信清儒，而也要取切实研究的态度，以求比清人更进一步。
    其次说清儒从义理上批评杜注的问题。清儒对杜预的批评是不忠不孝，其表现于《左传》注中者则主要为不忠。清儒批评杜注义理的核心之点即为其对宣公四年《左传》“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的解释。上文已经引述了清儒对杜注此条的批评，现在只须分析一下清儒的批评是否有合理性。
    《春秋》经传中所记弑君称君者共有七例，现扼要分析杜注于下：（1）文公十六年《春秋》记：“宋人弑其君杵臼”。杜注云：“称君君无道也。例在宣四年也。”同年《左传》有解经之文：“书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无道也。”杜注云：“始例发于臣之罪，今称国人，故重明君罪也。”杜预在此说得清楚，他所以说宋君有罪，其根据有二：一是宣公四年传规定的总凡例，二是本年传中又明言宋君有罪。（2）文公十八年《春秋》记“齐人弑其君商人。”杜注云：“不称盗，罪商人。”按齐懿公商人本为弑君自立之人，为政不得民心，其事见于《左传》，杜注说他无道是有根据的。（3）文公十八年《春秋》记：“莒弑其君庶其。”杜注云：“称君，君无道也。”同年《左传》说莒纪公（庶其）立了太子仆后又生了季佗，后因爱季佗而废太子仆。“且多行无礼于国，仆因国人以杀纪公。”纪公的无道在于他得罪了国人。（4）成公十八年《春秋》记：“晋弑其君州蒲”。杜注云：“不书臣，君无道。”按当时晋国诸大夫已握重权，晋厉公（州蒲）于前一年杀了据大权的郤氏三大夫，暂时未能触动与三郤有矛盾的栾书等，结果此年即为栾书等派人杀死。据《左传》，晋厉公只是要集大权于国君一人之手，因而大杀大夫。杜预从例谓之有罪。（5）襄公三十一年《春秋》记：“莒人弑其君密州。”杜注云：“不称弑者主名，君无道也。”同年《左传》记，莒犁比公（密州）也有既立世子后又废之的事。“犁比公虐，国人患之。”被废之子乃“因国人以攻莒子，弑之。”莒君密州之罪也是虐待了国人。（6）昭公二十七年《春秋》记：“吴弑其君僚。”杜注云：“僚亟战民罢，又伐楚丧。故光乘间而动，称国以弑罪在僚。”按吴公子光杀王僚以自立，本是吴王族内部争权问题，杜预乃以“僚亟战民罢”作为僚有罪的根据。（7）定公十三年《春秋》记：“薛弑其君比”。杜注云：“无传，称君君无道也。”由于缺乏《左传》的记载，杜预无法知道这一弑君事件的具体情况，乃据例说为君无道。综合以上全部事例，可知杜注是严格根据《左传》所确定的凡例与所记的史事来立论的。杜预为《左传》作注，而忠于《左传》原书的解释，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所以清儒对杜注义理的批评已不止于杜注本身。上文所引万斯大、焦循等人对宣公四年传例的批评，实际都是在批评《左传》。
    甚至清儒的这种批评所涉及的还不止《左传》。文公十八年《春秋》“莒弑其君庶其”，《公羊传》云：“称国以弑何？称国以弑者，众弑君之辞”。成公十八年《春秋》“晋弑其君州蒲”，《穀梁传》云：“称国以弑其君，君恶甚矣”。在此处，三传的见解是一致的，因为三传都程度不同地继承了先秦时期民本思想的传统。这种传统甚至在汉代经学家中也未完全遗忘。宣公四年“弑君称君君有罪”传例下孔颖达疏云：
    刘、贾、许、颍以为，君恶及国朝，则称国以弑；君恶及国人，则称人以弑。[11]（P1869）
    这也证明杜预在这一点上与汉儒是一致的。李贻德《春秋左传贾服注辑述》专以辑汉儒贾、服注为职志，可是对这一条刘、贾、许、颍的解释竟然不引。也并非李贻德一人如此。明初修《永乐大典》，杜预《春秋释例》的尚存内容绝大多数被收录进去了，可是就不收其中“弑君例”这部分，而这部分主要就在孔颖达为《春秋》经传所作的疏中，所以不是找不到的问题。先秦至汉，国君权力虽在逐步加强，但尚未登峰造极，所以民本思想传统还有脉络可寻。到了明清时期，专制皇权已绝对化，皇帝虐待国人成了家常便饭，国人如因此而有反抗，则已在十恶不赦之条。清儒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既深，反而误以为早期儒家的民本思想为离经叛道。他们从义理上批评杜注，实际远不如杜预能理解先秦儒家民本思想，悲夫！
    清儒从义理上批评杜注，既与时代背景不同有关，清儒从考证上批评杜注，其原因也只能从历史上作解释。魏晋时期的学者不满于汉儒章句之学，厌烦琐漫衍而喜简易清新；王弼之注《易》与杜预之注《春秋左传》，都体现了当时经学的新风气。清人惩于明儒之空疏，日益走上尊崇汉学的道路。这在学术趋向上正与杜预相反，自然不满于杜注不广征博引的作法。但是，杜注对汉人之注既有所舍又有所取，并在取舍中把注释《左传》的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阶段。其实清儒对于杜注也既有所舍又有所取，同样在取舍中把注释《左传》的水平提高了一大步。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清儒不仅是杜注的批评者，而且是杜注的继承者与发扬者。
    何兹全先生是我们敬仰的前辈史学名家，他以自己的道德文章在许多方面给我们作了典范。今年欣逢先生九秩荣庆，谨以此文为先生寿，祝先生康强矍铄，黄耇无疆。
    【参考文献】
    [1]李延寿。北史：儒林传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顾栋高。春秋大事表[M].清经解续编：第1册[M].上海：上海书店，1988.
    [3]沈钦韩。左传地名补注[M].清经解续编：第3册[M].上海：上海书店，1988.
    [4]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5]惠栋。春秋左传补注[M].清经解：第2册[M].上海：上海书店，1988.
    [6]洪亮吉。春秋左传诂[M].清经解续编：第1册[M].上海：上海书店，1988.
    [7]黄承吉。字诂·义府合按[M].北京：中华书局，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