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近现代史上，日本和欧美国家都与东南亚殖民地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遗憾的是，我国史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长期落后于国外。如能深入研究东西方殖民主义的相同与不同之处，对于我们正确把握东南亚近500年以来的历史发展进程，无疑是有益的。本文拟就此问题作一简要比较，旨在求教。
    一
    东南亚长期沦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自16世纪初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王国起，东南亚国家即开始了殖民化进程，这一进程一直持续到本世纪40年代，其影响与结果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在此期间，欧美国家的殖民统治长达4个多世纪，日本的殖民统治仅有不足4年的时间。东西方殖民主义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首先，殖民的历史条件不同，对东南亚的历史影响也是不同的。西班牙早在16世纪60年代来到菲律宾时，菲律宾基本上还是氏族、部落的人类社会的初级阶段，各地间缺乏联系，没有统一的语言，群岛50万居民处于分散、孤立状态。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欧洲人的到来打破了菲律宾群岛与世隔绝的状态，为各地由分散走向统一提供了可能。尽管西班牙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高，但它对菲律宾历史的影响绝不可忽视。"西班牙的贡献，在于使这个群岛第一次在政治上统一起来"（注：约翰。F.卡迪，《东南亚历史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上册第293页。）。这种政治统一为菲律宾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美国对菲律宾的影响根深蒂固。1898年通过美西战争，夺取了菲律宾。从此，菲律宾沦于美国的殖民统治近半个世纪，其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及生活方式等，具有浓厚的美国色彩。霍尔指出："菲律宾依赖美国的程度比东南亚任何其他国家依赖自己宗主国的程度更加严重"（注：《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37页。）。
    荷兰在印度尼西亚的影响也不逊色。17世纪荷兰就在印尼建立起殖民统治，东印度公司鼎盛时期一度垄断了自好望角到麦哲伦海峡的海上贸易权力，其船只最多时达到160余艘，"荷兰东印度公司实力之强大，其他各国的印度公司不能望其项背"（注：[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245页。）。从19世纪30年代起，在印尼推行"强迫种植"制度；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荷兰加强了对印尼的资本输出，与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相联系的石油、橡胶、蔗糖、茶叶和咖啡等生产部门出现了。这些部门的出现，加强了印尼的殖民地从属地位，捣毁了古老的社会结构。
    印度支那是法国的殖民地。法国对殖民地拥有极大的影响力，它不仅几乎完全控制着印支经济命脉，而且对其进行"建设性"工作。20世纪初，法国加紧对殖民地资本输出，仅投资一项就遍及采矿、水泥、电力、铁路、烟草和酿酒等领域。据估计，1924-1930年约有29亿新法郎的资本被引进印度支那，这些资本对刺激殖民地经济发展无疑是重要的。在文化上，法国对印支采取了同化政策。作为殖民地，印支无法摆脱宗主国精神价值的有力影响。在法语和本地语学校，法国人向学生灌输法兰西的语言、历史、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由于长期推行殖民政策，"这种学校被人们认为是进身的阶梯，显宦子弟便蜂拥而来"。（注：[英]D.G.E.霍尔：《东南亚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61页。）
    英国对马来亚和缅甸的影响也很显著。它通过三次战争征服了缅甸，并把它沦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英国人或印度人充斥了缅甸国家从上到下的所有军事、行政和经济要害部门。马来亚也遭到同样命运。由于东西方国家未处于同一发展层次上，因此东方国家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漩涡，被拖入现代经济生活。从经济方面看，在欧洲人来到之前，东南亚国家的国际贸易额很少，只是在欧洲人来到之后对外贸易额才急剧增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东南亚各国贸易总额所占宗主国的比重缅甸为15%，马来亚（包括新加坡）为16%，印支三国为50%，菲律宾达到76%（注：[日]大野彻编：《东南亚与国际关系》（日文版），第25页。）。
    与上述情况相比，日本对东南亚的影响显然不能与欧美国家同日而语。它毕竟是一个后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当欧洲白人向东南亚大举扩张时它还处在中世纪，由于长期锁国，与东南亚几乎没有什么联系，故无法对东南亚产生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曾一度占领整个东南亚，给东南亚造成的人力、物力和精神上的损失是巨大的：被征参加修筑缅泰铁路的工人死亡数以万计；新加坡多数华侨被疑为间谋而惨遭屠戮；物质损失则更难以计数。因为是战争期间，不可能做"建设性"工作。但也应该指出，日本人的占领彻底摧毁了长达四个多世纪的欧洲白人统治。关于它的重要性，一位日本学者写道："日本在东南亚的进出，具有绝对重要性的是把西欧帝国主义不是不可以动摇的这件事告诉给了东南亚人"（注：[日]大野彻编：《东南亚与国际关系》（日文版），第33页。）。
