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帝国前期，专制政治盛行。1852年宪法将国家治理"委托于现今共和国总统"波拿巴，同年11月元老院"恢复帝位"，波拿巴成为"法国人的皇帝，称拿破仑三世"（注：Constitutions de la Francedepuis 1789,Paris,1985,pp.292、298.）。政治压制政策始于1851年政变，巴黎及32个省曾实行戒严，全国遭到流放、驱逐、拘禁和监视者近万人。50年代帝国继续实行高压政策，报刊出版"须经政府预先批准"，对于普及读物和宣传品的管理尤其严格，集会和结社也受到限制。1858年的"治安法"使政治控制达到顶点，受害者主要是共和派。1859年8月实行大赦，开始了民主改革，但是帝国政体仍在延续，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共和运动与工人运动逐步复兴，民众倾向于推翻帝国，从而导致1870年革命。
    1870年9月成立了共和国，但是当时国民议会645名议员中君主派多达400人。1873年君主派凭借优势，通过议会选举马克马洪为总统。奥尔良派布罗伊出任总理，政府封闭了共和派的部分报刊，免去20多名省长的职务，甚至禁止纪念7月14日，波旁派与奥尔良派妄图重建君主制。1877年5月16日，总统命令共和派总理茹尔·西蒙辞职，因此爆发了危机，该危机直至1879年马克马洪总统辞职才结束。
    上述数种危机皆因政治体制问题而产生，资产者的不同集团争夺着政权，人们厌恶君主制而要求建立共和制，希望它能保证民主自由权利的实行与促进社会的发展。
    掌权者的治国无能。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和建立共和制之后，还须进行良好的国家治理，但是往往事与愿违，在督政府与"秩序党"时期法国陷入了困境。
    1795年10月督政府上台后，它曾一度平定西部的王党叛乱，清洗议会中的封建王党分子，但是它也镇压了"平等派密谋"与处死巴贝夫，另又取消了106名民主派议员的资格。1797年国家财政出现2亿5千万法郎的巨额赤字，次年设立"门窗税"，但是无法改善财政状况。此外，1799年夏王党在西部与西南部重新举行叛乱。对于上述各种难题，督政府束手无策，无力控制时局。与此同时，外部压力也在增加。1798年苏沃洛夫在意大利打败法军，后来俄军向法国挺进，法国王党分子们上街高喊"打倒共和国！苏沃洛夫万岁！"督政府的无能使大革命成果可能毁于一旦，资产者与广大民众翘首企待时局的改变。
    第二共和国后期与第一共和国末年颇有相似之处，即掌权集团的治国乏力。1849年5月，选出立法议会议员750人，其中约500人属保守共和派，称"秩序党"，实为奥尔良王朝派与波旁王朝派。秩序党竭力打击左翼力量和削减民主权利，它曾驱散1849年巴黎小资产者示威，禁止集会和罢工，以印花税束缚报刊，限制立法议会内部的言论自由，甚至废除了普选权。同时，秩序党议员多为"议会迷"，他们善于唇枪舌剑，怯于果断行事。两派互相争权，内斗内行，无视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两派内部又分成若干小派争权夺利。如果与临时政府或制宪议会相比，立法议会为时最长而实际成效最差。此外，1850-1851年发生棉花歉收，1851年工厂倒闭与商业萧条。由于上述种种情况，秩序党日益丧失影响，法国人心思治，盼望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使国家重获繁荣。
    过度的政策。积极的治国政策不等于成绩卓著，第一共和国在这方面提供了可贵的教训，雅各宾政权的功绩早已众所周知，在此不必赘述，但是它的过激政策促进了政治危机的产生。
    山岳派掌权后，国民公会竟然决定将发生叛乱的整个旺代地区"夷为平地"，救国委员会则下令逮捕一切英国侨民。当时，掌权者过度关注对敌斗争，在有关"嫌疑犯"与"革命敌人"政策方面造成了较为突出的后果。打击对象曾经明显扩大，根据1793年9月的法令，凡社会"关系"表现出拥护专制和联邦制者、凡未获得"爱国者证书"者、凡被停职或撤职的官员、"凡未能经常表现出热爱革命的"前贵族及其亲属等一律视同嫌疑犯，并将监禁至战争结束。十分明显，上述标准难于界定，当时嫌疑犯曾多达30-80万人，即全国人口的1%-4%。1794年6月改革革命法庭，取消了辩护权和预审制，在缺少人证物证时可按精神证据定罪。当时，法庭仅作两种判决：释放或死刑。"革命敌人"的含义也曾明显扩大，包括"对于爱国主义进行诽谤者、败坏风俗者、阻挠共和国巩固者"等（注：Marc Bouloiseau,La République jacobine,Paris,1982.pp.110,230.）。
