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西学思想的发展，是随着中国人民对西方文化认识程度的不断提高而发展的。但"五四"以前由于人们对西方社会形态认识不足，西学实践亦出现许多纰漏。"五四"以来对西方文化的趋向完整的认识使西学实践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旧有的西学模式能不能继续下去？西方文化走向中国的最有效的途径是什么？"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在西学道路和方式的选择问题上产生了困惑。然而时代要求他们作出回答，他们陷入了对这个理论问题的思索和探讨。由于阶级、个人经历特别是思维方式因素差异，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从而导致新文化运动同仁的分化。一部分激进和民主主义分子转化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作韧性的战斗，如李大钊、陈独秀等；另一部分仍然停留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寻求另外一种他们理想的使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道路，胡适就是后者的代表。
    一、弹性的西化主张
    胡适是个思想"西化"倾向十分严重的人物，是全盘西化论的最早提出者。但他的"全盘"明显带有水分，具有无可争议的伸缩性。
    先就胡适提出的全盘西化论的历史环境来看。 一般认为， 胡适是1929年为《中国基督教年鉴》的那篇英文稿里最早提出"全盘西化"主张的。 然而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在这篇文稿里， 胡适同时应用了"wholesalewesternization "（全盘西化）和"wholeheartedmodernization "（充分现代化或全力现代化）这两个词来表达他的西化主张（注：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年谱》台北联经出社事业公司，1984年版。）。这里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胡适十分向往西方近代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力图使中国全方位地学习西方；第二，说明胡适此时的西学主张还十分模糊，在词义表达上还模棱两可，含混不清。20年代末，胡适虽然十分尊崇西方文化，但是提法仍然相当谨慎，都是用"评判的态度"去对待任何一种文化的特质的，对西学表达也只是"模仿"一词。但1935年3月， "全盘西化"分子陈序经在其《独立评论》142号上发表《关于全盘西化答吴景超先生》一文， 指出胡适"不能列为全盘西化派而乃折衷派中之一支流"（注：辽宁大学《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二集六册。）。这对于一贯反对折衷调和论调的胡适来说无疑是一种误解、冲击乃至刺激，为了表白自己和折衷派不是一丘之貉，胡适为自己作了辩护并声明"我是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全盘西化主张的"（注：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年谱》台北联经出社事业公司，1984年版。）。可见，胡适的"全盘西化"主张的明确提出是被"激将"出来的，是在维护自己观点反对复古派和文化折衷派主张时，不恰当地把自己"硬"塞进了"全盘西化"队伍中。胡适对"全盘西化"的理解是有其特定的内容，我们不能因为他明确赞同"全盘西化"主张就放弃对其西学主张的全面分析。
    "全盘西化论"提出后，立即遭到了左翼文化界、文化复古派与文化折衷派多方面多层次的一致反对。胡适在批判对象中自然首当其冲，成为众矢之的。在四面楚歌的境况下胡适于1935年6 月发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对"全盘"一词作了说明，表达了他的"原意"是："我赞成'全盘西化'原意只是因为这个口号最近于我十年来'充分世界化'的主张……'全盘'的意义不过是'充分'而已，不应该拘泥作百分之一百数量的解释。'充分'在数量上即是'尽量'的意思，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他也"不能不承认，数量上的严格'全盘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况且西洋文化确有不少的历史的因袭的成分，我们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实上也决不会全盘采取"（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胡适与中西文化》台北水牛出版社，1984年版。）。同年7月9日胡适又在《独立评论》上发表《答陈序经先生》，竭力申明把自己的思想同文化折衷派区别开来，再次表白自己是"全盘西化"论者的同盟军。不过他又特别指出"全盘"一词可以"妙用"，有"伸缩的余地"。对于这个容易引起误解并错误地加以传播的"硬性字"，胡适主张废掉，使之"弹性化"，改用"充分"，"尽量"等字（注：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年谱》台北联经出社事业公司，1984年版。）。这里，胡适显然没有理解陈序经百分之一百的西化主张，在其"全盘西化"遭到围攻时，他还在为人辩护："其实，陈序经先生的原意并不是这样"（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胡适与中西文化》台北水牛出版社，1984年版。），还想把自己的思想捆缚在"全盘西化"的一方，免得沾上一点"折衷派"的尘埃；实质上他的思想本来就同"全盘西化"的理想模式格格不久，其西化主张具有鲜明的个体特征。
