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十八世纪对于世界上许多国家来说，她孕育了封建制度的衰亡与资本主义的曙光，是一个人类社会发生巨大转折的时代。中国与日本都是踏着这个时代的步伐，走出了各自社会转型的历史。然而，同属于东方文化的日本与中国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却迥然相异，日本以明治维新的方式实现了国家富强，而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则渐次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两者的差异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从本质上看则反映出一种经过积淀的文化的差异。本文拟从都市发展过程中的一、二特征进行比较，试阐述曾有着一衣带水渊源关系的中日封建文化于十七、十八世纪所发生的变化，以探讨中国在近代何以落后于西方与日本。
    一、都市形态与管理体制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国家。公元七世纪，它在仿照中国建立起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同时，其所创建的京都、奈良等都市也是中国古代长安城的简单模拟。这一时期的日本，在历史上被称作"律令制国家"，都市也被称作律令制都市。进入十二世纪，日本武家社会开始形成。随着幕藩政治体制的确立，于十七世纪迎来了其历史上的"都市时代"。但是，取代律令制都市成为日本主要都市形态的"城下町"，并非西方意义上的"市民城邦"，而是以"武士之家为渊源发展起来的农村都市化的产物"。（注：吉田伸之《城下町的祖型》，见《年报、都市史研究》。）
    城下町是日本幕藩体制形成过程中的产物，同时也是大名领国的发展标志。据日本学者丰田武所言："建武动乱以后，诸大名的势力急剧地增大，地方群小武装被大名收编为家臣团。当时，领主（大名）居住在山丘上，家臣团则住在山麓下，其居地被称作'根小屋'，商人和手工业者不断地向根小屋附近迁徙，逐渐地形成了町（工商业区）"。（注：丰田武《封建都市》242页。）也就是说，在日本战国时期，诸大名为增强自己的实力，在集聚力量的同时，客观上形成了人口的集中，为新的都市形态的形成创造了重要的前提条件。但这时的町，并非"城下町"，由于作为大名居邸的城建于山上，而工商业区的町在山下，城郭与町屋的分割状态，往往使山下的町屋成为战争的牺牲品。而一旦战火临近，进攻者往往是先烧掉山下的町，断绝粮道，再去围困孤立的山城，这是当时攻坚战的最一般打法。因而，从防御的角度出发，建设城与町一体的大城砦都市成为诸大名将山城移入山下的直接动力。而山下平原地区的魅力还在于，那里不仅有建于交通要道上的众多商业聚落，还有被称作港町、宿场町、门前町的其它聚落，原有的古代律令制都市也建于平原上，这些均为诸大名争战的主要争夺目标。
    由此不难看出，城下町的都市形态是完全服务于武家政治的，其形成并非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拥有实力的大名，依靠强权政治与手段去完成的。所以，城下町的鲜明的政治属性，必将反映出幕藩制封建文化对它的巨大影响与制约力，其特征主要表现于都市的网络系统上。
    从德川幕府对全国的统治手段看，当时"所实行的政策是，将全国分割成若干块小领地分封给大名，大名在各自的领地上建城下町"，并根据"一国一城"的法令，将城下町的地理位置设定在领国的中央，"其结果便形成了保持适当距离的大小城市，这是日本都市分布平均的一个理由"，（注：丰田武《封建都市》521页。）也是其全国都市网络系统形成的重要基础，日本正是在这种领主分封的基础上，建立起以幕府将军的城下町为中心，向各藩的城下町呈辐射状态的都市网络系统的。
    但是，建立在封建领主经济基础上的幕藩政体，其幕藩关系缺乏严格的隶属性，这使都市的网络系统也呈现一种相对松散的状态。虽然幕府将军对各藩大名的统治采取了一些强制性的监控手段，诸如"参觐交代制度"（注：江户时期德川幕府为控制各藩大名，规定诸大名每隔一年即要携带贡物到幕府参觐一次，并要在幕府所在地江户住上一年，同时还要将妻与子留在江户作为人质。）的设立，但由于"大名是世袭的藩的统治者，他们在自己的领国里实行的是完全独立的经营"，（注：深古克己《士农工商的世》42页。）"大名对自己的领地采取保护或优先政策，其领国政治是封闭性的。"（注：矢崎武夫《日本都市的发展过程》113页。）所以，作为各藩居邸与统治中心的城下町，不但相互之间不存在着横向的关联，对幕府城下町的依附或者说隶属也是不完全的。
