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安年著《美国的崛起》（以下简称《崛起》）（注：《美国的崛起》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是一本研究17到19世纪末的美国史专著，著者一再宣称它是自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事多年教学和研究的成果之一，特别令人瞩目的是导言中第三节第二目中那段引录的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历史规律的论述。因为该书是以它为指导思想。反复钻研后，我认为：作者从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的环境、不同时间发表的四种不同著作中抽出一些论述，内容虽都至关重要，但侧重点各有所不同，硬把它们拼凑成为"多样性统一"历史规律，窃以为不可。对此，本文谨提出自己的看法，对该书的内容则不予置评。
    《崛起》写道："古今中外历史家、政治思想家对历史的发展轨迹有着许多表述。马克思对历史发展规律作了最精辟最简要的概括：'多样性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般历史规律只是'一种近似值，一种倾向，一种平均数'。马克思说：'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但是，也如恩格斯所说，历史的多样性：'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注：《崛起》第20-21页。）
    必须指出：《崛起》擅自改变原著作原文用词并随意剪裁，犯有根本性错误：首先，把恩格斯一人在1895年致康·施米特信中的话当成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提出的历史规律。（在本文第二节中作了解读）。事实上，马克思早于12年前（1883年）即已逝世，两人根本不可能再在一起提出共同意见了。且《崛起》作者对恩格斯的见解，掐头去尾，又不加注使读者无法理解，笔者也花了许多时间，才查证到的。其次，第二次摘录马克思引文，也采取了截肢术，前面删去马克思提供的生动例子，后面删掉一句很重要的话"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以致使马克思原文意义含混不清，难于理解。第三，将恩格斯关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完整的论述，精辟的见解，腰斩成两段，原文并不长，却分别嵌入在《崛起》相隔两页的文字之中（一截置第20页，一裁置第22页），并断句取义，将恩格斯原文用以代替"这种差别"的"它"字，擅自换为"历史的多样性"。
    其实，恩格斯原文在自然段的第一句开宗明义就指出："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同的，"并作了论证。为避免文字重叠，下面前后相继使用"这种差别"和"它"字是顺理成章的。按理不应出现此类误读、误导。
    恩格斯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编者序"中说："研究科学问题的人，最要紧是对于他所要利用的著作，学会照著者写这个著作时本来的样子去研读，并且最要紧是不把著作中没有的东西包括进去"。忠实于原文，引用文字应有根有据，这是我们研读经典著作应有的态度。《崛起》的作者的治学态度是不严肃的，不科学的。
    笔者现将《崛起》上引经典著作原文分成四个命题，按前后顺序加以介绍和解释。
    第一，"多样性的统一"。
    "多样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在1857年8月底到9月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作为科学研究正确的方法提出的，并未探讨历史发展规律。《导言》是马克思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的开头部分，是他一篇没有完成的《总导言》草稿，《导言》的要点以后都纳入马克思的经典巨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之内。《导言》是1902年在马克思的文稿中发现的。（注：参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54页注81。）
    在《导言》第三部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中，马克思指出：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方面，存在着两条道路：第一条道路是十七世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分析经济现象时常用的方法，另一条道路是马克思倡导的科学研究方法。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研究方法的批判是和对他自己的科学研究方法的阐述交叉进行的。马克思并未全盘否定资产阶级的研究方法，但批评它的严重不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虽然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但却抽去其中本质的属性，如谈人口时，抽去阶级这一本质的属性；谈阶级时，抽去雇拥劳动、资本等本质属性；谈资本时又抽去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本质属性，以致所谈空洞无物，什么也不是。再如他们"从民族、国家、若干国家开始"也是一样，"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需要、交换价值等等，更把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形成各种经济学体系。马克思批评这一条道路因为没有经过思维行程中的科学抽象，"蒸发"出来的仍然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这种研究方法抛开事物本质的区别，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如生产一般、劳动一般等等，这种抽象只能是"空洞的抽象"；然后把各种的经济范畴按表面形式结合在一起，构成肤浅的联系进行分析和综合。马克思指出：这种方法"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注：参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2页。）
    至于马克思的科学研究方法则与上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研究方法截然相反。马克思强调科学抽象。马克思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注：参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6页。）科学的抽象与非科学的抽象泾渭分明，其区别在于：前者抓住了对象的本质内容，是客观事物本质的反映，而后者则抽去了本质的东西，对事物作出片面的扭曲的反映。科学抽象的运用对一切研究工作都是关键。
    马克思指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就是说：研究必须从具体开始，掌握大量材料，运用抽象力，从复杂的现象中抽出最简单、最本质的东西，然后以它为起点分析它的一切特点，内在联系和矛盾运动规律，不断进行分析和综合，由简单上升到越来越复杂的具体。这就是科学研究的具体-抽象-具体的完整过程。马克思所指出"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的发展的地方。"由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整体，"已不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注：以上引文分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7、107、103页。）这是两种方法的根本区别，两种不同的方法导致不同的结果。
