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振羽还对中国历史上的“百家争鸣”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清理，分析了古代百家争鸣的社会性质和历史性质，指出那些认为古希腊时代的“百家争鸣”是奴隶社会的现象，文艺复兴时代的争鸣是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前夜、资产阶级抬头时期的现象的说法，是欧洲中心论关于百家争鸣社会属性的解释，并不符合中国国情。指出“所谓‘百家争鸣’，就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它是社会上层建筑在一定的生产关系、经济上的利害关系的反映。”是阶级社会在一定时代，各阶级、阶层，同一阶层中各集团或各派流在思想上、意识形态上相互间的矛盾和斗争或利害冲突。“这在各个时代都是不可避免的。”各种因素利害冲突到一定的程度，加上其他条件的凑合，即社会自然科学知识、生产技术知识的掌握和新的成果的出现，在这些条件下，就必然出现“百家争鸣”，驳斥了在“百家争鸣”认识上以欧洲为中心的机械论。认为“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都出现过‘百家争鸣’的局面。‘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的重大特点之一”。它贯穿于自殷周之际到20世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全历史过程。他还归纳出我国历史上“百家争鸣”的几个特点：第一，是以中国文化的悠久历史为条件的，是以自然科学知识、技术发展的成果为条件的，又是同特别丰富的革命斗争传统、阶级斗争传统，“百家争鸣”的本身传统分不开；第二，“百家争鸣”中的各家各派，都不能不代表一定的阶级、阶层或集团说话，反映一定的阶级、阶层、集团的若干利益和要求。即他们必然有自己的阶级性格；第三，争论各方，无论是敌对阶级的矛盾斗争，还是阶级内部的冲突、意见的分歧，总的来说，在争鸣中基本都是讲道理、严肃认真的；第四，每次“百家争鸣”的结果，总是使学术思想丰富了、发展了，把认识提高了一步；第五，统治阶级运用权力来干预争鸣，并常常直接参与和进行控制，这在不同程度上对“百家争鸣”起了约束、限制以至摧残的作用[9]（P684-687）。这些分析和归纳，以辩证发展的眼光批判了旧观点（欧洲中心论），深入中国学术的实际，总结出属于中国学术自身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显示了中国学术对于西方的独立品格。这些观点无疑代表了当时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前沿认识。
    特别突出的是，此期吕振羽以不小的篇幅论说了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有关方法论和学风方面的问题。
    在《孔子学术讨论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他指出：不切实研究两周时期的社会性质以及当时的阶级关系和各个阶级的特性等，是不能对孔子思想的阶级性问题了解准确的。认为“从全部人类历史看来，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和阶级斗争相适应的。唯物主义常是属于进步和革命的阶级、阶层或集团的世界观，唯心主义则常是属于保守或反动的阶级、阶层或集团的世界观。”“但这不是说，代表进步和革命的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思想家政治上是进步或革命的，在世界观上是没有唯心主义的。”“不能说，在形而上学者的思想中绝不包含辩证法的成分。也不能说，每个辩证法家的思想中毫不杂入形而上学的成分。归根结底，在于何者起主导作用。”这种认识无疑是相当深刻的，是作者在新时期对唯物辩证法更准确的理解和把握。在论说王夫之一文中，针对王夫之历史观问题，指出，“我们研究问题，不应该从经典上的原则出发作出结论，而应该从具体的历史出发。”“要分析他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的论断如何。”这些客观辩证的认识，脱去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上的仓促感和生疏感，以成熟深刻的姿态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这在今天对人们认识世界仍具有指导意义。
    关于学风问题，吕振羽也给予严肃关注，他在《孔子学术讨论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严正指出：“批判地继承既有的成果，是发展学术研究和不断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的客观规律，而且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严肃学风所要求的。”他回忆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学术界，很认可当时的学风，认为当时学人很尊重前人的学术成果，“这样就使后起者或者以后的研究工作，不仅不能掠前人之功和偷懒取巧，而更重要的，还使他们不在已解决了的问题上去重复工作和浪费气力。”从而加速学术发展的进程，“并使后起的研究工作者清楚了解某些学术问题的发展过程和其具体情况。”指出了当时学术界存在的问题：在有些问题上，“重复了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来已论证过或已解决和接近解决的问题，对既有成果的批判与继承还作得不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严肃学风也还没有完全树立起来。”这些论述，对当今学界同样可起到不小的警示作用。
    （二）对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以来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作出总结
    解放以后，吕振羽遵循“厚今薄古”的原则，开展对近代思想史的研究，认为：自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统治中国人民的精神武器，主要是以中国地主阶级传统的儒、道、佛学和欧美资产阶级的唯心论哲学及其拼凑起来的形式出现的，一面表现为曾国藩等理学余孽的道统思想，一方面表现为张之洞等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并以耶稣教、佛教、道教等神学的世间观和宗教迷信作帮腔。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或多或少反映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和倾向的思想流派，主要也都是以传统的儒学、佛学、道学糅合‘西学’的形式和内容出现的。”连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及同盟会其他政论家如陈天华等人的思想，“也都有浓厚的传统思想因素和表现形式。”[19]（P439440）“五四”运动后，思想理论战线上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思想战线上的战争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和伪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伪马克思主义有以陶希圣、梅思平为主要代表的“新生命”派，李季为代表的托洛斯基派。通过论战，马克思主义者揭露了伪马克思主义的欺骗本质，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工作者“得到锻炼和提高，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9]（P464）。
    总之，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是对其时代所提出的问题的科学回答，虽然不免有粗疏之感（特别在早期研究中），但“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其开辟之功是巨大的，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其认识在不断的深化。其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历程，也正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生疏到熟练的过程。更是他不断接受时代挑战，回答社会现实问题的过程。他所从事的工作，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科学理论指导下迎接时代挑战的宏大气魄。其学术工作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为追求真理性认识不断前进、永不停息的精神，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珍视。
    收稿日期：2000-1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