    此外，由于幕藩政治的二元性特征，幕府将军在全国的中心地位具有名分上的非理性，虽然兼并战争使其在日本由分裂走向统一的过程中成为最强大的政治与军事集团势力的代表，但统一后的国家，天皇的至尊地位没有改变，幕府将军对全国的统治只能是挟天皇或代天皇而治天下。于是，体现这种政权体制的特点，德川幕府并置三个都城，即除了幕府将军的居邸江户城下町外，还将天皇所在地京都，以及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基地、号称"天下厨房"的大坂一并列为都城，从而构成日本封建都市体系及其结构的一大特征。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日本封建文化的多元性及分散性。而这种非一统性的封建文化尤其影响到城下町的管理上，这就是多元化的管理方式的出现。我们不妨以最大的城下町江户为例。
    江户为幕府将军所在地，老中作为将军的代理人执掌政务，其下设三奉行，即管理众僧侣的寺社奉行、管辖农村的勘定奉行，以及管辖町人的町奉行。此外，武士则由大目付、若年寄管辖。三奉行中以寺社奉行的地位居前，但三奉行与大目付在身分上都是武士，体现着武士的统治地位。
    值得关注的是，幕藩统治者在确立武家政治的统治地位的同时，在都市管理体制的设置上，给町人留下了一块空间，即对町人町的管理。在日本，城，只代表武士的居邸，町才是都市的象征，因而町地是都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町地上，町奉行作为武家的代表是法定的最高长官，他们具有行政、立法、司法等方面的权力，但具体行使这些权力、实际主持町地行政事务的却是町人身分的商人，他们被称作"町役人"。
    通常，町役人为二级，其名称因各城市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例如，江户称町年寄、町名主；大坂称惣年寄、町年寄；名古屋称惣町代、町代；姬路称町大年寄、年寄；冈崎称惣町年寄头、庄屋；长冈称检断、町代。（注：丰田武《封建都市》352-354页。）各个城市（城下町）的町年寄或惣年寄一级的町役人为一至三人，如江户为樽屋、奈良屋、喜多村三家，名古屋为花井氏、唐本屋两家。这些"町的管理者，大多是世代居住在城下町中的上层町人，即町人头，他们或者出身于城下町中持有土地的土著豪强，或者是城下町的前身--客栈与宿场的经营者之子孙，或者是由武士转化的豪商。这些人都由幕府或各藩获得特权，原则上他们是由町奉行选任，世代相袭参予市政的管理"。（注：矢崎武夫《日本都市的发展过程》159页。）名主、町代一级的町役人则是每个都市自数十人到一二百人不等，最多的是江户的名主，在享保七年（1722年）达268人。（注：竹内诚《江户与大坂》99页。）名主也多出身于有力的商人，他们可以同武士一样有名字、可以佩刀。
    在权限上，町役人的权力具有一级政府的效应。以江户町年寄为例，其职权包括：（1）向各町的町名主传达幕府下达的法令；（2）负责町人町的土地及房屋的管理；（3）审查户籍；（4）任免町名主；（5）管理各种行会组织；（6）征收各种公役和营业税；（7）根据町奉行的指示对各町以及町人的情况进行调查；（8）审理调停民事诉讼等等。（注：竹内诚《江户与大坂》97页。）町名主的职责与町年寄属于相同内容的上下级衔接关系。如传达法令，根据町奉行和町年寄的指示对町内的情况调查和监督，对民事诉讼和土地买卖进行初审。此外，还要举贤、劝善，主持各种祭礼。这些权力的实行，在其它城下町也大体相同。
    对此，日本学者饭渊太郎评价说：这些"在町奉行指令之下的少数町役人，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独裁统治的权力，专制的倾向是共同的"。（注：丰田武《封建都市》352页。）这里所说的"独裁统治"与"专制的倾向"，是对町人自治权力的肯定。而町人的自治及其对幕府权力的分割，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而言，则意味着官本位之政治属性的被否定。但在德川幕府二百多年的统治中，町役人却始终拥有这种自治权，并作为幕藩统治体系的末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表明，在日本幕藩制的社会环境与文化氛围中，是较易滋生与之相背离的诸种力量与因素的。
