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坚持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由量变引起质变的辩证法，指出：“在历史的发展全过程中，不断地由量的变化而引起质的变化，质的变化又引入量的变化。所谓经常在渐变的过程中，量的变化一达到某种程度，渐变便停止，入于一个飞跃的时代，而发生突变。突变的结局，便是旧质的死灭，新质的代起。代起的新质，又引入新量的发展。同时，在每一次的突变未曾到来之前，在渐变的行程中，也不断地引起部分的突变。在引入那整体的突变时，便是飞跃时代的到来。自然，在这突变中，甚至突变的完成，也依然有部分保留着连续的发展。所以在历史上，在某一阶级支配着的社会的全时期中，在统治阶级的内部也常引起部分的没落和被统治阶级中之部分的代起--尤其是中间阶级之向两级分化。同时新社会出生后，还不能不存留着前代社会的残余，保留其部分的连续发展。这种部分起落的社会的矛盾，常构成这种部分起落的分子之意识形态上的矛盾。”[9]（第一篇a，P2-3）吕振羽对马克思主义质量互变规律的以上认识无疑是相当准确的。据此，他认为，作为封建统治阶级哲学的儒学、道学和佛学，在各自的本质上，虽然贯通全封建时代都是同一的，然而随着中国封建制度的长期发展，及其部分的质变，也同样在发展着、变化着。同时，由于其阶级内部各阶层以至阶层内部矛盾的存在，所以同是封建地主的哲学，而有儒学、道学和佛学的区别，在儒学、道学、佛学各自的内部又有其流派的歧异。再由于各阶层相互关系的变化，有时表现儒、道、佛三者的相互对立，有时表现三者的统一，有时表现儒、道思想的统一与佛学思想的对立。这些虽然只是一方面的例子，但“足表现历史自身的生动性，不是机械般可以把握着的”[9]（P5）。如此，吕振羽把中国政治思想史看成是一永久运动变化的过程，其中充满了量变和突变，扬弃和传承，分歧和渗透，贯穿着互相矛盾、排斥和统一。比以往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来得更为深刻。
    上述分析表明，吕振羽在研究方法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运用与坚持，虽然不免存在一些生硬之处和其他缺陷和不足，但其开创之功是既伟且巨的。所著《中国政治思想史》是第一部系统论述中国政治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著作，开启了40年代以侯外庐为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先声。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研究走向成熟的十分关键的枢纽之作”[10]。该书自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长久的影响。书店在出版该书所作广告上说，当时关于中国思想史方面的研究书籍极少，该书运用正确史观写成，是“绝无仅有”的。“本书四十余万言，尤为著者精心杰构，乃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面划时代之巨著，为研究史学、国学、哲学、政治学者均不可不读之书。”[11]该书自1937年上海黎明书店出版后，在国内外多次印刷，1945年在延安新华书店出版修订本，1947年由生活书店出版，1949年三联书店印发增订版，1953年三联书店增订再版，1955年人民出版社四次先后再版、1962年重印，前后发行数万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该书出版后，也引起延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重视。王稼祥对之多有赞赏[12]。抗战期间，吕振羽去延安，毛泽东还关切地询问此书写作经过，以及为何取名《中国政治思想史》。以后，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进入毛泽东的常备读书单，在他外出考察时，还指名随身携带[13]。该书还先后被翻译成日文和俄文，1940-1941年，在日本发行。日本人称此书“以社会科学的观点进行了研究，可以说是填补了一项空白”[14]。80年代，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学者罗梅君教授在所著《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纂--30和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一书中说：吕振羽指责陶希圣以其论说“来反对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至少从陶以后的政治活动来看，这一指责是有道理的。陶在其后来的论著中越来越远离马克思主义，甚至连先前的表面联系都没有了。抗日战争期间，他投靠了国民党勾结日本人的势力。最后又去了台湾，并在那里成为国民党的主要理论家。可以把这一发展过程看做大多数国民党知识分子早在社会性质论战中就已经表现出来的立场的继续。他们在进行论证时，虽然经常采用马克思主义术语，但最终在政治上还是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14]这无疑是对吕振羽所作工作的比较客观的肯定性评价，此足以证明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所特具的学术价值和深刻的社会价值。
