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当代西方史学对古典史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利用相关领域的理论和方法进行跨学科的研究上，心理学、社会学、神话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学科领域的理论和方法，都被运用到历史研究中。
    心理学理论大约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对古典学研究产生了影响。法国学者维尔南的《希腊人中的神话和思想：历史心理分析研究》一书是历史心理学的开山之作，该书是作者的论文集，它运用独特的视角研究了希腊人的神话和思想以及其中体现的历史心理因素，从时空背景、记忆、想象、个人、意志、推理方法、思维范畴、象征手段与符号的运用等方面探讨了古希腊人的精神生活特征，再现了希腊文化的深层意义。这部文集自1965年首次出版之后一直被学界重视，被译成多种语言，成为古典历史心理研究的经典。(24)
    受心理学思想影响的古典学者试图解释古典时期的神话和文学，并以此来反映古代文化中所蕴涵的精神病理学的因子。1968年，斯拉特出版了《赫拉的荣耀：希腊神话和希腊家庭》一书。他通过对赫拉克勒斯神话研究，探讨了存在于古希腊神话中的性别冲突的心理学渊源。他宣称，古典时代雅典男性所感受到的焦虑可追溯到母子关系：雅典人的母亲的活动范围局限在家中，她们羡慕男性的特权和权力。由此，她们往往把她们的孩子作为发泄消极情感的对象。母亲们激励自己的男性孩子去获得成功，然后却去惩罚他们所获得的成就。这种矛盾的情绪导致了男性们的过分自信而又无安全感的情感。他们对女性充满了既害怕又憎恶的感情，而且他们往往通过对社会地位无止境的追求来弥补他们的缺陷。(25)
    和精神分析法相比较，结构主义理论在古典学研究领域中具有更为持久的影响。结构主义理论认为，语言本身的结构创造了现实；语言学的结构而非个人创造并决定了含义，因为人们只能通过言语去思想，含义是由文化意义上的东西所决定的。因此，结构主义的方法往往被古典史家考察形成某一精神领域或假想的特殊文化的象征性结构。1981年，维达尔·纳奎特《黑猎手》一书问世，五年后该书的英文版正式出版。在书中，作者运用结构主义方法解读了希腊神话中的狩猎活动，对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激励着大批古典学学者从新的视角去考察古希腊文学和文化。(26)2001年，巴林杰出版了《古希腊的狩猎》一书。作者反对维达尔·纳奎特用黑猎手的构想来替代真实的贵族和武士状况。他根据丰富的瓶画、雕塑、铭文和文献资料，依靠运用符号学、结构主义和社会性别等理论和方法，研究了狩猎对于古风和古典时期希腊人的意义，探讨了狩猎与贵族生活、战争、性爱和神话的联系。(27)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学术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古典学者开始通过分析雅典演说家的修辞策略和演说的语境来考察古代雅典的民主政治。1981年，法国学者洛侯(Loraux)出版了研究雅典葬礼演说的著作，该书的英译名为《雅典的建构：古典城邦的葬礼演说》。在这部书中，作者考察了葬礼演说与雅典人的社会实践之间的互动方式，说明了其在建构雅典政治史中的作用。(28)1989年，欧博尔出版了《民主雅典的大众与精英》一书。他在书中利用大量的演说词资料分析了雅典民众的政治决定与话语和语境之间的关系，说明了演说家的修辞技巧对民众政治观念的影响，并阐述了在城邦文化背景下，雅典讲演者与听众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29)跨学科的研究丰富了开阔了西方古典史家的视野，丰富了他们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有利于对古希腊罗马史进行整体性的综合研究。
    三
    西方史学变革对古典史的影响，还表现在研究重心的下移，以及对普通民众和日常生活史的关注。
