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杜马设立后的一系列事实也说明了杜马的确具有一定的实权，沙皇的权力的确受到了限制。1906年7月8日政府解散了国家杜马以后，二百多名杜马代表聚集于维堡，采取了一个被维特称为"十分革命的行动"（注：（俄）谢·尤·维特：《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续集），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325页。），发表了一个《维堡宣言》，号召人民支持杜马，指出："政府在人民代表机关不同意的情况下无权向人民征税，也无权召集人民服兵役。因此，现在当政府解散了国家杜马之时，你们有权不为它提供一兵一卒、一分钱。"（注：（俄）《祖国历史》1996年第4期，第70页。）从这一宣言中可以看出，国家杜马具有征税权、征兵权等。同时，沙皇对自己的权力受到限制感到十分苦恼，时时刻刻都希望恢复到过去无限专制的时代。如1913年，尼古拉二世在致马科拉克夫的一封信中就曾建议"立刻"在大臣会议中讨论他"很久以前的一个关于修改国家杜马章程中的一个条款的想法，如果杜马因此而不同意国务会议所作的修改，那么这一法案也就泡汤了。这在我们缺少宪法的时代是根本毫无意义的！把多数人和少数人的意见提交皇帝选择和批准将是对以前平静的立法活动过程的一个很好的回归，而且还符合俄罗斯精神"（注：Е。Д。切尔明斯基著：《Ⅳ国家杜马和俄国专制制度的推翻》，莫斯科，1976年，第41页。）。
    四
    俄国国家杜马作为议会的下院，与欧洲实行责任内阁制的国家相比，权力的确不是很大。这是俄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造成的，是有深刻的历史根源的。
    沙皇俄国是地处欧亚两大洲的农业大国，是东西方文明的汇聚地，受到东西两种文明的影响。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俄国的政治历史传统既不同于西欧一些国家，也不同于东方国家；但它又既具有西欧国家的一些民主因素，也具有东方国家的专制特征。俄罗斯早在988年就接受了拜占廷的具有专制色彩的东正教，后来又曾受蒙古人近三百年的统治，拜占廷的影响和蒙古人的长期统治不可能不影响到俄国政治体制的发展，使俄国的政治发展打上了深深的专制主义色彩。
    另外，从16世纪起就开始与西方国家进行经济文化交往，一直梦想成为欧洲大国的俄罗斯，在与西方的长期交往中也吸收了一些西方文明的因素。早在1549年，俄国历史上就出现了与西方议会相类似的等级代表会议--缙绅会议（земскцйсобор），制约着沙皇的权力，甚至还两次选举过沙皇（一次是1598年；另一次是1613年）。但是，俄国的缙绅会议又与西方的议会不完全相同。由于频繁地与周边国家发生冲突及对外侵略扩张的要求也需要集权，而且沙皇和代议机构在对外方面又往往是一致的。这也就形成了俄国沙皇权力过大与议会权力相对过小的传统。俄国历史上的缙绅会议不像西方国家的议会那样与皇帝争权，相反却竭力维护沙皇的权力。1905年革命前后，俄国的一部分自由主义者，更多地受德国立宪实践的影响，不主张过分地限制皇权。在三、四届国家杜马中影响较大的十月党人，当时就要求建立缙绅会议式的代议制机构，国家杜马的设立基本上符合了十月党人的这种要求，也体现了俄国的历史传统。
    沙皇当时设立国家杜马的最主要目的不是向时代让步，主要是为了平息国内的动荡。但国家杜马的设立非但没能平息革命，相反却由于国家杜马的权力过小而加剧了国内的动荡。因为国家杜马不想成为政府的工具，而是想利用革命对沙皇政府造成的恐惧，要挟沙皇作出更大的让步，更大地限制沙皇和政府的权力，以树立杜马的绝对权威。结果造成了沙皇两次解散杜马。最后斯托雷平通过所谓的"政变"平息了政府与杜马的冲突，使政府与杜马达成了一致。如今俄罗斯政府与杜马的冲突归根到底还是一种权力之争，国家杜马利用国际金融危机造成俄国金融市场动荡的形势，向政府发难，最终目的就是要削弱总统的权力，建立议会制的政府体制。但无论从俄国的历史，还是从其现实来看，俄罗斯作为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都不易过于分权，尤其是在社会动荡时期。目前俄罗斯侧重于按总统制机制发挥作用的体制，实际上有利于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