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名世：（1653-1714年），字田有，又字褐夫，江南桐城人。晚年曾卜宅于桐城之南山，故世称南山先生。少即有文名，且喜交结名士，与方苞、刘岩、万斯同等均有来往。青年时因鄙薄八股取仕，遂不应科举、以课徒束修自存。至50岁以后方入科场猎取功名。53岁得中举人，57岁成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两年后，其著作《南山集》因语涉“狂悖”遭毁、他本人也被捕入狱，时隔两年便伏法而死，结束了其坎坷的一生，终年61岁。
    戴名世虽以文学出名，但于史学也志趣甚高，平生以修撰明史为己任、惜未如愿。甚至他流传于世的史学文章也不多，但范围较广，举凡所记商贾、方伎、官吏、医家、星象、烈妇、逸民等，为数众多，因而颇具史书规模。其代表性史著有《史论》、《孓遗录》、《崇祯甲申保定城守纪略》、《弘光乙酉杨州城守纪略》等。其史学思想散见于这些篇章之中，撮其要者，列为如下几点。
    一、治史要有严谨的态度
    戴名世认为，史学是古今大事，承担着“明天下之治道”的神圣职责，因而丝毫不能马虎，他在给刘大山的信中，提到修史要，“藏入名山，洗涤心神、餐吸沆瀣，息屡屏气，久之乃敢发凡起例，次第命笔。”[1]（P11）（《戴名世集》卷一，以下简称（戴》）。只有这样才能摒弃杂念，专心于史，而要写出“上下古今，贯穿驰骋，以成一家之言”[1]（P59）（《戴》卷三，初集原序）的史学巨著，严谨的治史态度更是必不可少。
    在戴名世看来：“严谨”的治史态度的形成，有赖于广博的学问和公允的持论。
    学问来源于积累。戴名世平生以明史自任，所以他在日常生活中特别留意前朝史事，并广泛搜求明代遗留的书籍，以充实自己，为此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临终前，还感叹自己“所购未备，不敢聊且命笔”。[1]（P293）（《戴》卷十一，乙辛北行日记）他还把游历作为增广见闻，丰富知识的重要手段，在他短暂的宦途中，其足迹曾遍历江、浙、淮、泗一带，对沿途风土习俗，轶闻故事多有记载。此外，戴名世还对前代史籍作了深入的研究。对其中之成败得失作了大量的分析和解剖，为自己积累修史的知识和经验。他对魏晋以来义类尽失，藻绘饰非的史学风格给予了严历的批判，认为这都是作者学问不渊博造成的。
    要作到持论公允，他认为必须克服两个弊端：一是众手成书，一是帝王干预修史。
    戴名世对唐宋以来的众手修史制度深恶痛绝，他认为这种方法“分编共纂，人人而可以为之，一人去又一人来，往往一书未成，而已经数十百人之手”，是“众拙工共治一器，众懦夫共治一军。[1]（《戴》卷十四、史论）众手修史在提高成书速度的同时，往往形成一人数传，同人异评等现象，戴名世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
    戴名世还对帝王干预修史颇有微词，认为这样容易导致“史者，私也”，的现象。他把史书难作的主要原因，归结于“上之所重而已矣”。因为“上之所重在经学，则通经者出，上之所重在史学，则天下良史者出。”[1]（P403）（《戴》卷十四、史论），由于帝王的干预，修史之人难有主见，持论自然难以公允。而要克服这一缺点。则必须“离势，毁囿，销怨”[1]（P435）（《戴》附录二、古史诗铖），即摆脱帝王的干预，抛弃一已之私，心平气和，实事实是。他甚至提出修史需弃尘离欲，岩居川观，为逸民以终老、借以摆脱外界形形色色的干挠，可见其对严谨修史态度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
    二、治史要有卓越的史才
    戴名世继承了唐人刘知几关于为史须德，才，识兼备的思想。他对“史才”一说则更有发挥之处。他认为；是否具备为史之才，应通过以下几点加以查验。
    （1）能否正确对待国史和野史
    戴名世把历来史籍归为国史和野史两类，并指出国史出于御用官员，故叙述中夸张和隐讳之处甚多。而野史则因其作者或囿于所闻，或因个人之好恶，往往辞难尽意。这样，两种史籍便经常出现一事而记载不同，一人却褒贬不一的弊端。故此，如何签别史料之真伪，便是考察学者才识的重要环节。戴名世提出了自己的辨别方法；即不应简单的看持某种观点的人数的多少，而应首先观察作史之人的品德，其次必须“综其始终，核其本末，旁参互证，而固可以得其十·八九矣”。[1]（P404）（《戴》卷十四、史论）这种辩别史料方法，明显存在缺陷。特别是以品德之高下，品史实之真伪，极显牵强，但他主张通过严格考证以寻找真实史料之手段，开了清乾嘉考据史学的先河，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