    其次，殖民目的相同，即都是为掠夺东南亚的物质财富远道而来，但建立殖民地的手段与方法有所不同。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殖民者，是在传播"福音"、拯救异教徒灵魂的招牌下来东南亚从事殖民活动和商业掠夺的。随着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欧美国家对殖民地的掠夺加剧了。有资料表明，马来亚84%的橡胶、67%的锡矿资本为欧洲人所垄断；印尼的橡胶、石油、锡、椰子等生产为荷兰商社所独占，1929年以前每年平均有2.5亿盾的利润流入了荷兰（注：[日]大野彻编：《东南亚与国际关系》（日文版），第31页。）。
    相形之下，日本的殖民目的更为清楚，这可从明治维新以来对外发展的取向上看出来。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内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扩大与国内市场狭小、资源严重不足的矛盾异常突出，对外扩张掠夺成为明治政府及其后历届政府的既定方针。
    我们暂且撇开日本对其他工业原料的需求不谈，仅粮食一项就足以引起它对东南亚的虎视狼顾。本世纪20年代，日本对粮食的需求有增无减，而国内又无法解决庞大的工业人口对粮食需求的压力。据统计，1940年法属印度支那总输出的粮食中有近30%输入到日本，1941年达到60%，1942年达到100%（注：东南亚史学会：《东南亚--历史和文化--》（日文版），第43页。）。这种情况说明，开辟殖民市场、掠夺国外资源已成为殖民的根本动机与目的。
    由于文化与历史条件等诸多条件的影响，东西方采取了不同的殖民手段。欧洲的宗教经过马丁·路德改革之后，神圣的宗教被世俗化了，发财致富被看成是上帝的使命，无止境地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的活动本身就是目的，而不再是罪恶。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早期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传教士到东方来都冠以传播"福音"的宗教外衣，或发展教徒、扩大教区，或聚敛财富，迷惑了当地人的思想，实际上他们充当了白人大规模入侵前的先锋。这种情况恰如《菲律宾群岛》一书所写的："传教士没有任何武器，单凭他们的德行，就嬴得了岛民好感，使西班牙的名字受爱戴，像奇迹一样为国王送去两百多万驯服的基督徒子民"（注：转引自严中平：《老殖民主义史话选》，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418页。）。即使是英国、法国的国力已经发展到足以征服殖民地的时候，它们也没有忘记宗教在殖民中的作用。宗教只不过是殖民侵略的辅助性手段，有时它与世俗权力相互支持。一位传教士曾这样说过："在征服东方的过程中，世俗权威和宗教权威这两把宝剑，永远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很少能看到有这一把而没有那一把。因为只有在武器的伴随和保护之下，宣传福音才能有些作用；也只有宣传福音，武器才能起作用。"（注：转引自严中平：《老殖民主义史话选》，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542页。）东方社会不同于西方，它有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和儒家学说的传统思想，欧洲白人在东方扩张时也不能不考虑这些思想的拒斥。
    日本对东南亚的宗教文化影响相当有限，因而不能像美国对菲律宾、法国对印支、英国对马来亚和缅甸的影响那样深入与持久。要知道，日本是一个多元宗教思想并存的社会，既有神道教，还有佛教、基督教和其他宗教。占领期间，日本殖民当局侧重于东南亚同宗教、同文化与同人种的宣传，帮助缅甸、泰国和印支人反对异教的英法统治，在东京召开旨在反对荷兰人统治的全世界伊斯兰教会议等等，但这些都收效不大。因为长期以来东南亚受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和近代欧洲文化的影响较深，况且欧洲白人也不允许日本文化向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渗透。日本对东南亚的文化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了。
    第三，征服策略基本相同，即都是通过利用矛盾、制造矛盾、笼络部分社会上层人士等途径，必要时给殖民地以形式上的"独立"。在征服地区，日本人以"解放者"和"亚洲的领袖"、"亚洲的保护者"、"亚洲的灯塔"的姿态讲话或发号施令。在马来亚，日本继承了英国殖民地时期的抑华恶华政策，煽动起马来人对华人的种族仇恨，提高某些马来人的社会地位，因而出现"大多数马来人为了报答日本人给予的优惠待遇，在军政事务方面同他们合作"的情况（注：约翰。F.卡迪，《东南亚历史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下册第722页。）。应该说，这是一种有效的策略手段，包藏着彻底征服殖民地的险恶用心。
    拉拢和吸收某些上层人物来实现某种程度的"合作"，再利用他们去瓦解、征服当地人的反抗斗争，是日本统治策略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印尼、缅甸、菲律宾的情形比较典型。即使像印尼苏加诺、哈达那样著名的民族主义领导人，也曾有与日本人"合作"的历史，乘日本军用飞机到东京去接受天皇赐给的勋章。在菲律宾，为了取得当地人的"合作"，日本殖民当局建立了"行政委员会"，各部部长是由亲日派担任的，1943年10月何塞·劳雷尔任总统的菲律宾傀儡共和国正式"独立"。11月5-6日，劳雷尔和大东亚6个"独立"国家满洲国、南京汪精卫政府、缅甸、泰国、印尼、印度的代表被邀请参加了在东京召开的大东亚会议，发表了强调大东亚国家"安定"与"自由独立"的联合宣言，苏加诺和哈达一起被日本方面评价为"很好的合作者"（注：《近代日本与殖民地》第6卷，岩波书店，1993年版，第194页。）。日本对缅甸的策略也非同一般。早在30年代，随着对南方事情关心的不断进展，日本在缅甸的间谍活动相当活跃，或许是缅甸人吃怕了白人压迫的苦头，故把希望寄托在日本人身上，以昂山为代表的一批民族主义者为争取民族独立而积极与日本人"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