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民的革命
    以研究法国大革命期间农民问题著称的法国史学家乔治·勒费弗尔在其博士论文《法国革命时期诺尔省的农民》及其它关于农民问题的论著中，通过对大量史料的统计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法国革命的范围内存在着一场就其起源和进程，危机和结局而言都是独立的农民革命。"（注：王养冲：《阿·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论丛》，华东师大出版社1984年第26页。）农民革命的要求与大革命带给农民的结果一致，即废除封建权利、贵族特权及获得土地。因此，大革命对法国农民来说，是一场社会革命。托克维尔在其《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以令人信服的材料和缜密的分析向人们证明，虽然"对土地的占有欲在农民身上点燃了全部激情"，但促使农民革命的主要原因，不是对土地的热爱，而是包括什一税、地租和土地买卖税在内的"土地奴役"，及其它封建权利所带给农民的巨大痛苦。（注：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66页。）两位学者的看法各有侧重，勒费弗尔偏重农民的土地要求，托克维尔更着重封建权利对农民的盘剥。其结论的共同点是，正是这些维护自己经济利益和自身生存的基本要求，使法国农民从一开始就介入了资产阶级领导的大革命，而农民群体的介入不仅最终导致封建制的彻底废除，而且赋予这场政治革命以社会变革的深刻内涵。
    毫无疑问，法国农民群体的大部分在法国向现代社会转化的政治革命序幕中充当了高度革命性的角色。那么是什么促使法国农民变成革命者？千百年封建制度的剥削与压迫固然是农民造反的主要原因，但在以往漫长的苦难岁月中，农民一直是传统社会中逆来顺受的保守力量，他们在历史转变时刻变为积极的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必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原因。
    一般说来，整个社会向现代的转型对农民产生两种重要影响，一是加深了农民的苦难，二是提高了农民的期望值。就第一点而论，实际上从中世纪末期以来，法国农民经历了一个从残余的农奴制压迫中逐渐挣脱出来的解放过程。贵族的领主权利逐渐受到削弱。领主法庭及为领主服徭役的现象在各地几近消失，农民对领主的人身依附越来越少。与此同时发生的另一场涉及农民社会地位的变革，是许多农民"不仅不再是农奴，而且已成为土地所有者。"（注：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65页。）英国农学家阿瑟·扬在革命前夕游历法国时对许多土地为农民所有的现象感到震惊，惊呼"这种形势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注：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67页。）农奴变为自己拥有土地或租种地主土地的农民，对于农民自身的观念发生深刻的影响。当他们还处于领主的统治之下时，封建权利对他们来说并非不可忍受，因为他们觉得国家制度如此，天经地义。可是一旦农民成为自由人，而贵族又除享有免税权和其它封建特权，而不再行使维持乡村秩序等社会职责的时候，这种因封建特权而时时处处发生的领主对农民的盘剥，诸如征收市场税、路桥税、磨房、压榨机和烤炉的使用税等等就变得令人难以忍受。特别是旧制度末期，特权等级不纳税，国家危机的负担，大部分转稼到农民身上，仅路易十六统治时期，直接税就增加了28%（注：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34页。），革命前的两个世纪内，军役税增加了10倍（注：托克维尔，前引书，第161页。）。此外随着农村中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增长，领主们侵占集体权益，吞并公社公有土地的事情时有发生，十八世纪的物价上涨，又使农民所承受的实物地租和实物什一税实际价值增加，领主捐税的压力加重。1788-1789年的农业危机如雪上加霜，使得原本在各种重压下挣扎的法国农民的处境更加恶化。"农民不再承受其先辈所遭受的全部苦难，但他却经受着其先辈闻所未闻的许多痛苦。"（注：托克维尔，前引书，第161页。）这样一来，在革命前夕，无论是农民实际承受的物质上的苦难还是他们感受到的心理痛苦都空前加重了。
    如果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仅加剧了农民的痛苦，而没有提高他们的期望值，那就不可能在政治上有重大意义，不可能在农民这一最沉闷保守的社会群体中出现革命的态势。实际上，农民在逐渐实现人身解放的同时，对自身状况的认识也在提高。当部分农民获得土地时，不仅他们自己内心油然而生出一种独立感，自豪感，其他无地农民也受到鼓舞，觉得总有一天自己也会成为一小块土地的主人。占有土地的欲望因而大增。再者，随着农村中商品生产的萌动，农村的封闭性有所减弱。新鲜的外部世界的事物及各种时代思潮从各种渠道或多或少地渗入农民中间，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不仅意识到自己遭受的物质贫困与痛苦比社会其他人更多，而且认识到这一切不是天经地义，他们可以设法消除这些苦难。这种意识的本身就具有非常强烈的革命性。特别是1789年三级会议选举前夕，以资产阶级为领袖的第三等级的各种小册子、檄文、论著、讲演、招贴等等遍及城乡，陈情书的全部起草过程就是一次革命的发动。农民为举国上下骚动着的革命氛围所感染，情绪昂奋地诉说自己的苦难，他们郁积已久的不满、仇恨、嫉妒和激情被深深地触动了，震撼了，要求改变现状消除苦难的期望也因而大大提高，农民群体中所蕴藏的极大的革命性就这样被启发调动起来。当农民眼见他们寄予国王和三级会议来减少自己的苦难的殷殷期望化为泡影时，他们以往所蒙受的一切苦难，他们对旧制度的一切不满和他们对未来的美好希冀全部化为一次自己解放自己、目标指向封建制度的实实在在的农民革命行动。农民革命是法国大革命中不可缺少不能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农民和资产阶级一道在这场革命中埋葬了旧制度，推动了新的社会的到来。