    由于历史发展、地理环境和民族风俗诸因素的差别，造成了文化的隔离机制，形成了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中西文化的内在机制就有很大差别。随着历史的发展，各国间封闭状态被打破，世界各民族文化逐渐进入碰撞--融汇--再造递次上升循环往复的文化变动历程。在"融合"这个重大的文化问题上，胡适对当时种种谬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针对梁漱溟的"世界文化东方化"的观点，胡适尖锐地指出："东西文化的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决不是'连根拔去'和'翻身变成世界文化'两条路所能完全包括。至于此刻的问题更只有研究双方文化的具体特点的问题，和用历史的精神与方法寻求双方文化接触年代如何选择去向的问题，而不是东方文化能否变成世界文化的问题"（注：《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卷二，卷四。）。可见，实用主义者胡适摆脱了东西文化融合的某些无益地理论纠缠，而着眼于文化建设中最见效最实际最直接的问题，即文化模式的选择和文化建设道路选择。而这种选择只能作"大方向"上的选择，这个"大方向"就是"充分世界化"。完成现代化的方式就是学习代表目前现代化水平的西方诸强，从而使中国"充分世界化"，这才是胡适"全盘西化"主张的真正含义。也就是说胡适的"全盘西化"主张同陈序经的"全盘西化"有本质的差别。陈说主张将西方模式全盘推入，全盘构筑，是指文化结果上的完全西方化，这显然是一种痴迷的热狂的幻想。而胡适主张则是文化选择中的道路选择或方式选择，是西学主体--人在意向上的全盘西化，而不是指文化结果的"全盘西化"。这种道路选择上的西化主张不能说毫无实践意义。
    文化折衷派的主张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翻版，对西方文化"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去其渣滓，存其精英"（注：陶希圣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原载1935，1，10 《文化建设》转引自辽宁大学资料。）。这实质上是把"他们的保守心理都托庇于折衷调和的烟幕弹之下"（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原载《独立评论》145号，转引自辽宁大学资料。）。可以说， "文化折衷"是一种文化道路选择意义上的"折衷"；而"折衷文化"是指文化融汇的结果，是集各民族文化成份之大成的新型的文化体系，这种文化体系仍以民族文化为"本位"。胡适反对文化折衷的道路，但并不否认"折衷文化"形成的可能。相反，在许多文章中他都正视了这种现象。1919年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指出："调和是社会的一种天然趋势。人类社会有一种守旧的惰性"。这里的"保守性"或"惰性"，实际上是指民族文化个性特征对外来文化样式内在的不相容或排斥的态势和力量。"文化本身是保守的。凡一种文化既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自然有他的绝大保守性，对内能抵抗新奇风气的起来，对外能抵抗新奇方式的侵入。这是一种文化所公有的惰性，是不用人力去培养保护的"（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原载《独立评论》145 号，转引自辽宁大学资料。）。基于这种惰性力的存在，"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注：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年谱》台北联经出社事业公司，1984年版。）。"而"中国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大的可怕，我们正可以不替'中国本位'担忧"。相反，"而应该焦虑那固有文化的惰性太大"。"中国今日最令人焦虑的，是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处处都保持中国旧有种种罪孽的特征太多了，太深了，所以无论什么良法美意到了中国都成了逾淮之橘，失去了原有的良法美意"（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原载《独立评论》145号，转引自辽宁大学资料。）。 因此，自称为"革新家领袖"的胡适就竭力主张用极端的办法实现一个具有较多西方现代化色彩的中国本位文化，这就是折衷文化。这种对文化建设道路的选择在理论上堪称"深刻的片面"。
    这种折衷文化是文化融汇的必然结果，"凡两种不同文化接触时，比较观摩的力量可以摧陷某种文化的某方面的保守性与抵抗力的一部分。其被摧陷的多少，其抵抗力的强弱，都和那一方面的自身适用价值成比例。最适用的，抵抗力最弱，被淘汰也最快，被摧毁的成分也最多"。如钟表的替代铜壶滴漏，如枪炮的替代弓箭长矛，是最明显的例子。如泰西历法之替代中国的回回历法，是经过一个时期的抵抗争斗而实现的（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原载《独立评论》145号，转引自辽宁大学资料。）。 西方文化的引进决不会"化"掉中国人的生活习俗等自己的传统，这就是胡适对"全盘西化"结果认识的描述--折衷文化的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讲，胡适主张的"全盘西化"实质上是"全盘西学"，这就与陈序经理解的"全盘西化"大相径庭。
    退一步讲，如果胡适真的主张文化结果的"全盘西化"，那么在他的心目中必然有一个可供移植的文化模式。事实上胡适并不主张去生搬硬套某种模式，"我不是说要用人家所得的结果来做模范，因为那很容易陷到盲从的地步"（注：《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胡适讲演录》下册，华东师大《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从实用主义态度出发，胡适选择了"选择"这种方式："我们的问题是救国，救这衰老的民族，救这半死的文化，凡可以使我们起死回生，返老还童的都可以采用，都应该充分收受。我们救国建国，正如木匠建屋只求材料可以应用，不管他来自何方"（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论文选》希望出版社，1936年版，一集卷五。）。这种注重效果的实用主义观在理论上不无缺憾，但它对于封建顽固派和文化折衷派是一种积极的反动。
    理论上对"选择"的选择付诸实践便是让东西文化在同一环境里互相碰撞，自由接触，适时融合，这种自由接触的方式在胡适看来即是"全盘西化"。"我的愚见是这样的：中国旧文化的惰性大的可怕，我们正可以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忧。我们肯向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不可疑的。如果我们的老文化里真有无价之宝，禁得起外来文化的洗涤冲击，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会自然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汰而格外发扬光大的"（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原载《独立评论》145号，转引自辽宁大学资料。）。 这便是胡适西化主张弹性特征的精义之所在。