    随着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国外学术界对“生活世界”日益关注。社会生活史或者日常生活史作为史学变革中开辟的学术新领域，其研究不断深入，取得不少有价值的成就。就古希腊的社会生活史而言，西方史学界出版了西蒙的《阿提卡的节日》、内维特的《古代希腊世界的家庭和社会》、《盐与橄榄：古代希腊的道德与习俗》和《古代希腊人的住房与家庭》等大量著作，它们从不同侧面展现了古希腊人日常生活状况。(30)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弗拉塞列雷的《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日常生活》和盖兰德的《古希腊人的日常生活》两部著作。前者从城乡、人口、妇女、儿童、职业、衣着、食物、宗教、法律和战争等方面描述了伯里克利时代希腊人的日常生活状况。后者则从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娱乐休闲等角度对古希腊人的社会和家庭生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结构上比较新颖，但在内容上有点过于简略。(31)
    在古罗马的社会生活研究方面，杜蓬特的《古罗马的日常生活》和卡森的《古罗马的每日生活》引起了古典史家的关注。这两本书从社会结构、家庭婚姻、妇女与性别、服饰、饮食、住所、宗教、节庆、娱乐等方面对古罗马人的社会和家庭生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前者研究的时间范围限于罗马共和时代，后者主要对公元1-2世纪罗马人的日常生活作了介绍。(32)西方史学界出版的有关专题性研究著作有：托纳的《休闲与古罗马》、法根的《罗马世界的公共洗浴》、巴顿的《古罗马人的悲哀：角斗士和野兽》、斯卡拉德的《罗马共和国的节日和仪式》、埃利斯的《罗马住房》、邓巴宾的《罗马宴会》、埃德蒙森和基斯主编的《罗马文化中的罗马服装与布料》，等等。这些著作分别从娱乐休闲、节日仪式、角斗、洗浴、居住、饮宴、服饰等不同侧面展现了古罗马人日常生活状况。(33)值得肯定的是，不少研究西方古典社会生活史的学者并没有满足于一般地介绍古希腊罗马人社会生活与衣食住行的情况，而是十分注意分析其历史背景和社会文化含义。例如，罗勒在《古罗马的饮宴姿势》一书中，从身体、价值和身份等方面分析了古罗马人饮宴姿势的等级和性别含义，受到了默雷等古典史家的高度评价。(34)托纳则在其研究古罗马休闲的著作中明确指出：如果一部“休闲”史仅仅关注“休闲”，那它就不能被看作是真正的历史。一部成功的休闲史必须考虑到，在其研究的对象中哪些要素是必备的，包括：所研究对象的历史性、其出现的条件，以及构建它的模式和思想观念。(35)古典史学研究中对普通民众和日常生活史的关注体现了西方史学革新中“自下而上看历史”的研究取向，从不同的侧面和视角说明：“文化”不仅包括社会精英的优秀文化产品，更加包括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经验，它是人们赋予生活意义的过程与方式。
    四
    西方史学变革对古典史的影响还表现在对表象史、身体性别史和行为社会史的研究方面。近年来，古典史学者在研究古希腊罗马人的自我和他者观念以及对疾病、瘟疫和死亡的认识方面有很大进展，并在对古典世界身体性别史、阅读等行为和宗教祭祀仪式的研究方面取得突出的成就。
    1993年，卡特里奇出版了《希腊人：自我与他者的形象》一书，从有意义的他者：我们和他们、历史与神话、希腊人与蛮族人、男人与女人、公民与非公民、自由人与奴隶、神与凡人等不同的方面，描述了古希腊人心目中自我与他者的形象。(36)此外，他还撰写了《古希腊政治思想与实践》一书，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身份与政治行为和希腊的民主史等方面，阐释了古希腊人政治思想发展演变以及付诸实践的过程与经验。(37)不过，有的学者认为，由于作者的多产，从这本书中看不到太多的新意。哈里森主编的论文集《希腊人和蛮族人》根据古代历史学家和悲剧作家的史料，探讨了希腊人眼中的他者形象，研究了他们对待外来宗教、方言、民族身份等问题的看法。(38)法国学者卡特琳娜·萨雷丝的《古罗马人的阅读》探讨了公元1世纪古罗马作家、书籍与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作家创作的社会环境、文学作品的传播途径和普及状况，以及读者在阅读中所扮演的角色，(39)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