    二、抗战时期研究工作的进展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社会形势又发生了很大变化。吕振羽一度中断学术研究，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洪流之中。在延安时期，吕振羽又继续从事史学研究，对《中国政治思想史》进行了修订，代表了他对中国政治思想史认识的发展。以下我们主要从《中国政治思想史》初版与修订版的比较来试作说明。早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初版时，吕振羽就说此书是在《中国政治思想史讲义稿》基础上修改扩充而成，“在系统上和原来的讲稿比较，虽没有过多的改变，然而已不仅有详略的不同，而且对于历史上各思想家所代表的阶级立场，都有重新估定者，从而自又不免引起组织上的部分的变更”[9]（P6）。说明他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自觉发展自己的认识，以回答现实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正是基于这一指导思想，《中国政治思想史》修订版在初版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深化了。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极大威胁，有血性的中国人纷纷起而抗争，吕振羽除了直接参加抗日斗争以外，又出于学术研究的自觉使命，总结民族优秀文化，从思想文化方面积极开展抗日宣传。修订《中国政治思想史》自然成为他宣传民族文化的一块重要阵地。他在修订版的初版序中增加了不少关于民族文化的内容，认为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要“在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的前提下，给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发展以初步的估计。以及从历史上来给予较系统的暗示”，这是“一种不可逃避的义务”，这“在民族现实的实践斗争上，在民族文化传统之批判的继承的要求上，又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他对100年来特别是近20余年来国人对民族文化思想的估计进行了极认真的分析总结，把他们分成五种不同的立场和流派：首先是从维护封建势力立场出发的保守派。指出此派无条件拥护旧文化思想，并以此反对进步，反对新文化，“非把民族文化溺死在封建思想的深渊中不可”。但抗战以后，其中一些人“从民族气节、民族反侵略思想的优良传统上，表现着相当的进步性，表现其要求民主的思想”；第二，是代表官僚资本的一派。包括从太平天国后的洋务派到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保国会派、立宪保皇党，再到大革命失败以后的“再生派”。吕振羽分析他们既有很强的保守性，同时又有相对的进步性。如康有为等，他们一面提倡科学、民主，反对封建思想，但又解脱不了旧文化思想的羁绊，“完全用儒学的教条去解释其维新思想，表现其维新思想的无力，也表现其对儒学的曲解。另一面又主张用由上而下的改良主义办法，去打开资本主义的前途，建立君主立宪的国家。所以他们的思想在当时说，基本上是进步的，而改良主义的政治行动却是保守的。”又如，认为“五四”时期的梁启超等人，一方面赞成新文化，又接受实验主义方法来整理国故，另一方面又对旧文化思想妥协，且把科学拘禁在狭隘的圈子里。其保守与进步的方面显而易见。而大革命失败以后的所谓“再生”派，对民族旧文化，“不是批判地继承，而是无条件的拥护其一半”。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他们一面要求民主和团结，一面也赞助文化专制政策，“今日他们和中国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者最重要的不同点，就是他们还有一种要求民主的思想”；第三，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派。这一派在五四运动时期提倡思想解放和自由，宣传科学和民主，在当时具有相当大的进步意义。但五四以后，他们逐渐与保守势力妥协，因此对旧文化思想“便应用其不彻底的科学方法，给以不恰当的、过高或过低的估计，和牵强附会的解释”，成为服务于文化专制主义的桥梁。他们虽然不主张继承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但他们用实验主义对民族文化思想的研究有着相当的成绩。吕振羽又称他们为洋八股派；第四，是资产阶级流派。此派对旧文化思想没有作过斗争，也没有对旧文化思想进行过系统的考察。但自“五四”至大革命失败期间，他们比自由主义派更进步，与马克思主义者一道进行过反对封建文化思想的斗争，“其代表者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也是一种伟大的民主思想”。但其哲学思想体系中仍存在与旧思想文化相妥协的因素，因而当大革命失败以后，他们便改变了原来的立场，提倡旧思想、旧道德，而拒绝其中积极的、进步的、有生命的一面。在抗日战争第一阶段，在对待民族文化上“表现着进步的倾向”，但当抗战进入第二阶段后，“他们不仅一天比一天倒退，而且比十年内战时期更保守、更反动、更法西斯化”。第五，是代表人民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他总结了自“五四”以来马克思主义者对待民族文化的态度，认为自“五四”运动起，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运动，成了中国文化思想运动的主潮。“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中国旧文化思想，自始就表现一种严肃的态度、正确的立场，自始就在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彻底科学方法去加以估计。”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不止反对过时的、死去的或行将死去的旧文化思想，而且要求批判地去继承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即那些有现实意义的、有生命力的、积极的进步的东西，而加以发扬。”指出，“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所发表的《今》和《青春》等论文，就已经开始表现了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认识民族文化思想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