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氏还只是论《左传》传例之是非，焦氏则从杜预对传例的解释进而评杜氏人品善恶。焦氏以为，杜预和刘歆是一类人：歆父刘向作为汉朝宗室，忠于汉朝，曾极力劝汉朝提防王氏篡权；而刘歆却倒向了篡汉的王莽一边，是为不忠不孝。预父杜恕与司马懿不和，被幽禁而死；而杜预却娶了司马懿的女儿，倒向了图谋篡夺曹魏的司马氏家族一边，也是对魏不忠对父不孝。焦循有此先入之见在心，于是对杜注往往都从杜氏是否有何政治目的着眼。例如《春秋》桓公二年记：“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杜预之注及其《释例》说：
    [注云]称督以弑，罪在督也。孔父称名者，内不能治其闺门，外取怨于民，身死而祸及其君。[释例云]《经》书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仲尼、丘明唯以先后见义，无善孔父之文。……《经》书臣蒙君弑者有三，直是弑死相及。即实为文。仲尼以督有无君之心，改书一事而已，无他例也。[11]（1740）
    按此孔父即孔子之祖先孔父嘉。据《左传》桓公元年记，华督在路上见到孔父嘉的妻子，目不转睛地看，并说“美而艳”。《左传》桓公二年记华督攻杀孔父，而取其妻。并说宋殇公（与夷）在位十一年打了十一场战争，“民不堪命”，而孔父嘉就是负责军事的司马。看来华督杀孔父嘉与宋殇公是利用了人民不满的历史背景的。杜预对经传的解释，所根据的也就是这些事实。可是早在隋代，刘炫在这一点上就批评了杜注（具体内容已不可知）。因为事涉孔圣人的祖先，清儒中很多人都批评杜预此说。例如，王夫之在其《春秋稗疏》中说杜预既知孔父嘉为孔子六世祖，则知孔父名嘉，而又说孔父为名，“何其自相刺谬”。[14]（P47）惠栋在其《春秋左传补注》中首先考辨孔父是字而非名，然后说：“杜氏辄为异说，不可从也”。[5]（P713）齐召南（1703-1768）在其《春秋左传注疏考证》之卷四与卷六中两次提及此事说：“此事关系伦常，应为驳正”。“杜氏之说贬孔父，贬仇牧，悖理伤教”。[15]（P542,543）邵瑛（1739-?）在其《刘炫规杜持平》中首先申说孔父为字而非名，经文原无贬意，杜注错误，“刘炫规之当矣”。[16]（P6）沈钦韩在其《左传地名补注》中也批评说：“杜预因公、穀两家皆美孔父，故欲立异，而称名罪之。”[3]（P24）这些人还就此事而论其是非，而焦循则以春秋时事与魏晋时事相比附，力图说明杜预是为了掩盖忠于魏而反晋的忠臣才掩盖孔父之忠的。[13]（P665-666）这就近于影射史学了。可是，直到光绪末年出版的《经学通论》中还坚持焦氏的说法，[17]（P45）由此可见焦氏的说法影响之深。
    清儒对杜注的批评有越来越重的趋向。早期学者还对杜注存有一定敬意。如乾隆时期所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春秋类一》的“春秋左传正义”条中说“传与注（按即杜注）疏，均谓有大功于《春秋》可也。”其“春秋释例”条中也说“《春秋》以《左传》为根本，《左传》以杜解为门径。”[18]（P210,212）尽管此书对杜注也有批评。大约就从此时起，否定杜注的倾向日益突出。李贻德（1783-1832）作《左传贾服疏辑述》，尽弃杜注，而辑贾逵、服虔之注并加以申论。其意在取代杜注。刘文淇开始作《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其中之注亦取贾服，而疏证中则博引各家之说然后下以己意。刘文淇远未卒业，其子毓崧（1818-1867），其孙寿曾（1838-1882）、贵曾（1845-1899）等继续进行，其定稿本也只到襄公五年为止，以下仍未完成。此书本意也是要取代杜注。（注：参见《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附录-刘文淇致沈钦韩书。）那末杜注是否真地可以被抛弃或取代呢？请待进一步的讨论。
    二、杜注优点非清儒批评可掩
    在这一节中，讨论仍将按考证的与义理的两个方面来进行。
    首先谈考据一类。
    第一，关于历法问题。清人批评杜注在历法时日方面失误者固多，但亦有杜注甚精而使清人心服者。例如，《春秋》襄公九年记：“十二月己亥，同盟于戏。”同年《左传》则记：“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戏。”杜注经云：“以长历推之，十二月无己亥，经误。”同年《左传》又记：“十二月癸亥，门其三门。闰月戊寅，济于阴阪。”杜注对此段文字有所献疑，并试作订正。其《春秋长历》说明更为明晰，现引于下：
    参校上下，此年不得有闰月。戊寅乃是十二月二十日也。思惟古传文必言“癸亥门其三门，门五日”。戊寅相去十六日。癸亥门其三门，门各五日，为十五日，明日戊寅，济于阴阪。叙事及历皆合。然“五”字上与“门”合为“闰”，后学者乃然转“日”为“月”也。[19]（P14,7）
    杜预对襄公九年经传中的时日问题作了两点工作：一是说明传记“十一月己亥”是对的，而经记“十有二月己亥”是记错了；二是推证此年无闰月，癸亥为十二月十五日，此日晋军开始攻郑都三个城门，每门各攻五天，共十五天，到第十六天即戊寅日（按当为十二月二十日），晋军从阴阪渡河，侵扰郑国其他地方。传文中的“闰月”二字应是“门五日”三字之误。（“五”字写进“门”中，误为“闰”字，后面的“日”字也随“闰”字而误改为“月”字。）王夫之在其《春秋稗疏》中说：
    以五月有辛酉推之，则八月癸未当在下旬。据杜解，十二月癸亥门郑三门为月五日，则辛酉当为五月晦日。八月朔日庚申，癸未为二十三日。十一月庚寅朔，己亥为十日。而下推明年五月当为丁亥朔，甲午灭偪阳，乃其八日也。此即合经文前后推之，昭然可见十二月不得有己亥。《传》言十一月，自是传写〔经〕者误“一”作“二”。而《传》言“闰月戊寅”，十二月己未朔，则戊寅不得在闰月，明年五月亦不得有甲午。此杜之注释经传，善救其失者也。特以闰月为门五日，则不如疑而缺之。[14]（P53）
    王氏结合襄公九、十两年经传中所记的时日干支作一总的推算，竟然与杜注得出一致结论（按仅个别地方略有出入）。所以他以为杜注在此善于挽救经传中的失误；而只是对改“闰月”为“门五日”以为不如缺疑为好。而王韬（1828-1897）在其《春秋朔闰日至考》中襄公九年长历中，不仅各月朔干支与杜氏长历相同，而且说：
    “十二月己亥同盟于戏”，十一〔按此“一”字当为“二”之误〕月无己亥，误。己亥，十一月十日，当从传。……“闰月戊寅济于阴阪”，十二月二十日。是年无闰月，当从杜说，“闰月”为“门五日”之误。[20]（P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