    关于性、爱和身体史方面，古典史家出版了大量著作。早在1932年，德国学者保罗·布兰德特的著作《古希腊的性生活》的英译本以汉斯·利奇德的笔名出版，该书揭示了性爱与古希腊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1975年，美国翻译家杰弗里·亨德森出版了《有污点的缪斯》一书，汇编了阿提卡旧喜剧中污秽语言术语，讨论了它们的意义，引起了学界对反映古代性观念的丰富资料的关注。1978年，英国历史学家多弗尔的名著《希腊同性恋》问世，该书阐述了古希腊文学和艺术作品中体现的同性恋现象与情感，为后人研究古希腊同性恋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76-1984年，法国思想家福柯出版了三卷本的著作《性经验史》，探讨了人类性实践与性别差异背后的文化机制与权力关系，对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40)1988年，意大利历史学家坎特瑞拉的专著《依据自然》（英译本书名为《古代世界的双性恋》）发行，该书以丰富的法律、文学、哲学、医学文献资料以及铭文资料重构了古希腊与古罗马的同性恋和异性恋文化。(41)1990年，美国学者哈尔佩林等人出版了论文集《在性面前：建构古希腊世界爱的经验》，介绍了在古希腊社会中性爱的话语和性行为的社会文化意义，引起了古典学界对古希腊人性经验问题的广泛关注。(42)1997年，哈利特和斯金纳主编的论文集《罗马性经验》一书出版。该书的作者们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探讨了古罗马男女两性的性观念，考察了当时的文学作品对男性气质的建构方式，并对作为谋生手段的娼妓的社会角色进行了研究。(43)2009年，奥曼德撰写的《控制欲望：古希腊罗马的性》作为“普雷格古代世界丛书”之一正式出版。作者依据大量的文学和法律资料，介绍了从荷马时代到公元2世纪古典世界性习俗的基本状况，生动地叙述了古希腊罗马人对性行为的看法。(44)经过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对古希腊罗马性问题的研究从狭窄的学术圈子进入了大众文化的论坛。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古典学者发表了大量研究古希腊罗马人对瘟疫、疾病和死亡的看法以及相关仪式的论文与著作。例如，在霍普和马歇尔主编的论文集《古代城市的死亡和疾病》中，詹姆斯·朗格瑞吉的论文《古典时期雅典的死亡和传染病》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他在文章中主要分析了古雅典人对瘟疫的态度，说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人与其在神话与英雄时代的前辈一样，几乎不采用任何医疗措施来阻止传染病的蔓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瘟疫，当时雅典人最重要的事情都是清洗宗教性罪孽和抚慰神明，尤其是抚慰阿波罗。在他看来，虽然经过了理性精神的洗礼，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人在如何对待传染病这个问题上，与神话和英雄时代的人没有明显的不同。(45)
    苏尔维诺·英伍德在《“阅读”希腊死亡》一书中，从文学、历史学、艺术、丧葬仪式和社会习俗等不同方面探讨了从荷马时代到古典时代古希腊人的死亡观和丧葬习俗，并对古风时代的墓志铭进行了个案研究，引起了古典史家的关注。(46)古罗马史家也出版了不少有关罗马人死亡的专著与史料集。其中，凯瑟琳·爱德华的《古罗马的死亡》一书获得了较高的评价。作者搜集了大量古罗马历史学家、诗人和哲学家有关死亡的论述，探讨了古罗马死亡现象所蕴含的复杂意义。(47)瓦莱利·霍普编纂的《古罗马的死亡：资料集》搜集了有关古罗马死者的类型、纪念物、葬礼、墓地、哀悼和来世观念等丰富的文献和铭文资料，为人们深入研究该问题提供了有利条件。(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