    在同一时期，反封建营垒的内部争斗也迅速展开。山岳派领导人党同伐异，将反封建营垒内部的原则一致但政见有异的各种人物基本消灭。实际上，对于他们的镇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此乃常理，过度的政策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在法国内乱外患之际，人们容忍甚至参与恐怖，一旦战胜了内外敌人和稳定了局势，恐怖政策及其推行者便变为多余的了。
    连年战争。每当一个国家进行战争之时，它必须承受负担，如物资消耗、人员损失、城乡破坏与心灵创伤。这个国家能够承受多大规模与多长时间的战争，取决于它的经济实力、官兵来源、军事水平与民众素质等条件。如果过分超越了这些条件，必然自食其果，法国抗击反法同盟的连年战争是这方面的典型。
    这场欧洲大战始于1792年春天，结束于1815年夏季，其中以拿破仑战争最为突出。当时每一个著名战役不论胜负都使法国方面死伤惨重，如莱比锡8万人、埃劳3万人、瓦格拉姆与滑铁卢各为2.5万人等。随着法军在战场上的失败，反法联军占领法国领土，给当地造成巨大损害。和约签字之前法国有61个省全部或部分遭到占领；之后它被迫赔款7亿法郎，向15万占领军提供给养，北部与东部的7个省被敌军占领。法国连续进行了23年战争，共约150万人丧生，即为当时2600万全国人口的17.3%，国家的存亡和民族的前途经受着一场巨大灾难，于是绝大多数法国人由积极参战改而渴望和平与安定的生活，拿破仑一世逐渐丧失了威信。
    发生上述各种危机时，法国正处于重大转折关头，社会的某些根本方面一旦严重失衡，甚至出现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此时危机便应运而生，这就是危机产生的必然性。如此事实批驳了有关危机的人物决定论与气候决定论。从米拉波至马克马洪，他们各有自己的作用，他们本身的出现取决于社会的需要，当时如果没有他们也会有别人出来充当这些角色。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丝毫不损害个人的作用，但是法兰西的每一次政治震动总有一种社会要求作为它的背景。同时，众所周知气候对于社会确有作用，但是将危机的产生归结于巴黎的夏季炎热显然根据不足。巴黎气候的冷热皆不及北京，况且约半数危机不是发生在夏天。过分夸大人物或气候的作用往往是一种绝对化，研究者将因此而解除武装，沦为盲从。
    三法国近代政治危机的彻底性
    1789-1879年的政治危机关系到法国社会如何发展的要害问题，因而在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每当危机出现之际，或早或迟总能找到某种社会力量，由它以一定方式来驾驭国家度过难关，使之走上正轨。这些危机的解决采取了从暴力冲突至议会斗争的多种方式，如进行革命（1789、1830、1848.2、1870和1871）、举行起义（1792、1793和1848.6）、发动政变（1794、1799和1851）、开展议会斗争（1877-1879）甚至实行复辟（1815）。
    1789年以后由于政治危机的解决，法国完成了一系列重大转折，如果将1879年和1789年相比较，法国社会确实发生了质的变化，它由一个农业型的专制落后的封建社会发展为一个工业型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此期间，社会性质的变化最为重要，然后便是政治体制的进步和民主权利的增加。为此法国人在很长时间内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这些转折的完成体现了解决政治危机的彻底性。
    法国近代历史转折的关键在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相比，是在'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步。"（注：《列宁全集》第29卷，第473页。）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与博爱取代了封建主义的专制、特权与压迫。在这个转折中，1789年的革命起了决定性作用。这是一场大冲突，7月14日起义者达25万人，包围巴斯底狱者约1万人，后来在旺代地区进行内战的双方各有数万人。为了对外战争，法国所动员的兵力从1792年的40万增至1794年初的85万人。1830年革命也是颇为重要的冲突，当时政府军方面死伤为2500人。与此同时，18世纪末至19世纪60年代所进行的工业革命，在经济方面保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如果未曾实现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过渡，法国便无从谈论有关君主立宪、共和、议会制等政治体制问题，法兰西文化与思想等领域也无法获得显著的发展。