    二、农民的保守
    由农民的生产方式、经济利益和社会历史地位所决定，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化的进程中，农民既可以充当具有高度革命性的角色，又可能成为极端保守的社会集团。"极端保守的农民形象和作为革命力量的较为现代化的农民形象是同时并存的"。（注：塞缪尔·享丁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286页。）在法国大革命中，农民在乡村里造反、抗缴租税、什一税、焚烧封建法律文件，摧毁贵族经济的同时，也显示了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敌视。他们在乡村中恢复自由放牧的陈规旧习，破坏被圈占的土地，收回被瓜分的公有土地。1793年，以政府征召三十万大军为导火线，在西部各省，特别是旺代，普瓦图等农业商品化尚未渗透进去的地区，农民、随后也有贵族和教士参与发动了一次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反对革命的叛乱。接着农民又把攻击目标转向资本主义，反对各种资产阶级分子，如实行土地收益分成制地区的承包人、谷物批发商、国有财产获得者，以及散居在旺代省中心地区的商人和制造工业主等。叛乱农民虽不是王党分子，也不是旧制度的拥护者，但他们顽强地抵制城市的影响，抑制资本主义的渗透，抑制大革命。正如勒费弗尔所指出的那样"农民革命是一把双刃的利剑。"（注：勒费弗尔：《法国革命史》，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13页。）在刺向封建制度的同时，也在砍伐资本主义的萌芽。不过当时农民与封建制度的矛盾是最主要最基本最尖锐的社会对抗，农民小生产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还处在若隐若现的朦胧状态中，因此，大革命时期，农民的革命性进步性占主导地位。大革命以后，不仅封建制度封建权利不复存在，许多农民在革命以前不完全的土地所有权得到承认，而且革命又制造出为数众多的小农。农民的主体不再是在封建枷锁下挣扎，忍受超经济强制剥削的租地农，而是实实在在地拥有小块土地所有权的小私有者，尽管大多数农民拥有的土地非常狭小，甚至不足以维持其家庭的生计，但是农民身份和地位的这一本质性的变化足以使他们的社会要求发生根本性改变，农民在其要求基本得到满足后，他们就从要求进行革命，转为主张恢复秩序，农民群体相应地从变革现存制度的革命者回归为抗拒任何变迁的保守势力。
    农民要求的核心目标是对生产资料--土地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由于在农业社会中土地是农民生存的唯一依靠，因此农民的一切好恶取舍都以土地的得失与否为判断准绳，农民对土地的这种厚爱，直接影响决定了他们的社会要求和政治取向。获得土地的农民要求保住土地，谁满足了他们这一要求，谁就赢得农民的支持。当拿破仑结束了督政府的动荡摇摆，建立起巩固的社会秩序，把外国军队越来越远地逐出国境，并在民法典中把农民占有土地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的时候，整个农民阶级欣喜若狂，农民阶级的一切能量都被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他们为拿破仑，为革命的法国，更准确地说是为与自己血肉相联的那块小土地而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在拿破仑帝国时期，"法国农民的民族感达到了狂热的地步。自从他们根据财产继承权占有一块法国土地以来，La fr-ance对他们就有了重大意义。"（注：马克思：《从巴黎到伯尔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561页。）拿破仑给农民以秩序和土地的保证，农民便向拿破仑献上自己的全部忠诚。农民对拿破仑的崇拜如此狂热，以至于几乎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光法国农民都是在这种崇拜的阴影中度过的。
