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直至十九世纪中期，法国农民的一切政治取向都源于那片与之血肉相连的小块土地。在大革命前后，农民所要求的小农自由占有的土地和新的社会秩序相对于封建的大土地制度及封建复辟的威胁，无疑是一种时代的进步。因此，在拿破仑帝国和复辟王朝时期，农民因对土地的热爱而生成的对拿破仑的狂热崇拜，因小土地观念而决定的仇视复辟王朝拥护革命的政治取向，折射出了自由农民对封建主和农民小土地对封建大地产的阶级的和历史的进步。但是，斗转星移，时代变迁。随着整个社会向资本主义方向的转化，时代的精神与时代的要求都在发生变化，唯有囿于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及贫困闭塞的生活条件限制的法国农民的小土地观念仍处于静止状态，农民群体与客观的社会环境及其它社会阶层在变化步调上的差异，显示了农民的落后与保守。农民的小土地观念由大革命时期的体现进步滑向革命后的代表保守，农民群体也相应地由革命时期砸碎封建枷锁的积极的革命力量，转为革命后的抗拒资本主义、抗拒现代化的保守群体，这一群体最终纳入现代社会和政治体系，还有一个自身改造及与社会融合的历史过程。
    三、农民的改造
    1848年普选权的实现是法国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它把还处于混沌状态、对现代政治一无所知的法国农民拉上了政治舞台。在当时，这一掌握了绝大多数选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法国民族命运的社会群体处于怎样的一种状态，也就是说，他们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以及由这两者所决定的思想观念、阶级意识是怎样的呢？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对当时法国农民进入现代政治的实际水平及政治与社会现代化的实际程度，有清醒明晰的认识。
    实际上，在普选权落到农民大众手中之初，法国农民大众还游离于民族社会和现代政治之外。只有在大革命和第一帝国时期取消领主制、征用贵族土地、征兵、战争与和平等能直接对农民生活发生影响的重大问题，一时把农民卷入了政治漩涡，此后巴黎政治舞台上所发生的一系列政治较量，由于不直接涉及农民的利益，其影响也就很难波及到偏僻封闭的山乡。远离政治生活以外的农民每日重复着与以往一样的生活内容和生活节奏，咀嚼着身边有限范围内的悲欢离合，现实城市中的生活及斗争既然不能影响改变他们，他们也就不可能跳出传统生活、传统观念及传统社会的巢臼。因此，决定他们的政治态度和选举抉择的因素，除了那深入骨髓的因小土地观念而引伸的对拿破仑的崇拜以外，再就是对传统社会的忠诚以及对社会权威的服从精神，无论这一权威是来自传统社会还是来自现代政府。
    下面是第二帝国初期农民投票的两个片断，从中我们可以对农民参加选举的实际意义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每个选民都收到了政府发的已圈定官方候选人的一张选票，由于无知，他们通常是携带选举卡和政府的选票去投票，以为只有这张选票有效。
    一些贫苦农民带着反对派塞给他们的选票走进村邸，掌管选举箱的镇长立刻认出，说道："喂，除了这张选票以外，还有其它的吗？""是的，镇长。""让我看看。"农民出示几张。镇长拿出官方候选人的选票说"先生，这张最好，把其它的放下"。然后镇长就把那张选票投进箱中。（注：希奥多·泽尔丁：《拿破仑三世的政治体制》（Theodore Zeldin,The political system of Napolean Ⅲ），伦敦，1958年版，第84页。）
    一位农村学校的校长说道，星期天晚祈祷后，我做了简短讲演，讲演达到了预期效果，因为他们都在喊"皇帝万岁！投票去。"（注：希奥多·泽尔丁：《拿破仑三世的政治体制》（Theodore Zeldin,Thepol-itical system of Napolean Ⅲ），伦敦，1958年版，第85页。）
    农民对选举的冷漠，可以从拒绝参加选举的人数的多少中得到验证。刚实现普选权的1848年4月份的选举，不参加选举的仅占选民的16%，但在同年12月的总统选举中，弃权的达25%，1849年3月选举，弃权的35%，拿破仑三世时曾达37%，直至1879年才降至18%（注：希奥多·泽尔丁：《1848-1945年的法国》（Theodere Zeldin,France 1848-1945,Political and anger），牛津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4页。），在偏僻地区，由于投票地点远，交通不便，农民宁可在田里做农活，也不愿去参加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的选举，弃权的情况非常普遍。1889年，在菲尼斯太尔省的一个村庄里，396名选民中，只有11人参加投票。（注：尤金·韦伯：《农民变成法国人》（Euger Weber,Peasants intoFrenchmen），伦敦，1979年第271页。）