    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强调，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和根本动力，不应当到人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经济领域，到生产方式中去寻找。马克思和恩格斯早于1845-1846年他们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阐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第一次提出了社会经济形态依顺序地由低级过渡到较高级的社会形态嬗变学说。到了1858年8月至1859年1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社会发展规律又作出了经典式的著名论述，恩格斯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马克思一生中两大发现中的第一个发现，指出："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注：以上引文分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4页。）1881年，马克思在研究人类学和俄国农村公社的理论基础上提出新的论点：俄国的农村公社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俄国公社所处的历史环境和西方毫无共同之处，因此不必把多样化发展的世界历史简单地嵌入欧洲模式中去。《资本论》中有关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理论概括不能机械地应用到俄国。在一定条件下，俄国"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1、438页。）马克思从更广阔的视野出发，揭示出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辨证的统一关系，其统一性即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性，人类社会历史统一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其多样性主要表现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历史环境不同而发展的各自特殊性。这就是统一性寓于多样性之中，多样性中存在着统一性。这样，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形态由低级到高级过渡的历史规律作了更精辟、更全面的阐述，历史唯物论拓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资本论》从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基本、最常见的经济细胞--商品着手，详尽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诸多范畴，生产和生产关系，政治上层建筑，思想意识，甚至也涉及家庭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资本论》堪称运用"多样性统一"科学思维研究方法的典范。
    第二，《崛起》提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般历史规律只是一种近似值，一种倾向，一种平均数"。
    19世纪90年代，德国广泛地流行庸俗政治经济学，大学发出一阵鼓噪声，抹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前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之间质的差别。这正反映德国资本主义先天不足，德国学者既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又为封建制度辩护，硬把价值规律、利润率贬为一种虚构。康·施米特也陷入这种偏向之中，恩格斯于1895年3月12 日在伦敦写给施米特一封信，这封信就是针对施米特在这些问题走上岔路作出的解释。恩格斯指出施米特"对价值规律的责难涉及从现实观点来看的一切概念。……一个事物的概念和它的现实，就象两条渐近线一样，一齐向前延伸，彼此不断接近，但是永远不会相交。两者的这种差别正好是这样一种差别，这种差别使得概念并不无条件地直接就是现实，而现实也不直接就是它自己的概念"。概念和现实"也只是渐近线似地接近"。恩格斯又指出一般利润率也是同样，"它在每一个瞬间都只是近似地存在着。如果利润率有一次在两个企业中分毫不差地实现了，如果两个企业在某一年内得出的利润率完全相同，那么这是纯粹的偶然性，在现实中，利润率是根据各行各业、各个年度的各种不同情况而变化的，一般利润率只是作为许多行业和许多年度的平均数而存在。但是，如果我们竟想要求利润率（比如说14.876934 ……）在每一行业和每一个年度直到一百位小数都完全是一样，不然就把它贬低为虚构，那我们对利润率和经济规律的本质就误解得太不象话了--它们没有任何其他的现实性，而只是一种近似值，一种倾向，一种平均数，但不是直接的现实。"（注：以上引文分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5、516页。）上述引证， 显然说明恩格斯丝毫没有如作者所指出的在谈论一般历史规律。只要有一点辩证法的思维方法，有一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常识的人，都不难理解上引恩格斯这段话的涵义。利润的性质，是雇佣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利润是同投入生产的资本相比的表现为全部资本的产物的剩余价值。利润率是以百分数表示的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和全部资本的比例；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使企业内部和不同企业之间的利润率趋于平均化。平均利润率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之一，也是《资本论》认识和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运动规律的要点之一，向我们提供深入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历史和现状的范例。
    历史上社会现象中往往出现一些特殊现象。例如我们通常都认为一年有365天。其实，它是一个近似值， 因为实际上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所用的时间为365.2422天，并不是整整365天。 为了解决这个实际困难。公元前46年儒略凯撒历法引入闰年。（注：儒略历法一直使用到16世纪。 但到了1582 年发生问题。因地球绕日公转一周实际时间是 365.2422天，也不是每四年增加额外一天解决得了的。真实长度365. 2422和近似长度365.25天的微小差异累计起来已达10天。为了消除这个差异，罗马教皇格雷果改行新历，将1582 年10 月4 日的次日定为格雷果历10月15日，中间取消10天。可参考黄秋斌《历史上的10天为何不翼而飞》，载1996年4月29日《光明日报》。）每四年增添额外的一天。 难道我们能把一年365天这一近似值称为历史规律吗？！ 这正说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能徒托空言，而是要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史学研究者从搜集大量史料开始，到剖析具体史实，都要作到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方法为指导，达到历史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的有机结合。规律是人们看不见、摸不着的，可是，科学的抽象思维是"最美的花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2页。）。难道可以认为它是虚构的吗？马克思说："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3页。）
    第三，《崛起》提出："马克思说：'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
    这段引文见诸马克思1877年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但《崛起》引用这段文字时，前后均有删节，又不对历史哲学加以必要的解释，使读者坠入五里雾中。其实，马克思著作原文引喻得当，说理清晰，并不难懂。原文举古代罗马平民遭遇的实例：在古代罗马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那些原来耕种自己小块土地的自由农民，"使他们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分离的运动，不仅蕴含着大地产形成的过程，而且还蕴含着大货币资本形成的过程。"但是，结果"罗马的无产者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却成为无所事事的游民。"与此同时，他们"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是奴隶占有制的生产方式。"（注：以上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1页。）上面我引述的马克思原著的话，并不难理解。 我认为，如果我们从历史实际出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运用科学的抽象思维，认真观察和思考，对古代罗马农民被剥夺的具体情况和过程与欧洲封建社会末期的具体历史环境中的重要情节分别加以研究、分析和比较，而不是囫囵吞枣，我们就会很容易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而作出圆满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