    政治制度变革问题的重要性仅仅次于社会制度和社会性质的改变。大革命初期资产者获得政权之时，政治制度问题便引起了危机。1792年建立了共和制，但是它仅存在了十数年。君主立宪与共和的斗争吸引了许多政治家，波及了难以数计的民众，并且贯穿于近代的绝大部分时间。1848年和1870年曾两次推翻君主制，迟至1879年才确立了共和制度，法国人为此付出了重大的代价。1848年2月，巴黎曾经建造1512座街垒，起义者牺牲289人，政府方面死亡72人。1870年9月，巴黎民众举行起义，冲入波旁宫，才赢得了共和国。1877-1879年的议会斗争也颇为激烈，它包括了总统辞职、总理解职、下院拒绝信任新政府和数百名议员的反抗等引人注目的政治行动。法国终于获得一种比较好的资本主义统治形式，共和制在这个国家具有比较明显的政治开放性，它能向公民提供较多的民主自由权利，从而有利于他们发挥社会积极性，参预政治生活如选举等。它还有利于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矛盾，迫使当权者进行若干改革，劳动群众则可更好地捍卫自身的利益。无疑，共和制度在法国比较有利于解决和防止政治危机。
    法兰西国家的治理、政府的政策应该符合社会的需求和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的，但是真正认识和做到这一点决非易事。法国近代各个时期的掌权集团受到利益、能力、传统、思想以及国际环境的制约，有时无力满足社会的需求，甚至与当时社会所需背道而驰。社会制度的存在和政治体制的运转离不开国家的治理，这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治国无能的恶性发展便可能使社会、国家、制度、政权处于危险之中。1799年政变废除了督政府，乱而后治，导致强大的第一帝国的建立。1851年政变推翻了秩序党，以强权取代碌碌无为的议会内斗，导致法国经济振兴与重获欧陆优势。可见，是否能够符合社会需求是产生政治危机与解决它们的核心内容。在雅各宾专政时期，山岳派曾经努力深化反封建斗争，1789年革命之所以成为大革命与当时所取得的卓著成就难以分割。1793年推翻吉伦特派是为了获得反封建斗争的决定性胜利，但是山岳派的过激政策引发了危机。1794年热月政变纠正过激政策，使大革命"重新走上资产阶级的轨道"。当时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分野不在于拥护或反对罗伯斯庇尔等人，而在于能否保证法国社会从封建向资本主义过渡，这是考察1794年危机的关键。
    1815-1830年的事态表明了法国历史的曲折性。由于反动欧洲的干涉，波旁王朝在法国复辟。当时，法国人已经进行了多年的战争，捍卫了大革命的成果，挽救了法兰西的危亡，但是也造成了沉重负担，使社会陷入危机。军人与民众普遍渴望和平，和平的实现却以复辟为代价，这是政治危机的一种恶性解决，是历史的某种倒退。不过社会进步的规律始终起着作用，人们迎来了1830年，法国从此完全结束了封建贵族阶级的统治，真正解决了政治方面从封建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问题。
    1848年6月工人起义和1871年巴黎公社是另一类性质的危机，它们因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而产生。1871年，法国战败，政府对外投降与对内压制民主自由，被围困在巴黎的劳动群众无以为生，只得自寻解放之途，因此产生了公社。但是，"胜利的社会革命至少要有两个条件：生产力高度发展和无产阶级准备成熟。"1871年，法国尚不具备这些条件，资产阶级政府控制了局势，公社难免遭到镇压。此次政治危机彻底地暴露了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与弊端，公社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1页。）。19世纪末叶，第三共和国议会和政府不论主观愿望如何曾采取措施扩大民主权利与改善民众生活。
    总而言之，法国近代由于社会基本矛盾的激化而产生政治危机，危机的解决（包括经过曲折）实际解决了时代的核心问题，保证了社会的不断进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阶级或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导致法国近代产生了许多激烈而深刻的政治危机。应该揭下1789-1879年法国政治危机的扑朔迷离的面纱，还它们以历史的和社会的真实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