    从上述选举场面和农民参加选举的一般情况看，法国农民虽然获得了选举权，但他们没有真正进入现代政治。农民虽是投票人，但不是主动者，他们不仅对选举权利没有基本的理解，而且连自己的选举准则和意向都不明确，加之受彼此之间及与城市之间相互封闭隔绝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限制，以及千百年来卑微的社会地位和粗俗的文化教养所造成的委琐、胆怯的人格心态的影响，农民不能够选出自己的代理人，他们只希望一个高高在上、主宰他们命运的权威给他们以保护。第二帝国时期，热尔省某地的人们注意到，"农民不关心选举的结果，他们只是投绅士（gentlemen）的票，仅此而已"。（注：尤金·韦伯，前引书，第258页。）这种没有自觉意识，只是一味仰视权威的选民是集权政治生长的极好温床。不仅传统社会的精英们，即那些生活在乡间的贵族绅士，和所谓正统王朝或非正统王朝的继承者们，可以利用农民对他们的习惯性忠诚，操纵身为农民的选民、使正统派和君主主义势力的阴魂迟迟不散，而且路易·波拿巴可以利用农民对行政权利和拿破仑偶像的盲目崇拜，以全民投票的堂而皇之的形式，把自己推上皇帝的宝座，建立起虽有普选权，但人民被剥夺了一切实际政治权利的第二帝国。
    第二帝国时期，政府利用"官方候选人"的方法控制选举，不仅如上面提到的最下层的镇长要保证官方候选人当选，皇帝亲自命令各省省长必须支持官方候选人，为他们作竞选宣传，"开导"选民。在官方候选人制度的保证下，1852年大选中只有5名王朝派和3名共和派共8名反对派当选，其余全是政府的支持者。（注：弗雷德里希·波恩：《法兰西选举》（Prederic Bon,les Elections en France），巴黎，1978年版，第31页。）虽然农民赞成官方候选人相对于受旧日的领主和天主教士的控制来说是一种进步，"它是数百年来法国农民争取独立斗争的变形"（注：弗雷德里希·波恩：《法兰西选举》（Prederic Bon,les Elect-ions en France），巴黎，1978年版，第31页。）但毕竟不是按照农民自己的意志进行的选举，在这种徒有其表的普选中，农民只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投票机器，远不是能充分表达自己意向的现代选民。
    农民大众进入现代民族政治有许多因素发生作用，其中一个主要的条件，是这一群体必须已经卷入了现代民族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只有这样，现代民族政治才能对其群体和个人发生直接的影响，也才能促使农民关心和投入现代政治生活。
    农民与现代社会融合的媒介是商品生产。与市场发生广泛的联系之后，市场价格、城市需求，政府政策等等因素都在影响着农民的生活。这样就把农民的视野从一农一户一村一舍引向更广阔的境地。
    与现代社会生活接轨，至少在两个方面有助于农民进入现代政治。其一是改变了农民对政治完全麻木不仁的态度，因为当国家的制度、政策和法令深深地影响着农民的实际生活以后，法国农民的视线就不能不关注着巴黎了；其二，农民因社会联系扩大，自觉意识提高而产生了自己的要求，以往那种农民唯领主和教士的马首是瞻、唯地方行政官员的意志是从的状况得到改善。农民在精神上和行动上不再完全依赖于传统的社会权威，从而减少了对传统社会的忠诚，打开了进入现代政治的大门。（注：关于法国农民通过市场与现代社会融合的问题，请参见拙文《19世纪下半叶法国农村的变革以及传统农民向现代人的嬗变》，载《世界历史》，1994年第2期。）
    新的经济生活还在农民群体内造成新的社会和阶级的分野。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农民群体内那种几乎人人都占有或租种一小块土地，如马克思所形容的"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子马铃薯是由袋中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注：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恩全集第8卷，第217页。）那种整齐划一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被农民社会地位的升迁变化所打乱。在一些小农丧失土地沦为农业工人的同时，出现一些经营有方的成功的农场主，他们作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加入地方显贵的行列，在乡村中颇有社会影响。农民社会地位的上下流动，不仅改变了农民群体内虽有相同利益，但彼此隔离，没有任何联系的社会格局，造成了新的现代意义的阶级分野和社会结构，而且也削弱了人人拥有几亩土地、几头牛，自己无力参与资本主义竞争，只希望社会权威给予保护的小农意识；对个别权威依赖性的减少，又必然有助于提高农民个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样农民群体的分化、小农意识的削弱和农民独立意识的增强，从根本上铲除了从最高的中心点，对一个整体的各个相同部分发生同等作用进行集中统治的集权政治的存在所必需的社会基础，从而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建立提供必要的社会条件。