    但是复辟王朝垮台，三色旗再度飘扬的时候，农民的小土地和由小土地所决定的小农生产所面临的不再是封建制卷土重来的危险，而是新的不可抵御的资本主义的威胁，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普遍增长的大革命以后的几十年里，曾给农民带来巨大希望的小土地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幸福和满足。相反，随着资本主义侵蚀日益加剧，人口不断增加，个人占有的土地面积不断缩小，小农生产条件不断恶化，农民所欠债务增加，因借债而抵押的土地日益增多，农民更加贫困化了。1820-1824年间，法国农民借款抵押债务总额增加了50%，当时450亿法郎的土地资本中已有130亿因借债而抵押出去，（注：弗尔南德·布罗代尔、厄内斯特·拉布鲁斯：《法国经济与社会史》（F·Braudel et E·Labrousse,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de La France），巴黎，1976年版，第三卷，下册，第759页。）农民向借贷人支付的利息高达15-20%（注：弗尔南德·布罗代尔、厄内斯特·拉布鲁斯：《法国经济与社会史》（F·Braudel et E·Labrousse,Histoire Economique etSociale deLa Fr-ance），巴黎，1976年版，第三卷，下册，第759页。）按此推算已有近三分之一的土地所有权不是为小农实际拥有，而是躺在高利贷债权人的抵押账薄中了。1830年以后，高利贷者按现代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的越来越普遍、越来越沉重的榨取已经取代了封建领主的封建压迫，而成为小农所承受的最主要的经济剥削。此外，随着农业社会向资本主义方向转化的加速，一些富有的按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大土地所有者侵占公有土地的现象时有发生，传统农业共有共耕的机制遭到破坏，贫苦农民的生活来源减少，大的土地承租人又以资本主义的方式，榨取小农生产和剩余价值，中间商人也尽力压低农产品的价格，利用行情变化牟取利益，农民日常需要的工业品价格也经常上涨。所有这一切表明，小农的利益受到资本主义的剥夺，小农的生产方式受到资本主义生产的威胁挑战。
    虽然农民的愚昧和农民的短视使他们还不能明晰地，理性地认识到他们现在所承担的一切繁重支付，他们目前贫困的根源在于这种新的经济关系和新的经济制度，但是他们从自己的实际体验中感受到了这种新的经济关系给他们带来的恶果。19世纪中期，法国农村中曾出现过几次农民的危机和骚动。造成这些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是农业歉收，大地主商人乘机囤积居奇，提高粮价，农民无以糊口度日；二是公社公有土地、公共牧场的使用权遭到破坏，切断了无地少地农民的生活来源。农民的这些骚动很少在靠近大城市的已经商品化耕种的北部地区发生，而通常发生在商品化经济发展的边缘地带，如阿尔卑斯、比利牛斯、汝拉和孚日等东部、西南、东南部。这些地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扩张渗透，正在动摇那里传统社会内部的平衡，影响农民的切身利益。受到资本主义冲击的农民，虽然仍在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反对封建领主制的恢复，反对租佃条件的苛刻，但他们更主要更集中地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圈地运动，反对高利贷，反对沉重的税收，要求恢复对公有地、公共牧场和森林的使用权。尽管农民的抗拒矛头没有直接指向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仅仅是针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表象和结果，但是从农民的这些要求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农民的反资本主义倾向，他们的眼光向后看，力图保持其小土地和农村公社，恢复和维护前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和社会方式。农民经济上的要求和为实现这些要求所作的种种努力，显然不利于农业商品化和资本主义改造，有碍于法国农业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
    农民群体的封闭性和保守性不仅体现在其经济要求上，更集中地表现在其政治取向上。大革命以后的几十年里，法国政局一直动荡不安。封建保守势力与资产阶级革命力量的殊死较量仍在继续，共和制和君主制的激烈斗争仍在进行。但身居穷乡僻壤的法国农民对于在其身边掠过并偶尔将他们卷入其中的伟大历史运动不能理解，对于在巴黎及其它中心城市出现的政治事件始终冷淡，在他们看来，国王与皇帝，君主与共和都无关紧要，只要能给他们以维持生存必不可少的土地和秩序，他们就保持沉默，对他们来说，唯一重要、唯一值得关心的是他们的土地和家庭。当他们在乡村中的一切努力，包括十二分辛勤地耕种田园，拼命为获得或扩大每一寸土地而斗争，顽强地维持农村公社的公地和权利等等，都不能抵挡住由小到大、由弱渐强的资本主义潮流的冲击，其手中的小土地岌岌可危的时候，他们转而希望像在拿破仑帝国时那样，再次出现一个万能的上帝，给他们的土地以实际的保证。恰恰在这时，在1847-1848年以抵抗资本主义为主要倾向的农民骚动在中部西南和东南部地区频繁出现的时候，资产阶级进步人士为之奋斗几十年的普选权在二月革命中实现。还不了解现代政治的含义的法国农民，在第一次普选中，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把选票投给了头上带有拿破仑的光环，又许诺给农民以秩序和繁荣的路易·波拿巴。就这样，在大革命之后一直保持沉默的法国农民一涌上政治舞台，就用手中握有的三分之二以上的选票，扼杀了无数进步人士为之流血奋斗多年，似乎希望在即、唾手可得的民主共和国。如果说拿破仑第一帝国的建立得利于农民的进步，那么波拿巴第二帝国的出现，则是依赖于农民的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