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已经提出了正确的解释，沈钦韩又进一步作了论证。“夫己氏”的意思就是“夫夫”（那个人），问题已经有了完满的解答。尽管洪亮吉、孔广森（1752-1786）、焦循（1763-1820）等人仍然从己字在天干中的位序去推测懿公的排行次序或其母为第几夫人，但是问题实际已经解决了。[4]（P566-567）又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寇盗充斥”一句，杜注云：“充，满；斥，见。言其多”。俞樾（1821-1906）说：
    充斥连文，其义一也。《淮南子·说山》篇“近之则钟音充”，高诱注曰：“充，大也”。《吕氏春秋·必己》篇“祸充天地”，高注亦曰：“充犹大”。是充之义为大也。《文选·魏都赋》“坟衍斥斥”，李善注引《苍颉》曰：“斥，大也”。《史记·司马相如传》“除边关益斥”，《索隐》引张揖曰：“斥，广也。”广与大同是斥字之义，亦为大也。凡有大义者，皆有众多之义。如殷训大亦训盛，丰训大亦训满，皆其例也。……皆大、多义通之证。充斥并训大，故亦并训多。寇盗充斥，言寇盗之多也。杜训斥为见，义反不伦矣。[10]（P1179）
    杜注把“充斥”训为“多”，本无错误。只是释“斥”为“见”，这一点不妥也被俞樾发现并纠正了。不仅于此，他还从杜预未作解释的文句中发现杜氏理解《左传》的错误。例如《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有“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一句。这句话今天看来似乎也不难解，杜预当时也未作注。可是俞氏在同上书中指出：
    杜氏不解贪字，盖即以本字读之。然非也。贪当读为探。《释名·释言语》曰：“贪，探也”，探取入它分也。《后汉书·郭躬传》：“舍状以贪情”。李贤注曰：“贪与探同”。是贪探声近而义通。《尔雅·释诂》：“探，取也”。探天之功者，取天之功也。《国语·周语》曰：“而郤至佻天以为己力”，不亦难乎？韦注曰：“佻，偷也”。偷亦取也。《淮南子·说林》篇：“偷肥其体”。高注曰：“偷，取也”。此传探天之功以为己力与外传（指《国语》）佻天以为己力，文异而义同”。[10]（P1171）
    俞氏从杜预不注中发现他是把贪字当作其本义“贪欲”来解了，从而加以纠正，说明“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就是“取天之功”或“偷天之功”以为己力。这样的解说无疑是透彻多了。
    清儒对于杜注在解释文句方面的补正，成绩既大又多。以上略举数例，只想说明，清人由于精于声韵之学并达于假借之旨，在明训诂和通文法（清人说“审词气”）方面是远远超过杜注的。当然，清人从早期的顾炎武到中期的王引之、沈钦韩，到晚期的俞樾，训诂是在日趋缜密，而从另一方面也不免有日趋烦琐甚至穿凿的倾向。这也是我们不能不留意的。
    其次谈清儒从义理上批评杜注的一类。这一类包括关于礼制的解释与关于《左传》的“书法”的解释等问题。现在分别论述如下：
    第一，关于礼制解释的问题。例如，《左传》隐公元年记“弔生不及哀”。杜注云：“诸侯已上，既葬则縗麻，无哭位，谅闇终丧也。”顾炎武在其《左传杜解补正》中说：
    杜氏主短丧之说，每于解中见之。谓既葬除丧，谅闇三年，非也。改云：不当既封反哭之时。[8]（P6）
    沈彤（1688-1752）于其《春秋左传小疏》中以为“顾说未尽”。他所论为礼制考证问题，未对杜注作义理上之评议。此处不赘。惠栋于其《春秋左传补注》中说：
    朴庵子惠子（即惠栋曾祖父惠有声）曰：荀卿云：“货财曰赙，舆马曰赗，衣（按此下原书漏引23字）死也。送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礼也。赠弔及事，礼之大也”。（按惠氏所引见《荀子·大略》）荀卿所称乃时王之礼，故左氏依以为说。杜元凯遂借以文其短丧之说，诞之甚，妄之甚。[5]（P712）