    现代社会环境对农民的改造，在农民的选举中得到体现。在普选之初普遍存在的那种全体选民追随镇长一致投票的情况明显减少，60年代末，这种情况基本消失。农村中资产阶级、公证人、医生、教师等新的社会精英正在取代贵族，教士和官方候选人得到农民越来越多的选票。1871年莱翁斯，德·沃盖在保守选区紧跟着梯也尔被选进议会，但在歇尔省却败在一位乡村医生的手下。（注：尤金·韦伯，前引书，第91页。）一位29岁的青年往巴黎销售煤气灯致富后，回乡投资，也被选中。另有一名大印刷商，让500名工人为其竞选游说，结果毫无争议的当选了，据说因为没有人能在花钱上同他竞争。（注：希奥多·泽尔丁：《拿破仑三世的政治体制》（Theodore Zeldin,The Political System of Na-poleanⅢ），伦敦，1958年，第265页。）农民被推上政治舞台后，农民选民也成了各派政治力量努力争取的对象。各种反对派的报纸、杂志和各个派别的宣传鼓动者深入农村，游说村民，更有利于其独立意识的发展。1862年，一位政府官员写道："普选正在告诉我们，民意不能够再被左右，如果我们不是非常明智和机敏的话，我确信在选举中我们将会遇到许多敌手"。（注：希奥多·泽尔丁，前引书，第98页。）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1852-60年，农民还屈从于社会权威、贵族和教会的保护，选举基本为官方操纵的局面，到60年代不再出现了。1863年选举中的政府反对派三倍于1857年，1869年选举中，政府候选人的选票与反对派的选票为445万比335万。从选票上看，政府的优势正在丧失。伴随着选民，特别是农民选民的自觉意识和政治觉悟的提高，第二帝国的大厦已摇摇欲坠。
    参加选举的政治实践有利于农民的成熟，70年代后，农民在选举期间谈论政治，谈论共和派，谈论征税和农业贸易保护等问题。他们已经学会把自己的要求与投票选举结合在一起。70年代来，一位偏僻地区的乡里人说道："如果魔鬼能给我们修博姆公路，我就投它的票。"（注：尤金·韦伯，前引书，第209页。）由于共和派成功地利用了农民对旧制度的憎恨，向农民宣传王朝复辟意味着农民小私有者地位的丧失，意味着恢复什一税和封建劳役等，70、80年代共和派赢得农民的支持。虽然在1871年2月的选举中，人民要求和平的愿望使得主和的正统派、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占了上风，但1871年7月至1875年的历次补选中，共和派均占多数。1876年2-3月的众议院选举，共和派终于获压倒多数。法国农民超越传统走向现代，完成从保皇派到共和派的转变的时候，共和制才在法国扎下了根。
    四、几点启迪
    纵观法国农民介入现代政治的过程，我们可以得到某些有意义的启迪。农民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的社会群体，就其阶级本性和特质而言，具有明显的反资本主义倾向。虽然被封建制度压迫的社会地位，以及实现政治现代化的革命序幕所造成的大的历史环境和革命氛围，能够把农民推向革命，使之作为一支卓有影响的革命角色步入政治舞台，给封建制度以摧枯拉朽似的打击，但是农民阶级本身并没有在革命中得到改造。正因为如此，在革命的政治力量摧毁土地贵族的势力之后，在革命中得到发展，在革命后又极力维护其小私有者的地位，坚持小生产方式的小农阶级就成了抗拒现代化的主要社会群体。现代化的革命变革，打破了农村中土地贵族与农民阶级之间的均衡之后，没有新的社会链条把农民阶级联系起来，彼此没有关系各自独立的小农生产和缺少自觉意识的小农阶层，恰恰是万能的行政权力和社会权威立足的社会条件和基础。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大革命以后的几十年里，法国资产阶级一直在为建立共和制的现代民主而斗争，共和的曙光虽偶尔闪现，但斗争的结果总是出现与斗争者的意愿相反的专制帝国的根本原因所在。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土地贵族的顽抗势力可以用政治革命的力量来摧毁，而对小农的改造则必需是依靠资本主义新的经济力量的冲刷。当小农的生产方式和思想观念还在传统的框架里徘徊的时候，普选权即参政权只能造成这样一种后果，即由于农民对现代政治的一无所知，而被别人操纵引入歧途。在1848年的法国，波拿巴正是利用小农对拿破仑的崇拜，小农对行政权力的无条件遵从，以及它们与突然出现的普选权结合而产生的政治力量，打倒了共和国，产生了第二帝国。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为市场经济所改造，传统的农业社会共同体普遍崩溃，小农的社会构成被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和上下流动的社会联系所取代，小土地观念被新的社会思想所削弱，农民本身这才得到改造，他们从传统社会影响的庇荫下走出来，与现代社会融合。只有在这里，在农业社会和农民阶级这一抗拒变迁的落后区域和保守群体都被新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力量所分解之后，建立现代民主制度的社会条件才真正出现，法国政治上大起大落的动荡局面也才结束，法兰西共和制度最终确立。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排除了土地贵族的障碍之后，政治现代化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改造传统农民，农民问题解决的快慢，直接关系到现代民主政治建立的顺利与否，而解决农民问题最基本的途径，不是政治的暴力手段，而是经济的自然力量，和社会总体环境的进步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