    较之日本，中国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大一统的儒家文化制约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中国封建都市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明清时期，社会转型的诸种因素虽已开始了躁动，但都市的发展依然没有脱离传统文化运行的轨道，不但作为封建政治、经济中心的消费性都市的性质没有改变，即延续了二三千年之久的古老的城墙都市形态也依旧。城墙都市不但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而且也融入了反映其时代的政治内涵。可以说，自秦朝废分封置郡县、建立起皇权至上的中央集权制官僚政体，城墙都市便与封建专制政治形成无可分割的一体。如果说我们把日本的城下町称作幕藩制都市的话，那么中国封建社会的城墙都市则可称之为官僚制都市，而明清时期高度发展的官僚政治，尤其给我们提供了分析这种都市发展状况及其性质的典型。
    首先，中国都市体系呈现出集权制官僚等级序列的金字塔形态，即都市是按照官僚等级的序次排列为京城、省城、府城、州城和县城五个级别，其下才是带有工商业集散地性质的市镇。京城作为中央都市，是皇帝和中央官僚的所在地。省城、府城、州城和县城作为地方都市，分别为督抚、知府、知州和知县的所在地。京城只有一个，立于金字塔的顶端，省城在明代有十三个，入清以后逐渐增至二十余个，府城为一百九十余个（去掉作为省会的首府），州城三百四十七个（包括厅），县城一千三百五十三个。（注：据《清史稿》卷54-76《地理志》统计。）都市数量在等级上的分配也完全符合金字塔形态的要求。
    其次，都市的管理系统也处处体现出官僚政治的特征，这又具体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官本位的一元化统治。如前所述，在中国封建社会，金字塔般的封建官僚系统与都市网络是完全一致的，自省城、府城、州城以及县城，均由封建国家委署官吏进行管理，官僚是唯一的统治阶层。"在一个城市里，只有知府有权决定城里的一切事务，在省里，只有总督和巡抚有权决定省里的一切事务"。（注：（法）白晋《康熙帝传》。）官僚是全权的统治者，士农工商均由其直接管辖，在整个统治系统中，被称作亲民之官的知县乃是封建政府的末端首脑，不存在商人等城居者作为一级政府机构参政的现象。也就是说，在官僚的绝对的统治空间中，没有商人做为市民阶层参政的半点空隙，更没有日本町人的那种自治权力。
    二是自上而下的有效统治与权力交错的统治网络。相对日本各藩城下町的"封闭性"及其半独立性统治，明清时期的都市管理则鲜明地体现出专制国家的集权特征，实行由各级官僚自上而下的统一管辖，即所谓"知府掌一府之政，统辖属县"。（注：《历代职官年表》卷53。）通常，大府可领州县十五、六个，大省领府十四、五个，州县一百余个。（注：据《大清会典事例》、《清史稿》统计。）上级官僚不仅可以通过隶属关系过问下属官僚所辖之都市，且因衙门同城而置可直接参预所在都市的行政，行使有效的权力。其时，这种数衙门并置的都市并非少数，各省的省城与首府大都属于此类都市。如广东的广州，既为省会城，又是府治，同时还设有南海、番禺二附郭县的县衙。又如福建的福州，除了作为省城、府治之外，还设有闽县、侯县二附郭县的县衙门。其它省的情况也大体类此，均呈现出复杂的权限交错的都市管理格局。而这种管理格局是完全符合分割地方权力、集权于中央的专制政治的准则的。由此可见，以"大一统"为主干的古代中国文明也是中国封建都市文化的主要内涵。
    二、都市的居住状态与社会结构
    都市的居住状态，是都市社会结构的反映，同时又体现出都市社区划分的现状。划分都市社区，本是一种行政上的管理措施，但由于其中体现了统治者的意志，带有统治者的价值判断，因而社区划分方式及其变化都带有文化的因素。关于这一点，中国与日本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从日本城下町的居住形态看，大体呈现出三大社区的划分，即武士居住的"侍屋敷"，商人与手工业者居住的"町屋"，以及僧侣等神职人员聚居的寺地。其分布状态在地域上也形成了固定的模式。据日本学者矢守一彦氏和松本豊寿氏的研究认为：城下町原则上"是以城郭为中心，郭内、郭外是武士町，通往城下町大门的主要街道两旁的是商人町，商人町的周围及其内里是手工业者町，寺地则集中在周边地区，而城下町的最外缘则有贱民居住"。（注：《原田伴彦论集》1卷，304页。）
    此外，再从三个社区的人口与地域分布的比例看，虽因城下町的大小、重要程度而各异，但大都体现了一个以武家为主体的共同特征。江户素被冠以"武家之都"的称号，这一特征尤为明显。进入近世中期，即17至18世纪之间，江户的人口已达百余万，其中武士与町人各占50万，而当时的土地占有状况，据明治二年（1869年）九月的调查结果，武家地为1169.2万坪，占都市总面积的69%；寺社地266.1万坪，占15%；町地269.6万坪，占16%。（注：松山里之助编《江户町人研究》1卷，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