    顾栋高于其《春秋大事表·春秋左传杜注正讹表叙》中说：
    元凯历事至久，读书至深，亲见当时行三年丧者，多饮酒食肉，宴乐嫁娶，不循轨则。况以天子之丧，勒令天下士庶皆从重服，势必小人皆违法犯禁，君子皆循名失实，以为制不称情。读《春秋》而见当日诸侯之例，皆既葬成君，列于会盟。不知此自当时之失礼，非先王本制也。欲执此为定制，令上下可通行，为短丧者立赤帜。论者谓其得罪名教，岂过论哉？呜呼！元凯释《春秋》而至倡为短丧，欧阳永叔援《仪礼》而至倡为两本二父。经术之误，害于政事，于古同病，不可不戒也。[2]（P720）
    沈钦韩于其《左传补注》“弔生不及哀”条中，首先引证《仪礼》分析人在亲死以后“卒（止）哭”与“说（脱）服（孝服）”的历程，然后下评语说：
    三年之丧，天下之达礼。杜预谓，天子、诸侯，既葬无服。非圣无法，古今之罪人也。[3]（P230）
    杜预主张短丧，与后世儒家强调的三年之丧的礼制不合，因而引起顾、惠、顾、韩等人的批评。不过，在批评者们之中，具体情况尚有不同。顾炎武只是简单地表示了一下不赞成杜注。惠氏祖孙与顾栋高则以为杜预所据为“时王之礼”而非先王之制，虽在义理上错了，但仍不失有历史的一定根据。沈氏则据《仪礼》以驳杜氏，不仅彻底否定杜说，而且批评用语也加重了。到底《春秋》经传的根据可靠还是《仪礼》的根据可靠呢？治史者大概都倾向于前者。这个问题此处不须细谈。这里只想说明，清儒对于杜注在义理上的不容忍程度有加深的趋向。
    第二，关于《左传》中一些“书法”解释的问题。例如，《左传》宣公四年：“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此处杜注甚为简略，但说明详见其所著《春秋释例》中。按此章孔颖达疏引《释例》云：
    天生民而树之君，使司牧之。群物所以系命，故戴之如天，亲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事之如神明。其或受雪霜之严，雷电之威，则奉身归命，有死无贰。故《传》曰：“君，天也，天可逃乎？”此人臣所执之常也。然本无父子自然之恩，末无家人习玩之爱，高下之隔悬殊，壅塞之否万端。是以居上者降心以察下，表诚以感之，然后能相亲也。若亢高自肆，群下绝望，情义圮隔，是谓路人，非君臣也。人心苟离，则位号虽有，无以自固。故传例曰：凡弑君，称君，君无道；称臣，臣之罪。称君者，唯称君名，而称国、称人以弑，言众之所共绝也。称臣者，谓书弑者之名，以垂来世，终为不义，而不可赦也。……[11]（P1869）
    杜预对于上述传例的解释，引起了清儒的不安和愤怒。万斯大（1624-1683）在其《学春秋随笔》隐公四年“卫州吁弑其君完”条中说：
    《春秋》弑君，有称名、称人、称国之异。左氏定例，以为称君君无道，称臣臣之罪。甚矣其说之颇也。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所谓暴行，即弑父、弑君是也。所谓邪说，即乱臣贼子与其侪类，将不利于君，必饰君之恶，张己之功，造作语言，诬惑众庶是也。有邪说以济其暴，遂若其君真可弑，而己无可告罪然者。相习既久，政柄下移，群臣知有私门，而不知公室。且邻封执法，相倚为奸，凡有逆节，多蔽过于君，鲜有罪及其臣者。如鲁、卫出君（鲁昭、卫献），师旷、史墨之言可证也。左氏之例亦犹是耳。噫！于弑君而谓君无道，是《春秋》非讨乱贼，而反为之先导矣。邪说之惑人，一至是乎？[12]（P328）
    焦循在其《春秋左传补疏》中接受了万氏的见解，推论《左传》必非孔子之徒左邱明所作，并说：
    如所谓称君君无道，显然谬乎孔子作《春秋》使乱臣贼子惧之义。而杜预援此而演其说，以为非君臣，为路人，其妄悖甚矣。夫刘歆之于莽，犹杜预之于昭也。歆称左氏好恶与圣人同而表之，预遂以左氏为素臣而尊之。预之背恕而谄昭，与歆之背向而谄莽，情事实同；其援左氏以为乱臣贼子地，其情事亦同。儒者共耻言歆矣，而甘于服预。岂莽为汉诛，从莽者遂为国贼，司马终为魏禅，从司马者遂为佐命乎？[13]（P671-6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