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能否客观全面的评价历史人物
    历史人物都具有双重性。因而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全面、客观。戴名世引用孔子：“众好之、必察焉”[2]（P77）（《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的教诲，认为对每一位历史人物都必须深入，全面地考察，将其善恶两面同时给予记载，以求客观公正，且不可人云亦云。
    戴名世提倡不避讳，不隐恶的写史手法，是古代正直史家毕生追求的一种理想。他批评传统史学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恶习，认为“自古以来诸家之史不能皆得而无失”[1]（P404）（《戴》卷十四、史论）都是因为作者未能客观，公正的评价人物而造成的恶果。
    如何正确评价历史人物，在戴名世看来，应作到两点：一方面不能对古人求全责备，因为超越时代的要求是对古人的苛求。另一方面应“虚其心以求之，平其情而论之。”[1]（P405）（《戴》卷十四、史论）方能作出全面，客观的评价。
    （3）能否正确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
    戴名世沿用了宋人曾巩的看法，认为良史“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1]（P404）（《戴》卷十四、史论）要作到这一点，在戴名世看来，作史者“必有天下之才”。而这样的人物十分罕见。他经过甄别，在历代参加修史的成千上万的人物中，认为只有司马迁，班固和欧阳修三人可算作是天下之才，因而他们的史著为后世所广泛仿效。但三人同时又有不足。司马迁的特点在于是非颠倒，采摭谬乱，尽管他智虽足以通难知之意，文虽足以发难显之情，但其“明不足以周万事之理”。即是说司马迁尽管叙事有法，文笔生动，但他对历史发展的规律明显认识不足。而班固、欧阳修与司马迁相比，则更等而下之。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戴名世作《范增论》一文，认为“定天下者，必明于天下之大势，而后可以决天下之治乱，而天下之治乱，势为之也。”认为历史的发展有其本身的规律。人事兴潜，王朝更换都是由这个规律来决定的。他批评司马迁认为项羽失败是“背关怀楚”[3]（P47）（《史记》卷七、项羽本记）的观点，指出项羽失败源于立义帝、封建诸王，是不明于天下之大势。戴名世作为一个封建文人，能注意到楚汉之际的历史潮流是要求统一，反对分裂。指出项羽逆历史潮流而动，其必然失败的结局。所见是有一定的理论深度的。
    三、治史必须有正确的伦理道德
    中国封建社会的史学家，对史学本身具备的伦理功能十分重视。《淮南子·要略》言：“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即史书应反映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寻求天人之间的联系，这就将史学的功能和具备的伦理作了简要概括。《史通》对史学伦理也提出了“上穷王道，下掞人伦”的要求。戴名世所提倡的史学伦理，既包含以上要素，又有所不同，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史学应提倡秉笔直书
    戴名世把史学作为“彰善瘅恶而为法戒于万世”的工具，认为圣人之道之所以久而不绝，“惟有史以维之也”[1]（P405）（《戴》卷十四、史论）史学既然肩负着如此重要的职责，因而必须真实。故此，他对春秋以来直书史事的史官极尽赞美之词，而对史书中的曲笔之处大加鞑伐，给予无情的揭露。在他的文章中，为追求真买，甚至不畏忌讳，直书当朝史事，在《王养正传》中，他赞扬饮泣誓师，坚城拒守，被执不屈，宁死不降的明朝抗清县令王养正，对降清明将金声桓则给予无情的嘲笑。在《弘光乙酉城守纪略》中，开篇便写道“弘光乙酉”，把被清政府宣布为非法的南明朝廷视为正朔，这是需要勇气和献身精神的。在《光给谏传》中，他推翻了加在光时亨身上的种种不实不词，给这位力主抗清的南明大臣以应有的评价。他还敢揭露清统治者在镇压人民起义中的血腥屠杀和其它反动政策，对汉族人民的反雉发斗争记载尤详，这等于是公开自己对清朝这些反动政策的不满。他还将这些文字收入《南山集》中，刊发行世使其广为流传。
    戴名世最终因这些文字被御史赵申乔参劾，以语涉“狂悖”而被康熙处死。就某种情况而言；他并非死于文学，而是为追求真实史学以致抱道杵时，慷慨赴难的。
    （2）史学应褒扬忠节孝义
    以史书来鼓吹忠节孝义，是传统史学伦理道德的重要内容。在戴名世的文集中，为国家而死，为朝廷存义，为夫君守节是其重点记述的对象。在其所作的五十八篇传中，烈妇传即占据二十篇，为古来文集之所罕见。语多涉及妇女为夫守节，甚至为国赴难的事迹。
    为妇女立传，最早始于汉代刘向，当时称列女，多记妇女才能超卓，学识渊博者。自范晔《后汉书》增烈女传后，为妇女立传便入于正史之中，其事也由记妇女才行学识转为专记为夫守节，其思想性有较大退步，但却成为以后正史的主要内容之一，成为鼓吹节义，维护夫权统治的重要手段。戴名世以明史为己任，在其平时的史料积累中必然留意于此。
    此外，他还选择了许多明清交替之际的人物，为其立传。那些忠君爱国，国破身死，不仕新朝的人物，往往是他的心仪。他赞扬这些志士仁人，脱然于死生之间，“非不知事之不可为也，事不成而姑以尽吾心，事终不成而又不敢爱吾死。”[1]（P31）（《戴》卷四，金正希稿序）赞扬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舍身取义精神。
    与此相反，他对那些见风使舵，易服变节之人，往往给于不遗余力的批判。在《窦成传》中，他痛斥那些为同贼所用的建牙大吏，认为国家之败亡，不独亡于群盗，这些助贼为虐的官员也难逃干系。在《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一文中，他攻击晚明以风节自翊而后又纷纷归降清朝的东林，复社党人“多以风节自持，然议论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激成大祸，卒致宗社沦覆，中原瓦解，彼鄙小人，又何足诛哉。”表达了他无比的愤恨和鄙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